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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虽以高八度的调子评价曹振镛，但认真搜求，无论立德、立业，曹公均无赫赫过人之处。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此公一贯作风。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首领林清发动“禁门之变”，嘉庆帝正在热河，随行诸臣闻变失措，劝谏皇上不要立即返京，先调兵前往镇压再说，当时只有太保、领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力谏皇上回銮，以亲自控制朝局，情真意切以致涕泪纵横。当时留京办事的曹振镛，在镇压天理教徒起义后，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保持城内平静。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嘲讽曹、董二公：“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据说，两人见了这副对联，不禁相视而笑。
追求无为（3）
高冕
由于确实没有多少事值得传记，《清史稿》中曹振镛列传的篇幅很短，仅七百余字。傅恒是乾隆朝领班军机大臣，在这个位置干了十六年，只比曹公多干一年，死时还不到四十八岁，比曹公少活二十多年，但他的传记篇幅足比曹公长五倍。
平平庸庸却能平步青云，无所建树却能长保荣宠，其中必是大有奥秘。那么，这一奥秘是什么呢？
《瞑庵杂识》中说：“曹文正公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多磕头、少说话”仅六字，高度凝练。事理透彻必简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曹相国将玄而又玄的做官秘经仅用此六字说尽，也可算一绝。此公无论立德、立业、立言，均没有什么可以名垂青史的，但这一做官六字诀绝对流芳百世。不然，这一密室耳语、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怎会一出口便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表示谦恭，含义多多，但人见人爱；少说话，不是不说话，更不是乱说话，而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一下说到点子上。古来便有“伴君如伴虎”之说，曹公“多磕头、少说话”，能让至高至尊的道光帝满意，能让他老人家十几年如一日地满意，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多磕头、少说话”六字诀，是曹公为官数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之所以奉行这一六字诀，要害是曹公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
道光帝是个守成皇帝。他所处的时代，对大清王朝而言，由盛转衰；对中国社会而言，漫漫两千多年封建政体走向尽头、面临分崩离析；对中华民族而言，面对着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大碰撞大激荡。但掌握中国这条古老大龙船舵把的道光帝，面对轰然而至的历史巨变，面对“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缺乏变革创新的魄力和能力，抱残守缺，麻木不仁，一味因循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古老龙船烂帮进水、日渐沉沦。
曹振镛把皇上的“守成主义”当做自己的旗帜。
道光帝崇尚节俭，曹振镛厉行节约。
综观中国历史二千余年、二十多个朝代，道光是最“抠门”的一个皇帝。在当皇帝前，道光帝就深受儒家传统德俭思想的熏陶，认为大清王朝创业艰难，守业更难，只有崇俭去奢，节俭爱人，才能保持王朝万世不衰。在他所著《养正书屋诗文全集》中，倡行节俭的文章占有显著篇幅，《崇俭去奢论》、《节用而爱人论》、《临财而无苟得论》、《节以制度论》等等。当皇帝后，他将节俭思想上升为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进行系统阐释，道光元年的御制《声色货利论》，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御制《慎德堂记》，是他宣扬节俭思想的代表作。道光帝模范践行自己的主张。一方面，他力戒宫廷浮华。裁减仪仗，道光元年正月初一，他首次登临太和殿，就下令乐设而不作，不读贺表，当年还停止他从圆明园返宫时王公大臣恭迎接驾、大排仪仗的繁文缛节。规定皇室成员婚礼从简，他最宠爱的皇六子奕举行结婚典礼，按制在接新娘进宫、行跪拜礼后，要在宫内大摆宴席，但他特地传旨，停止奏乐，取消宴席；五公主出嫁，他要求内务府官员从俭办理，置办嫁妆及所有仪注开销不得超过两千两银子，不然由内务府大臣赔垫，内务府大臣抠抠唆唆地操办，结果还是贴赔了数百两银子。省简膳食，他自己每日只点四盘菜肴，一次皇后过生日，破除大摆筵席旧例，吩咐只用猪肉打卤面赏赐内廷，为清历朝所罕见。裁减陵寝工程，谕令务使朴实，裁减陵内月台、碑亭等工程。另一方面，他削减地方进贡。定期向皇帝纳贡，这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定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道光帝刚即皇帝位，就下了一道严厉的谕旨，谕令停止一切供献，连食品也不准进呈，表达了他立戒奢靡的决心。结果，他在位三十年，各省贡赋裁汰大半。
道光帝的“抠门”故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但最经典的，是他穿破裤的故事。道光帝的套裤长期穿用，膝盖上磨出一个窟窿。道光帝没有扔掉，令人补好继续穿用。曹振镛身为宰辅，立即带头效仿，第二日便穿上打补丁的裤子上朝，其他大臣也随之效法，一时满朝文武都风行穿破裤上朝。其实，并非人人都真穿破裤子，不少大臣只是在好裤子上打了一个补丁而已。一日，道光帝召集军机大臣议事，领班军机曹振镛离皇帝最近，道光帝见曹爱卿的套裤上也有一个补丁，便问：“尔的套裤也打补丁吗？”曹振镛答：“换件新的要费不少银子，故打了个补丁。”道光帝听了龙颜大悦，接着又问：“尔打块补丁花了多少银子？”曹振镛怎么也没想到皇上会关心这种细枝末节，愣了好一会儿瞎编道：“臣花了三钱银子。”道光帝听了吃惊道：“宫外的价钱真是便宜。宫内打这个补丁，足足花了五两银子哩！”
曹振镛跟皇帝跟得很紧。道光帝好求全责备，曹振镛喜挑剔微疵。对乾隆帝出生地之误事件的处理，就可看出道光帝此人爱挑小毛病。曹振镛进士出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三次充当学政，四次主持乡试，“凡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会做文章、会看文章是必定的，但此公与道光帝保持一致，判定他人文章竟专来剔挑微疵，见小不见大。“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八股文章做得循规蹈矩、滴水不漏，皇上肯定喜欢，若是出了纰漏引起龙颜震怒则是不得了，因此，文章里有没有治理天下的真知灼见，反倒无关紧要了。道光帝朱批用楷书，于是楷书几成衡量文章、奏折优劣的最高标准。陈康祺《郎潜纪闻》载：“当时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不但试卷苟求楷法，奏折也苟求楷法，“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诟，评第妍媸。”如此一来，不仅造成学风不正，“末学滥进，豪杰灰心”，而且进言质量严重下滑。
追求无为（4）
高冕
道光帝讲得多做得少，曹振镛干脆为皇上创造一个“抽查法”。道光帝虽也有励精图治愿望，但拿不出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就事论事，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谕令很多，检查很少，雷声大雨滴小，结果往往执行受阻、诏令落空，“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弄得他本人也心灰意冷。道光帝除了每日披览奏本外，还要批阅蝇头细书的中外题本。奏折、题本堆积如天，日搬日增，怎么也搬不空，令道光帝苦不堪言。认真看吧，怎么看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恐被臣下欺蒙之弊。一日，道光帝向宠臣曹振镛诉苦，问有何好办法，曹振镛献计道：“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道光帝听了暗暗称绝，按曹爱卿计策行事，果然自己省时省劲，臣属战战兢兢，把很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
史学家苏同炳先生说：“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上行下效。有道光帝，就会有曹振镛；有曹振镛，就会有曹振镛式的中小官吏。
曹振镛的做官之道，对当时官场风气影响很大。有一首《一剪梅》描述了这一柔糜颓靡、圆滑世故的官场习气：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这首《一剪梅》，是曹振镛做官六字诀的绝妙诠释。“多磕头、少说话”上升为官道理论，成为官场没有期限的通行证，是曹振镛的贡献。
“多磕头、少说话”，论其中道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而曹公走红背后，功夫极其深厚。
要说曹公平庸，他会笑你浅薄。
大智大爱（1）
高冕
咸丰朝满汉文武，最受宠信的汉大臣是杜受田。
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间，六十四岁的杜受田死在抗洪赈灾现场。噩耗传入紫禁城，咸丰帝痛哭流泪，十分悲痛。他立即晋赠杜受田为太傅，使其位列“三公”，成为嘉道以来惟一追赠太师者；晋赠他为大学士，给予文官最高品级的职衔；赐谥“文正”，使其获得咸丰朝大臣中惟一最高谥号；亲临赐奠，抚棺痛哭，如丧考妣，以示痛悼优隆。如此死后哀荣，实属罕见，史称“终饰之典，一时无比”。
杜受田获得咸丰帝宠信的原因，主要两个方面：其一，大彻大智，帮助奕夺得皇太子之位。其二，鞠躬尽瘁，赞襄咸丰帝对付内忧外患。
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十七岁的杜受田踏进上书房，担任皇四子奕师傅。按传统算法，奕这年六岁，这是虚龄；论周岁，奕仅四周岁。
道光帝为皇四子挑选师傅非常严格。因为，皇四子对他乃至爱新觉罗氏江山社稷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皇四子奕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831年7月17日）。这位皇子在圆明园湛静斋（后改称基福堂）的呱呱坠地，对道光帝灰暗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慰藉。这一年，道光帝已五十虚龄，他的十六位后妃先后生了三个皇子，但他们在皇四子出生前都已死去。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系博尔济锦氏所生，他们是后来出生的恭亲王奕的长兄，但很短命，于道光七年（1827年）、九年（1829年）相继夭折；长子奕纬，系乌拉那拉氏所生，道光帝对他十分喜爱，十一周岁那年还没有任何建树就将他敕封为贝勒，在清室皇族十二个爵位中仅次于亲王、郡王。他长到二十四周岁时，已经英姿飒爽，可他于当年突然死去，而且没有为道光帝留下皇孙。这就是说，从道光七年至道光十一年，每隔两年，就死一个皇子，以至道光帝膝下诸子死得干干净净。“少怕殇妻，老怕殇子”，这一时期是道光帝一生中心情最为沮丧的时期之一。当时军国大事令他心烦意乱，回疆张格尔正闹叛乱，英吉利贩运鸦片为害越来越大，到道光十年（1830年）输入大清国的鸦片达二万箱，民众吸食鸦片之人越来越多，每年因此流失白银达数百万两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