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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美国的刑法中，没有数罪并罚一说，而是一罪一罚。像小王的案子，每抢一次银行，法官判他一条罪，一个刑期，最后把所有的刑期加起来，就成了80年。美国监狱里被判一两百年有期徒刑的大有人在，实际上跟无期徒刑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听上去有根有据，好像很公正。
对于无期徒刑，美国一般有两种判决。一种是不确定刑。越狱的威尔逊，就是被判处30年至无期徒刑。当30年的下限执行完毕后，如符合条件，便有机会假释；另一种则是确定刑，即无期徒刑，犯人不得假释，对一个在纽约市长岛地铁内开枪杀死数名乘客的非洲移民就是判的确定的无期徒刑。无论这个犯人表现如何，都注定要终老狱中，永无出头之日。
美国的有期徒刑也可以判不定期刑。如20年至30年，幅度很大。下限是20年，表现好的20年后可能获得假释，否则就得坐到30年刑满释放。一般情况下，只要犯人没有大的违犯监规的行为，都可能执行完下限就被陆续假释。
而中国只执行固定刑期，没有幅度，如果违犯监规，就只好加刑。但实际上与美国的刑期相比并无太大的不同，对犯人来说实质上是差不多的。
再比如，在中国，犯人违犯监规要关独居，以示惩戒；在美国，犯人照样要关独居，不过不说是惩戒，而说是采取保护措施，既保护其他犯人也保护该犯自身。这样听起来的感觉要比说惩戒好得多，而人权组织却只把矛头指向中国，除了偏见外与中方的自我表达方式也有关系。
小王在第一监号常向李易之询问法律上的问题，当他得知中国的刑律并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无情，而美国的量刑也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人道后，后悔不迭。当年判决之前，法官曾问过他是否愿意被遣返大陆，因为他是非法移民，小王生怕送他回去后会被枪毙，死活要留在美国坐牢。李易之告诉他，迄今为止，中国还从来没有对城外触犯中国刑法以外的罪判处死刑的案例。小王当初如果选择遣返中国，绝不至于要蹲80年的大牢才能出狱。
美国的法律千奇百怪，小王执意留下来，落得个永无出头之日，可也有真正的罪犯到了美国，大钻法律的空子，最后反倒逍遥法外的。
几年前，FBI会同国际刑警，在美国加州、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一举破获了一个华裔贩毒集团。加州开庭时，要求将主犯从中国大陆押至加州作证。
那名主犯到美国后，不知受了哪位“高人”的指点，一上法庭，就把自己说成是无辜者，是中国政府强迫他来作伪证的。他当庭要求政治庇护，理由是如果返回大陆，必遭枪决。
由于中美两国司法部门对此案有协议在先，美国移民局和司法部自然否决了他的庇护申请。
没想到，那主犯立即另辟蹊径，居然状告美国司法部种族歧视，草菅人命。这一来此案变成了民事诉讼。地方法院的法官准了他的状，将主犯无罪开释，还发给他绿卡。那位法官还写了一百多页的“万言书”给美国司法部，严厉谴责司法部践踏入权，执意将明知会被判死刑的人遣返中国大陆。
这位法官并不糊涂，他这样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是借题发挥，沽名钓誉罢了。
中国方面显然低估了美国法官的职能，以为和政府部门有了默契就万事大吉。没料到一个地方法院的法官，在司法独立的美国，是完全可以推翻司法部的决定的。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八）I－1访问学者
大李瘦高个，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一副学究派头。在饭厅被黑人犯人抢走冰激凌的就是他。
大李原是国内某大学最年轻的讲师，4年前以J－1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进修。临行前，校长许了愿，在美国学有所成，回国就提副教授。
大李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遇。他心无旁骛，孜孜以求，全身心地投入学习研究之中。工夫不负有心人，一年飞快地过去了，大李的进修访问，在学术上取得了累累硕果。
大李非常满意自己取得的成就，想到临近回国，也该放松几天了。他准备给自己放放“假”，找在美国的老朋友老同学聊聊天。
大李的朋友和同学，在美国不是做J－1访问学者，就是读学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一聊不要紧，让大李足足长了一番见识，终于发现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帽儿。
A君出国前就做好了扎根美国的准备，一到美国，便使出浑身解数，为延期创造条件，他疏通了系主任，获得了新的奖学金，可以在美国再进修两年。
B君刚到美国就申请上另外一所大学，被录取后，就把J－1（访问学者）身份，换成了F－1（自费生）身份。国家给他的进修经费正好为自己交第一年的学费。刚刚稳定下来，就把老婆孩子接来陪读。现在一家三口，过得十分滋润。
C君年龄较大，不想在美国发展。他不想在美国这遍地黄金的世界里“虚度”光阴地寒窗苦读，干脆到中餐馆全日制打工，现在一年即满，他知足者常乐，准备就此打道回府，检点阮囊，颇不羞涩，国家给的一年进修资助还剩下大半，加上一年的血汗钱，竟已是个美元万元户，也算不枉此行。
D君夫妇来自国内某大城市总医院，当年两口子双双争取到J－1访问学者的名额。到美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学的医院里各自找了一份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第二件事就是买了一幢三层楼的独栋房子，国家给他俩的进修费用全部用来交了头款；而出租出去的两层楼的租金则用来交每月的分期付款；第三件事就是不失时机地生下了一个小公民。按美国的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当然的美国公民，父母作为孩子的监护人，自然不会再有被驱逐出境之忧。这两口子精明过人，孩子出生不久，就把姥姥接来帮助看孩子，实际是雇了个免费保姆。老太太逢人便夸女儿女婿：
“都说到美国上学、打工如何辛苦，我看是没有的事，我们才来不到1年，房子、车子、孩子、工作都有了，瞧我这宝贝外孙，还是个小美籍华人哪！”
E君……
听听人家，看看自己，大李差点没背过去。他一年进修了6门课，累得要吐血，可离博士学位要求的学分还差一多半。平时省吃俭用，国家给的进修费全都交了学费，现在所剩无几，想读完博士学位已无条件，再说J－1签证即将到期。他大彻大悟了，原来人家把这一年的进修作为跳板，先把自己搞定后，再从长计议不迟，惟有他实心实意，实实在在地苦苦进修了1年。
大李越想越不甘心，学位、绿卡、美元，要什么没什么，更别提把老婆孩子接来了。就这么回去，岂不被人耻笑。不行，大李终于下决心逾期不归，在美国“黑”下来。
没有了身份，根本找不到正式工作。大李只好屈尊到中餐馆非法打工，一天下来，累得两眼金星乱冒。他不禁思量，照这么玩命，不知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这时，有人帮他出主意，说是要有一笔钱，就可以办投资移民。最好能和国内做成一笔生意，那样一举两得。
大李动了心，他开始留心中美贸易动态，运用自己所学，在美国的市场，寻找国内需要而又紧缺的产品。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一种国内急需的高科技产品。托朋友与国内的用户一联系，对方说有多少要多少。
这一下大李振奋不已，他想这种产品运回国，既填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的空白，自己又发了财，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生意做成，他便再也不用打工了，美元、绿卡眼看唾手可得。
大李开始积极与这种产品的供货商联系，他按照产品广告上的信息拨通了供货商的电话。
“请问我能给您什么帮助吗？”对方客气地问道。大李说出了所需商品的名称、规格和第一批需购买的数量。
“可以，我们完全可以满足供货要求。请问对付款方式您有什么想法。”
“当然是信用证结算。一旦货物到岸，货款立即就会划过来。中国银行的信用，3个A。”大李自豪地告诉对方。
“请等一等，我请负责国际贸易的经理亲自和您谈。”
对方似乎很重视这笔买卖，叫来了另一个被称作国际贸易经理的人和大李交涉。
双方很快谈妥了，对方留下了大李的详细地址和电话。
一切进展顺利，供货商同意按期供货，国内方面也同意按期付款，信用证已开出。惟一的麻烦是这种产品属于美国对中国禁运的产品之列。有人出主意，出关时谎报为其他普通商品。大李急功近利，想跟美国法律玩一次游戏，决定亲自携货登机。
机场里人来人往，大李右手提着装货的大箱子，左手提着自己的随身旅行箱，那里面有带给妻子、孩子和父母的礼物。他激动地想象着亲人团聚的时刻，只要右手这只箱子顺利出境，再回来时便可携妻、子一同踏上美国本土了。他走到随机行李托运处，递上填好的行李清单，把右手的箱子放上传送带。
“Mr．李。”
有人招呼他。大李抬头一看，那位负责国际贸易经理业务的供货商出现在他身边，面含微笑看着他，那微笑中带着些许嘲弄。
“啊，是你！怎么，有什么事吗？”
大李不知供货商为何到此，难道给他的货有问题？
“你说对了，有点事，请跟我走一趟。”
“供货商”说着，一副冰冷的手铐铐在大李手上，接着那人亮出了FBI的证件。原来那人是FBI的特工，大李联系出口业务时，接电话的业务员一听是中国方面的业务，便立即召来正在他们公司巡视的FBI特工。大李居然一直在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谈一笔禁运商品的出口业务！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大李便这样被投进美利坚合众国的监狱。
“都进来一年多了，家里还一点不知道。老婆孩子还以为我正帮他们办绿卡呢！中国人太好面子，要不是当初怕回去被人耻笑，一家人早团聚了。再怎么样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大李捧着出国前一家三日照的全家福，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你看这一屋子的犯人，什么德性的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我是成天提心吊胆，说不定哪天他们斗殴或者泄愤就会殃及我。他们的处境比我还要好点，好歹还有亲人来探监，我是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就这样还得写信编瞎话搪塞安慰家里。不过，要不是还有大洋彼岸的家人在盼着我回去，我早就不想活了。”
说到这里，大李已经泪流满面。
对D夫妇那样各显神通的过海八仙们，大李颇有微辞。他认为，国家那么穷，却挤出大量外汇供这些人出国访问进修，无非是想他们学成归国，为祖国的发展做贡献。他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民脂民膏，可是却拿了国家和人民的经费当跳板，躲在美国不回去，跟小偷有什么区别？在国内，盗窃几百元人民币要判徒刑，可把几万美元据为己有，却不仅没有人追究，反而从此踏上个人发展的康庄大道。这算什么道理，岂不是鼓励人人学样，只顾自己，损害国家！
“国家给我的钱绝大部分都交了学费。我那一年天天吃方便面、热狗肠，吞从国内带来的维生素维持营养，电影都没有看过一次。现在一贫如洗，除了一天三顿猪食，连买方便面的钱都没有。每次流动货车来，只好眼巴巴站在远处看着。好容易盼到一次监狱改善伙食，老黑还抢我的。”
大李越说越伤心，泪水止不住地住下淌。他也就能和这位中国人狱警说说心里话，倒倒苦水了。
“你怎么不在指挥中心申请打杂儿？一来可以挣点钱，二来也可以离他们远点儿。”
李易之指了指那些犯人。他对大李的处境十分同情。
“唉，”大李叹了口气，“我申请多少次了。上回跟我一块儿考试的戴红帽子的犯人，一分钟才打35个字，我一分钟能打55个，而且精通电脑，不知为什么，红帽子却得到了那份差事。”大李无奈地说。
自从威尔逊逃跑后，红帽子被调到指挥中心打杂。他总是神神秘秘的，看样子跟卷毛少尉交情不浅。
大李提到红帽子，李易之不禁想到美国存在的“关系学”。美国可不像一些向往西方的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切凭本事公平竞争，其实照样存在着凭关系，走后门的事，不过更隐蔽，处理得更巧妙罢了。
跟李易之一起到监狱工作的一个白人狱警，从上班后就没正经干过活。他每天晚来早走，没事就泡在头儿的办公室里聊天。不久前，有传闻说犯人举报他往监号里带海洛因，要是放在别人身上，早就停职审查了。而他不仅没有被审查，两个月后还被调到市警察局当警察，彻底离开了令人生厌而又充满危险的监狱环境。按正常程序，招一名警察完成例行手续至少要半年时间，何况他又有贩毒的嫌疑。后来有人告诉李易之，那小子之所以一帆风顺，化险为夷，全仗着他爸爸是女犯监狱的监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