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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红人秘笈]玄机-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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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读书,照样可以走上功名之路。曾国藩连续六次向秀才功名发起冲击均告失败,仍然没有气馁,这与身边有一个活榜样大有关系。 
满腹才学不一定科场得意。魏源是当时的大学者,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编有《皇朝经世文编》,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名闻遐迩。他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二十八岁才考中秀才,之后一次次向进士发起冲击,一次狼狈而归,到了五十一岁那年,夕阳晚照,才考中进士。他比曾国藩大十七岁,却比曾国藩晚两届考中进士。 
左宗棠也是大志大才之人,但在科场上非常落魄。他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比曾国藩小一岁。虽有一肚子经世致用之学,科场上却倒不出来。他考了多次,始终没有考中秀才,为取得参加举人考试资格,十九岁那年花银子捐了一个监生。道光十二年(1832年)参加乡试,又一次被淘汰,但幸运地被主考官“搜遗”而出,录取为湖南第十八名举人。随后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十五年(1835年)、十八年(1838年)赴京参加会试,连续三次都名落孙山,考官不是嫌他八股文做得太差劲,就是嫌他小楷写得太糟糕。左宗棠虽应试乏术、科场不济,但了解他的士子都知道他有雄才大略。胡林翼在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信中这样推荐他:“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事务。”左宗棠一生,科场灰暗,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当上正二品朝官时,左宗棠还在湖南安化两江总督陶澍家当家庭教师。 
刘蓉天分很高,他与曾国藩意气相投,也攻程朱理学,同时讲求经世致用。曾国藩认为他“识力过人”,对他很是敬佩。但他在科场上也很窝囊,与挚友曾国藩相比,简直黯然无光。他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比曾国藩小五岁,也是湘乡人,与曾国藩同一年考中举人,两人在赴京参加会试途中相识,结为密友。刘蓉才华横溢,被曾国藩称为才华盖世的“卧龙”。可在曾国藩点翰林乃至当上二品大员后,刘蓉仍是一介布衣,后来一直没有考中进士。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奉命兴办团练,刘蓉挡不住挚友软硬兼施的邀请,出山到曾军幕中当高参,后转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当高参,因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及击败入川太平军石达开部有功,才出人头地,当上四川布政使,同治二年(1863年)升任陕西巡抚。如果不是生逢乱世,刘蓉一肚子才华可能就被埋没了。                  
扶倾定危(4) 
高冕  
罗泽南才华出众、闻名湘乡,但科场窘迫。他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比曾国藩大三岁。他锲而不舍参加科举考试,一次次名落孙山,只好做教书匠混饭吃。但此公确有学问,后来云贵总督贺长龄聘请他做家庭教师,将儿子交给他教育培养。他的学问、名声因此更令人敬仰,被誉为“湘乡第一教书先生”。罗泽南一生连秀才都没考中,后来投到曾国藩军中成为一员战将,在武昌城下与太平军激战时重伤毙命,时年五十岁。他一生大半时间从事读书教书,在科场上始终没有获得他所渴望的功名,倒是统兵打仗使他功成名就,成为湘军著名将领。 
曾国藩从翰林院从七品芝麻官,飞快晋升为正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七年零二个月时间连升六品十一级,主要是用笔头子考出来的。“曾国藩在翰林七年……历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因此屡蒙超擢”。 
当然,曾国藩升官如此之快,除了他不懈钻研学问外,还与他工于心计、善走上层路线有关。他到京师后,东跑西颠扯了不少关系,尽管他在日记中屡骂自己不安心做学问,但这些关系对他日后升官发迹颇起作用。尤其是穆彰阿、唐鉴、倭仁三人,对他官场隆升起了重要作用。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人,曾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职,担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其中十四年为领班军机大臣,是晚年道光帝的心腹宠臣。曾国藩寒士出身,与位列宰辅的穆彰阿素不相识,但因他考中进士的戊戌科,穆彰阿为钦命正总裁,拉扯起来,穆彰阿便是他的座师,他就成了穆相的门生。曾国藩很重视这层关系,从其日记可以看出,两人交往较频。穆彰阿位高权重,曾国藩有心攀他做靠山;曾国藩有才有识,穆相乐于提携、引为私党,两人互为欣赏又各有所图。但从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未受牵连的情况看,曾国藩与穆彰阿保持着一定距离。曾国藩不是光靠依附某个人升官发迹的,也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他拉关系但不唯关系,工学问不唯学问,是一个典型的“官场学者”。 
曾国藩做官还有好几套本事:履行职责很投入,离家十年不省亲;做得一手桐城派好文章,大字小楷都写得有模有样。他思想的形成与学问上的造诣,受唐鉴、倭仁两人影响最大。唐鉴是湖南老乡,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当过翰院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任太常寺卿,成为清廷管理祭祀事务机关的长官,官正三品,由于历史原因,这个职位权虚而位隆。曾国藩被他吸引,不是因为他的地位,而是因为此公是晚清大名鼎鼎的理学家。曾国藩师从于他,刻苦研读程朱理学,得以叩开学问殿堂之门。唐鉴告诉曾国藩,通向学问的路有三条: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之中最紧要的首推义理。唐鉴还点拨说:“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矣!”听他这席话,曾国藩觉得自己从前读书确实不得要领,这一下豁然开朗,突然间找到了学问门径。他抑制不住激动,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另一位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倭仁,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1829年)进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升任詹事府詹事,官正三品,后来此公步步高升,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倭仁笃奉程朱理学,认为义理功夫最切要之处,是将自己每天思想行为中不合理义的全部记录下来,以期自省纠正。倭仁日记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裸载自己修养心得,对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士林都有很大影响。倭仁以身说法,亲教曾国藩写日课,毫不客气地要求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对他敬畏有加,读了他的批语浑身出汗,将它奉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但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唐鉴与倭仁,当是他心目中的好师、好友、好榜样。 
受唐鉴和倭仁影响,曾国藩发誓“新换为人,毋为禽兽”。为此,立下读书做学问自律规矩——“课程十二条”: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叶(页)为率。 
五、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叶(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洵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扶倾定危(5) 
高冕  
在京做官的岁月里,曾国藩学问渐长、修养渐进,性灵一步步攀升,俯察自己肉欲之体,也就更容易发现问题。从考中进士当上小京官起,在京城欲望的天空下,他经历着灵与肉的痛苦搏杀。 
他发现自己很好色。夫人欧阳氏是个药罐子,时常闹病。青春年少的曾国藩对性生活颇不满意。家花不香野花香,曾国藩的贼胆花心,情不自禁猫爪一样伸将出来。他在日记中老老实实记载了自己的好色表现。 
曾国藩父亲在京住过一段时间,耳闻目睹儿子言行,回家后立即给儿子来了一封信,告诫他在保护身体方面要遵循三条原则。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中写道:“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若不敬身,其禽兽矣。”曾父三条告诫,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他含蓄地要求儿子改掉纵欲过度的毛病。 
这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日记中自省说:“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这意味着,那几天里,他痛觉自己好色的猫爪子又伸出来了,赶紧在日记里将自己训斥一通。 
第二日日记中,他又告诫自己:“以后余有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大概,病蔫蔫的欧阳夫人,近日没有满足曾国藩的房事要求,曾国藩对她很不满意,甚至发了脾气,事后反省,作此告诫。 
这年十二月十一日,他记载:“友人纳姬,欲强见之,狎亵,大不敬。”友人娶了一漂亮小妾,曾国藩心中艳羡,强迫友人将深藏金屋的娇妾引出来,一解眼馋。到此仍打不住,竟放纵色欲,调戏人家。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他记载:“眼蒙,甚晏起。内人亦卧病不能起。……是日,目屡邪视,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该月二十七日,他“请吴竹如来诊内人病”,随后去拜客,“至海秋家赴喜筵,更初方归。同见海秋两姬人,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夫人身体有病,床笫之乐行不成,听得声声呻吟,曾国藩心烦意乱。这几日他正闹眼病,但见了人家漂亮女人还是忍不住两眼发直。见友人小妾不止一个,竟有一双,羡慕得直咽口水,忍不住又调戏人家,浪言浪语,纵情戏谑,闹得人家非常难堪。 
这年三月初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青天白日,曾国藩又起色心,大概欧阳夫人不乐意,曾国藩恼羞成怒,没有给夫人好脸色看。 
…… 
如此等等,好色的猫爪时不时探将出来,被他自己劈头盖脸痛斥之后收缩回去,没多久又故态复萌,做出禽兽不如的事情来。 
他意识到吃烟的坏处,遂立誓戒烟。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初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早起,吃烟,口苦舌干,甚觉烟之有损无益,而刻不能离,恶湿居下,深以为恨。誓从今永禁吃烟,将水烟袋捶碎。因念世之吸食烟瘾者,岂不自知其然?不能立地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拔耳。”他烟瘾很大,要戒掉谈何容易。一年过去了,吸了戒,戒了吸,还是一个隐君子。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再次立誓:“客去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殛,是“杀死”之意。意思是说,若再不戒烟,就让神明夺去他的性命。尽管立下恶誓,戒烟之事,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二日,他写下戒烟的痛苦感觉:“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旁(彷)徨。”将戒烟痛苦喻为婴儿断奶,形象准确至极。此后第七日,他再次写下戒烟的痛苦感受并鞭策自己:“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次月十六日,他再度立誓,将戒吃烟放在三戒之首。如此这般,一年多时间里,几度立誓,自我痛咒,历经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他终于战胜自我,永别烟枪。 
他还发现自己有喜欢扯谈、说话刻薄、爱揭人短的毛病。他在日记中反省说:“与同人言多尖颖,故态全未改也。”友人岱云也对他提出忠告,“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忖,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他在日记中时常切责自己与人说话太多、闲扯误事,心气浮嚣,妄语扯谈。“心愈浮,则言愈繁,而神愈倦”,心浮气躁,为修身养性、专心治学之大敌。因此,他又立下恶誓:“以后戒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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