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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十年（1830年）输入大清国的鸦片达二万箱，民众吸食鸦片之人越来越多，每年因此流失白银达数百万两之巨，家里又接连发生天崩地裂之事，无异于雪上加霜。道光帝与很多帝王一样，也很相信风水命运。在皇二子、皇三子夭折中间那一年，也就是道光八年（1828年），正在建造的遵化清东陵宝华峪道光帝地宫竟然出水，大水哗哗流入圹内。墓地出水，被视为大不吉，道光帝勃然大怒，将负有责任的大学士英和、戴均元投牢下狱、籍没家产。国运家运连遭不幸，莫不是与地宫出水有关？不幸和打击难道还要继续下去？对年届五十岁的大清皇帝来说，难道还有比国势日衰、膝下无子更悲哀的事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子、龙脉断绝，谁来继承大清江山社稷，如何对得住龙驭升天的列祖列宗？皇四子的一声啼哭，使已步入老年的道光帝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顿时喜上眉梢。而且，皇四子出生是一个大大的吉兆，似乎宣告他道光帝的厄运就此画上句号，好运气就要连绵降临。就在皇四子降世后六天，皇五子奕也来到人世；次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皇六子奕也一声啼哭降临人间。后来，道光帝在六十岁前后高龄，还喜得奕、奕、奕三个皇子。皇四子奕对于道光帝而言，具有老树逢春的意义。
皇四子奕在诸皇子中最受父皇重视。他虽是皇四子，但事实上等同于皇长子。他的生母是乾清门二等侍卫、一等男爵颐龄之女钮祜禄氏，进宫时被册封为全嫔，是皇帝的第五等妻子，地位次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高于常在、答应。母以子贵，自钮祜禄氏生了皇四子后，在宫中的地位火箭般上升，两年升了三级，道光十三年（1833年）就升为全皇贵妃，奉旨统摄六宫，虽无皇后名分，实际上已获得皇后的地位。第二年，也就是杜受田入宫当师傅前一年，钮祜禄氏的地位攀至绝顶，成为道光帝的第三任皇后。满洲民族入主中原后，渐为汉风汉俗浸染，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制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康熙帝、乾隆帝早年都想立一位元后之子作为皇太子，但均未遂愿。道光帝系嘉庆帝嫡福晋（嫡妻）喜塔腊氏所生，“有清一代，皇帝嫡出者只此一帝”，为此，道光帝私下常沾沾自喜。道光帝第一位皇后、第二位皇后在道光十三年前已先后死去，她们都没有生育皇子，因此，第三任皇后钮祜禄氏所生皇子、事实上的长子奕，对道光帝来说，也就相当于元后嫡子。因为上述这一独特原因，皇四子奕在道光帝衡量遴选皇位继承人的天平上具有非常的意义。
按清代宫中典制，虚龄六岁的皇子就该进入上书房读书了。皇四子奕与皇五子奕同龄，同时进入上书房，皇六子奕要待下一年才有这个资格。清历代皇帝对皇子教育培养都非常重视。上书房教学情况，从《东华录》记载可窥一斑：“我国之制，诸皇子六岁以上即就上书房读书，皇孙、皇曾孙亦然。既选京堂翰林以分课其读，复派大学士、尚书数人以总视其成。更简满洲、蒙古大臣、侍卫等肄之国语骑射。长幼相聚，昕昕程功。”上书房的教课方式是，“皇子与诸王世子同学于上书房，选词臣教之，与民间延师无异”。学习内容，既有诗文，也有骑射训练。学生每日读书时间排得很满，从早晨六点左右到晚上六点左右，期间可到下屋休息一二次，每次不超过一刻钟，若要离开课堂须经师傅准许。读书暇余只能讲书，或者讨论掌故，不得闲扯与此无关内容，更不准随意到下屋闲聊。学生们的教课进度无明确规定，视个人接受能力而定。道光时上书房位于乾清宫左侧，与皇帝经常办事的南书房并列，皇帝能听到皇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处理军国大事之余，皇帝不定期地对师傅教学和皇子学习情况进行抽查，不合规矩和要求的，皇帝要进行严厉训斥，甚至予以惩处。皇四子就是在这样严肃的氛围中读书学习的。
大智大爱（2）
高冕
上书房师傅，负有教育培养大清王朝未来接班人的重任，非常人可以胜任，选拔十分严格。皇帝亲自过问，均挑选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内阁学士、翰林院翰林担任，同时还要委派殿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总师傅，负责稽查督饬。道光帝挑剔的目光梭巡来梭巡去，千挑万挑，最终将目光落在杜受田身上。
杜受田是个品学兼优的臣子。字芝农。山东滨州人。父亲杜，嘉庆六年进士，翰林出身，官至礼部侍郎，加太子少保衔，是个正二品京官。杜受田大器晚成，三十五岁那年，也就是道光三年（1823年），才考中进士。但他成绩很出色，会试考取第一名，成绩冠于所有参试举人之首；在皇帝主持的殿试中，考取二甲第一名，成绩仅次于名列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之后，在全国所有参加殿试贡士中居第四名。殿试传胪后三日，他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朝考，因成绩优异，入选庶吉士，深造三年后入翰林院，授为正七品编修。之后参加大考名列前茅，连升两级，晋升为春坊中允，官正六品，不久提升为詹事府洗马，官从五品。随后督山西学政，成为管理该省科举教育事务的长官，地位次于巡抚，排在布政使、按察使之前。杜受田此人不仅学识超群，而且为人恭谨，“少清贫，随宦京外，躬佐理家政，而劬学弗为衰。官京师，退食犹日亲诸务。……家庭雍穆，于亲旧间情意尤款笃”。道光帝经过深入考察，将“品端学粹，正色立于朝”的杜受田，钦定为皇四子奕之师。
杜受田从步入紫禁城上书房的那一刻起，就意识到肩负的责任有多重。他悉心从教，与皇四子奕朝夕相处，前后长达十七年，一日也不曾离开他。他传授给奕的学问，以儒家典籍和诗文为主体，“悉本唐、虞、三代圣圣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奕在师傅杜受田的谆谆教诲中接受做人的深刻道理，领悟治国安邦的高深本领。用奕自己的话来说，是“日承启迪，获益良多”。后来他当上皇帝，忆及当年读书受教的情形，欣然命笔做了一首题为《忆昔有感》的五言诗，对恩师杜受田充满感激之情：“忆昔丙申年，六龄初入学。芝农日诲予，良传咨启沃。”从他处理政务时留下的朱批、上谕看，他在清代历朝皇帝中的文字功夫居于中上乘，这显然与杜受田朝夕纳诲十七年付出的心血汗水直接有关。
道光帝对皇四子奕品德修养和学业水平的提高都很满意，因此对师傅杜受田也很满意。给予皇子师傅的最好褒奖是升官。自入值上书房后，经过四次提拔，杜受田当上内阁学士。内阁学士之职共十名员额，满人六名，汉人四名，官秩从二品。汉学士的职责，是掌管题本批红，也就是根据皇帝旨意用朱笔批答题本，同时负有为皇帝参赞政务、陈奏政见之责。但道光帝只是给他这个官职和待遇，命他不必到内阁去干这些具体活，要他一门心思当好师傅，为皇四子传道、授业、解惑。道光十八年（1838年），将杜受田擢升为工部侍郎，不久调任户部侍郎，官至正二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时年五十六周岁的杜受田，吉星高照，官运连连，一道道任命接踵而至，先是提他为都察院从一品的左都御史，接着任命他为工部尚书，随后命他担任上书总师傅。
奕虚岁十岁那年，也就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发生了对他前途命运有很大影响的一桩大事。这年正月十一日，他的生母皇后钮祜禄氏逝世。钮祜禄氏死时刚三十出头，道光帝万分悲痛，亲赐其谥号为孝全皇后。对于奕，孝全皇后的英年早逝，使他失去了政治上得天独厚的一座靠山。本来，在角逐皇太子的过程中，因为母后的因素，他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位。母后一死，形势立即发生了对他很不利的影响。皇六子奕生母静贵妃的地位随即上升，晋为静皇贵妃，统摄六宫。道光帝将年幼丧母的奕交给她抚养。孝全皇后死后，静皇贵妃成为道光帝最宠爱的女人，她实际上已经取得皇后地位。形势对奕很不利，对奕则非常有利。
在年龄较长的三位皇子中，道光帝喜欢皇四子奕和皇六子奕，不喜欢皇五子奕。奕是个直肠子，说话随便，不拘礼节，不分场合，为道光帝所厌恶。一次，他在父皇前谈论事情，说着说着满嘴就是粗里巴几的市井俚语，“帝以茶盂掷之，伤其颧”。受父皇厌弃，他角逐皇太子没戏，颇不得志，遂嗜酒聊天，置身局外。皇四子、皇六子两兄弟同由静皇贵妃抚养，同在上书房读书，小时候童真无邪，关系最为密切。道光帝对他俩同样器重，当他们共同研制成二十八势枪法、十八势刀法时，道光帝大为赞赏，将枪法赐名“棣华协力”，将刀法赐名“宝锷宣威”。同时，赐给奕一柄“锐捷宝刀”，赐给奕一柄“白虹宝刀”。这表明他俩在道光帝心目中具有同等地位。道光帝对他俩力图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然而，理智告诉道光帝，宫廷生活很残酷，作为皇帝，他在爱子之间永远一碗水端平是绝不可能的。有朝一日，他必须作出抉择，只能选择一人当皇太子，因为龙椅只有一把。
随着年龄的长大，奕和奕也都渐渐明白，皇太子之位只有一个，他俩中间只有一人获此宝座。大清朝自雍正帝实行秘密建储制度以来，确定哪位皇子为皇太子，由皇帝独裁，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皇子、朝臣都讳莫如深。但皇太子之位如此魅力无穷，谁又不想拥有这一宝座呢？两兄弟心照不宣，都在暗中使劲。
大智大爱（3）
高冕
杜受田洞察宫廷风云，明白皇四子奕在皇太子角逐中所处的形势和地位。自从孝全皇后死后，皇太子角逐的政治天平实际上已向奕倾斜，而且奕的天资和能力都不及奕，总体上处于劣势。因此，能否让奕在皇太子竞争中扭转乾坤，变劣势为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子背后师傅的斗智斗勇了。但站在杜受田面前的对手——奕之师卓秉恬，不是等闲之辈，而是官场巨人、儒林高手。
卓秉恬堪称资深大臣，在朝野均有很大势力和影响。他是四川华阳人，才华超群。虽只比杜受田早出生六年，但少年得志，入仕要比杜受田早得多。嘉庆七年（1802年），他二十周岁，即考中进士，随后被选为庶吉士，在学馆深造三年后，“年甫弱冠，授检讨”。弱冠泛指二十岁左右的男子。当时男子二十岁行弱冠礼，以示已成人。检讨是翰林院职官之一，官秩从七品。这就是说，论入仕时的年纪，他比杜受田小五岁；论考取进士、进入翰林的年份，他仅比杜受田父亲晚一年，要比杜受田早二十一年，可谓翰林前辈。嘉庆十八年（1813年），他改任御史。后历任鸿胪寺少卿、顺天府丞、奉天府丞、内阁学士等职，期间曾典陕西乡试、江南乡试。道光十五年，也就是杜受田交付山西学政之任赴京任上书房师傅那年，卓秉恬已升为礼部侍郎，随后调任礼部侍郎，督浙江学政，不久擢升为从一品的左都御史，兼管顺天府尹事，管理所属京县和附京州县的政务，官品比杜受田高得多，实权也大得多。在随后八年多时间里，他历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取得非常丰富的经历阅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十二周岁的卓秉恬当上体仁阁大学士，不久晋为武英殿大学士，爬上文官顶级台阶，官居正一品。
在杜受田看来，无论站在朝堂上，还是站在上书房里，官居大学士的卓秉恬都要比他高一头。
残酷的皇太子之争不期而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春天，无论对道光帝、皇四子奕、皇六子奕来说，还是对杜受田、卓秉恬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季节。
对道光帝而言，时已近六十四周岁，年逾花甲还没册立皇太子，国本大事迟迟未决，连他自己也焦虑不安起来。对皇子奕、奕而言，关系前途命运的角逐悄然来临，几年之后，他们就会更加深刻地领悟这个春天对他们的重大意义。对师傅杜受田、卓秉恬而言，多少年修炼的道行功夫，此时将一决高下。
这年春天，道光摔掉在一系列屈辱条约上画押的御笔，带着愧对祖宗的心理，赴位于河北易州的西陵祭祖，尔后顺路到南苑皇家猎场围猎。
行围打猎，是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为克服皇室子弟、八旗官兵沉溺安乐、平庸无能，提高他们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所确立的制度。康熙帝和乾隆帝经常带领文武大臣和八旗官兵，浩浩荡荡到塞外行围；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