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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围打猎，是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为克服皇室子弟、八旗官兵沉溺安乐、平庸无能，提高他们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所确立的制度。康熙帝和乾隆帝经常带领文武大臣和八旗官兵，浩浩荡荡到塞外行围；嘉庆帝出于祖制难违的考虑，抛开内忧外患带给他的烦恼，也间或出塞行围；道光帝执政之初，就传谕“秋狩礼废”，废除了出塞秋狩的制度，但并没有废除一切行围，在他看来像这样祭祖后的顺路打猎，不大劳财伤民，还是可以接受的。
行围打猎，遵制行事，包括道光帝本人都没有将它看得很特别。谁也不知道，这次围猎会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
一些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在不知不觉中降临。
声势浩大的行围行动开始了。在雄壮粗犷、激动人心的吆喝声中，早已跃跃欲试的皇六子奕，一马当先，纵马驰骋，一展平素练就的高超骑射本领。奕虽然也参加行围打猎，但始终未发一枪。行围结束时，清点战利品，数奕猎获最多。奕自然是喜不自禁。众人觅视皇四子奕，见他垂手而立，毫无收获，却一脸平和。道光帝很奇怪，问他为何一无所获，奕答道：“眼下正值鸟兽怀春孕育季节，不忍杀生以干天和。”道光帝听了龙颜大悦，说：“这真是为帝之言啊！”久拖未决的皇太子就这样确定下来。奕被确定为皇太子，是杜受田辅导教诲的结果。
上述这些描述，基本上是《清史稿·杜受田传》的意思。它只交待事件的经过和结果，没有交待背景和细节。稗官野史则将这一事件写得绘声绘色。
《清翰野史大观·清人逸闻》记载：“宣宗晚年最钟爱恭忠亲王（奕），欲以大业付之。金合缄名时几书恭王名者数矣，以文宗（奕）贤且居长，故逡巡未决。滨州（杜受田）时在上书房行走，适授文宗读，微窥上意所在，欲拥戴文宗以建非常之勋。一日，上命诸皇子校猎南苑。故事皇子方读书者奉命外出，临行时必诣师傅处请假，所以尊师也。是日文宗至上书房，左右适无人，惟滨州一人独坐斋中。文宗入，行礼毕。问将何往，以奉命校猎对。滨州乃耳语阿哥曰：‘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孳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阿哥第以此对，必能上契圣意。此一生荥关头，当切记无忽也。’是日恭王所得禽兽最多，方顾盼自喜。见文宗默坐，从者悉垂手侍立。怪之问其故。文宗曰：无他，但今日适不快，弗敢驰逐耳。日暮归复命，文宗独无献。上询之，具如滨州所教以对。上大喜曰：‘是真有人君之度矣！’立储之议遂决。”
大智大爱（4）
高冕
这是一场独特的考试。判试卷者是道光帝。考得好的得满分，考得不好的得零分，考得好或不好都不会有别的分数等次。结果，皇四子奕得了满分、皇六子奕得了零分。
角逐皇太子的背后，实际上是两位师傅的较量。如果考试结果当场公开的话，两位师傅都能得到收获，杜受田获得的是经验，卓秉恬获得的是教训。可是，这场特殊的考试不当即公开结果，于是成功者注定要再次获得成功，失败者要再次重蹈失败。
两位师傅所过的第二招，《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逸闻》作了如下记载：“（道光帝）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借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野史求生动，免不了添油加醋。但有些野史很可贵，里边保留着常被官史过滤掉的某些真实。皇四子奕、皇六子奕角逐皇太子的上述两则故事，极可能就属于这一类。
特殊考试答案揭晓的日子终于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初四日，年届六十七周岁、身染重病的道光帝命皇四子奕代阅奏章，召见大臣。此后第十天的早晨，奄奄一息的道光帝召见朝廷十重臣，令他们公启合。这只金黄的盒子在万般沉寂中开启，大臣们惊讶地发现，里边竟有两道谕旨：
“皇六子奕封为亲王。”
“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
自雍正帝建立秘密建储制度以来，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御书中同时写入两人，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大臣们领悟帝意，深知这一超常行为表明道光帝对两位皇子都很喜爱，龙椅只有一把，为不让奕太过委屈，就发明了这一立储方式。
有智不在年高。在漫长、复杂、微妙的皇权角逐中，年龄小、入仕晚、官衔低的杜受田取得最后决定性胜利。这一日，杜受田的内心世界一定阳光灿烂，卓秉恬的内心世界一定风雨交加。
杜受田的成功在于，经过反复揣摩，知道让学生如何表现，道光帝必会打满分。
卓秉恬的教训在于，只顾按自己设计的方案塑造学生，一厢情愿，却不理会道光帝欣赏什么。
智者若水，以柔克刚，杜受田所使之招纯属柔媚。卓秉恬所使之招十分阳刚，却铮然败北。
胜者为王败者寇。历史就这样把嘲讽留给了卓秉恬，将微笑送给了杜受田。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奕在紫禁城太和殿登上皇帝宝座，君临天下，独断朝纲。皇六子奕只能跪拜叩头，俯首称臣。
这一日，咸丰帝发布上谕，把恩师杜受田扎扎实实赞誉了一番，并给他及其父亲加官晋衔：“朕自六岁入学读书，仰蒙皇考特谕杜受田为朕讲习讨论，十余年来，启迪多方。恪勤罔解，受益良多。允宜特沛殊恩，以崇硕学。杜受田著赏加太子太傅衔。伊父前任礼部侍郎杜，年逾八旬，精福固强，诒谋远大，济美中朝。前经皇考赏给‘教忠笃庆’匾额，并赏头品顶带，太子太保衔，朕今复亲书匾额颁给，以示笃念耆臣，推恩赐类至意。”随后，命杜受田兼署吏部尚书，不久调任刑部尚书，将他擢升为协办大学士。
加官晋衔，推恩及父。卓秉恬就没有杜受田这份风光和荣耀了。
道光帝撂下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烂摊子。内有太平天国造反之忧，外有列强侵略之患。咸丰帝即位之初，尚有励精图治之志。面对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江山社稷，他决定革新局面，重振国威。在百废待举的重要时期，恩师杜受田成为他最为信赖的智囊。“文宗初政，杜受田以师傅最被信任，赞画独多。”“受田虽未入枢廷，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上必咨而后行。”杜受田虽未荣升殿阁大学士，也没有进入军机处，但他是赞襄帷幄的得力军师，他的谋划建议对皇帝直接产生重要影响。“每召见时，于用人行政、国计民生，造膝敷陈，深资匡弼。”
治国理政，首在用人。咸丰帝采纳杜受田建议，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前漕运总督周天爵，力排众议保全因与同列不和而遭毁谤的提督向荣，重用一批忠臣宿将；同时，罢黜惩处一批腐败无能、名声很臭的官员。道光帝很信任的军机处领班大臣穆彰阿，玩弄权术、妨贤病国，被革除职务、永不叙用；文渊阁大学士耆英，畏葸无能、抑民媚外，曾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举朝内外恨之如仇，咸丰帝将他连降八级，“降为五品顶带，以六部员外郎候补”。如此等等，谕令一出，人心大振。
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黄河丰北决口很长时间没有堵上，大水泛滥，山东、江北严重受灾。为避免引起更大的动乱，为给皇上分忧，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危，杜受田带着患了多年的肝病，奔赴灾区查看灾情，抗洪赈灾。出发前他上疏建议：“灾广民众，赈恤不可缓，尤在得人。”经他推荐，重用了山东藩司刘源灏、江宁布政使祁宿藻等一批持正有为的地方官员。同时采取了对付灾难的应急措施。
杜受田不管自己年迈有病，顶着酷暑和风雨，在灾区泥泞中奔波跋涉。六月，抵山东；七月，到江南清河。肝病痛得厉害，他咬牙硬撑，一心扑在赈灾事务上，“前后奏折中从未自陈病状”。杜受田的三道奏折，将灾情陈奏得很详细很清楚，把赈灾措施拟制得很周密很稳妥，受到咸丰帝充分肯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杜受田终于扛不住了，走到江浦时猝然倒下，与世长辞。他在遗疏中仍对皇上殷殷告诫：“念贼氛未靖，河患未平，尤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崇节俭，慎好恶，平赏罚为言。”
大智大爱（5）
高冕
咸丰帝惊闻恩师病逝消息，涕泪纵横，非常痛苦。他哀叹说：“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恩师走得太快了。咸丰帝悲痛之中突然想起来，应当赐给恩师的东西还来不及赐予。他立即颁发上谕，晋赠恩师为太师、大学士。
实际上，咸丰帝早就有意将太傅、大学士职衔授给恩师。但皇上手中的东西，无论一条破裤，还是殿阁职衔，都是政治象征物，何时赏给寓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因此只有到了他认为时机成熟时，才会郑重赐予。咸丰帝当权后没有很快将太师、大学士两个显赫头衔赐给杜受田，很可能是有意避嫌，以免卓秉恬等朝臣说他偏爱恩师。
卓秉恬比杜受田早出生六年，晚逝世三年。他死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七十三周岁。咸丰帝赠这位政敌之师为太子太保，谥“文端”。
杜受田生前官衔低于卓秉恬，但死后哀荣远盖过他，无论荣誉头衔还是谥号，都高出好几个等次
扶倾定危（1）
高冕
曾国藩当官有术，若要探寻其中奥秘，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公置身官场数十年，经历王朝最为动荡的岁月，立德、立业、立言各方面均恢宏、博大、深厚，为官之道浸润其间，想要概括一二，必然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局面。这是很自然的事。
曾国藩能从腥风血雨的大清晚期政治舞台迅速崛起，成为同治中兴名臣第一人，究其为官之道，直白而言，可用两句话概括：文能应试，武能杀人。
文人屠夫，天壤之别。但这两者在曾国藩身上那么自然地合而为一。自古以来，喜欢读书会读书的人成千上万，但不见得考试面前应付裕如；当兵打仗纵横疆场者成千上万，但他们不知道如何铸就一部所向披靡的杀人机器；投笔从戎的文人亦成千上万，以至那么多金戈铁马铿锵有声的诗文占据了中国文学的大量篇幅，但携笔从戎、如此高明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杀人武器者，惟曾国藩一人。
舞文弄墨，能写出一手漂亮道德文章，舞枪弄棒，能缔造一支克敌制胜杀人如麻的军队，这里边道道，关键在一“能”字。
还得佩服我们老祖宗的能耐，他造了一个词，叫“士兵”。曾国藩就是“士兵”，他既是地地道道的士，又是名副其实的兵，士兵合一，水乳交融。读懂曾国藩，就能明白“士兵”的确切含义，就能领悟老祖宗造词之妙。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叫白杨坪的山村小旮旯。这是一个地道的小山村。这个山村旮旯即便后来曾国藩名扬四海，人们也不知它在版图中的确切位置，只知道它在湖南的某个角落。这个小山村实在太偏远了，它离湘乡县城（今双峰县）还有一百三十里之遥。
科举很可能有九十九个坏处，但有一个好处是明摆着的：给无依无靠的平头百姓子弟留了一条出人头地的隙缝。
湖南湘乡山民以读书入仕为荣，对读书做官的渴望甚至超过刨地觅食的渴望。曾国藩父祖辈，又是这支读书求功名队伍中的铁杆分子。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曾国藩出生之时，曾祖已将这份渴望寄托于孙媳肚里的曾长孙了。
冬日的这个夜晚，年逾六旬、白须飘飘的曾祖竟希，忽见一条巨蟒从天而降，风驰电掣地在自家宅堂左右盘旋，随后突然窜入内庭，环绕飞腾。老人大吃一惊，翻身起来，才知是南柯一梦。老人正琢磨此梦凶吉，有人敲门报喜，说是孙媳生下一个男婴。老人大喜，忙将儿孙叫来，将方才所梦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并断言，此乃吉祥之兆，这个孩子将来必光耀曾氏门庭，要儿孙好生看护。
这个取乳名为宽一的孩子，六岁那年就跟随父亲曾麟书启蒙读书。曾氏深知，儿孙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一条路，舍此别无他途。曾家从太高祖曾元吉起，有四十亩薄田、几处宅院，依靠这份不厚的家业，各代都致力于培养读书人，但他们都未能博取科场功名，没有摆脱布衣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