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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二日上疏皇帝,弹劾德清不到场督促练兵,时常在署偷闲,把心思花在勒索百姓上,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士兵不经训练、技艺生疏,是清军溃败的根源。曾国藩觉得将德清革职还不够,同日又上折片,弹劾德清在长沙城遭太平军围攻时,“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等丑行。同时,上奏折密保部属塔齐布等人。六月二十九日,咸丰帝颁上谕,令将德清革职。同时,赏给塔齐布副将衔。德清等绿营兵对曾国藩更是恨之入骨。勇丁对见了敌人就脚底抹油的绿营兵很瞧不起,见他们平日里骄横跋扈,一肚子的气。于是,绿营兵与湘军士兵形同水火,常常发生武装冲突。一次,一群绿营兵与塔齐布所辖湘军士兵打群架,绿营兵鸣号列队,欲大肆报复湘军。曾国藩为抑制绿营兵打仗胆小如鼠、私斗气壮如牛的风气,郑重发公文给提督鲍起豹,明确要求逮捕肇事士兵。鲍起豹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正好借机发泄。他故意将肇事士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张张扬扬地将他们押解曾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绿营兵的消息。绿营兵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先去找塔齐布泄愤,将其居室砸得稀烂,塔齐布急中生智藏入草中才保住一命。随后,这群疯狂的绿营兵冲向曾国藩团练大臣公馆,挥舞刀枪,找曾国藩算账。他们见了曾国藩就咆哮着要杀死他,要不是卫兵眼明手快,挡住刺来的乱枪,主帅曾国藩就可能立毙乱枪之下。曾国藩没料到这群绿营兵会如此丧心病狂,又气又恼,慌忙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曾公馆设在巡抚衙门射圃内,与巡抚衙门一墙之隔,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公馆之事早有人禀告骆秉章,但他故意装聋作哑,对曾国藩的求救视若罔闻,冷眼旁观自以为是的曾国藩在热锅上煎熬。直到曾国藩跑去敲门,他才惊惊咋咋地跑出来解围。可他不但不惩治肇事绿营兵,反给他们松绑,向其赔不是,对受辱的曾国藩却不说一句宽慰的话。营兵围攻大臣公馆,要是发生在纪律严明的雍正、乾隆朝,肇事者必人头不保。但这一事件发生后,骆秉章对闹事作乱的绿营兵和幕后主谋鲍起豹一概不予追究,蓄意包庇,不了了之。曾国藩脸面丢尽,威风扫地。还未出师就差点死于官军之手,这令曾国藩深感悲哀,很受刺激。“出师未捷身先死”,对一个满怀豪情壮志的男子汉来说,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吗!多年之后,在湘军威名远播之时,曾国藩对这一事件仍记忆犹新、大发感慨:“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杀。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
曾国藩意识到,长沙官场容不下他这个团练大臣,容不下这支体制外孕育成长的新军,只好将湘军编练总部及练兵场移驻衡阳,他的团练大臣衙门非常寒碜,设在桑园街赵姓人家的祠堂里。但衡阳不是世外桃源,体制外创建新军的种种烦恼,如同幽灵一般挥之不去。后来,他在上咸丰帝的一道奏折中,将编练湘军之难概括为三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办事艰难之三端”:一是没有提拔部下权。他名义上为兵部堂官,实际上只是个丁忧在籍的团练大臣,提拔部下的实权反不如提督、总兵。二是没有任免文武官员的权力。按照国家定制,各省文武官员黜陟权力由总督、巡抚掌握。曾国藩是个统兵大臣,身为客官,对当地文武官员没有任免权,要地方协办军务,文武官员和地方百姓都不听他的。三是名实不符,没有处事权。他的木质官印,因他身份数变而变易,地方衙门便怀疑这木头疙瘩是伪造的。加之“四年所请部照,因久稽而重请;六年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无交到确耗。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转交,臣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如金石,迅速如风霆,而臣势有不能”,他觉得信统兵打仗格外艰难。但曾国藩知道,造物主对大功大名向来非常吝惜,“必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因循旧体制、老章法练编军队固然要便利得多,但必然办不出什么名堂,如果把自己搭载在破旧落后的战车上,到头来很可能把这条老命都赔上。立志报效清王朝,抱定干一番惊天动地业绩的曾国藩明白,只有变革创新,打造出崭新而精锐的战车,才能实现宏图大志。曾国藩是一个深知“大本大源”之人,他对这一点看得极为深透。因此,他默默承受向他袭来的艰难挫折,“平生受挫受辱之时多矣,无一次不打脱牙和血吞”。凭着“打脱牙和血吞”的倔强个性和无畏气概,曾国藩终于踏平坎坷,成功铸就太平军克星湘军。
扶倾定危(11)
高冕
“打通极困极难之境,方是好汉。”就编练军队而言,因循必待毙,求变而后生。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分析曾氏成功原因时说,当时咸丰帝任命的团练大臣有数十位之多,但有的徒有虚名,有的很快战死,有的闻敌逃窜,只有曾国藩应势而变,“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他还说,曾国藩虽从办团练起家,“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
头脑灵清,心中透亮,还得有十万个雷霆撼不动的定力。曾国藩断论,清军八旗和绿营兵一触即溃、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接受过严格精到的训练。因此,他编练军队,“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只要湘军装备尚未齐全、操练尚未精到,他就顶住种种巨大压力和诱惑,咬定青山不出师。就连他的恩师、湖广总督吴文危在旦夕、急需救援,他也不率未练之师轻率出击,最后痛缅吴文兵败黄州、挥剑自杀。曾国藩认为自己是理智的:“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若仓皇一出,比于辽东自诩之豕,又同灞上儿戏之师,则徒见笑大方耳。”他在致刘蓉信中说:“大局所在,只论利害,不顾私谊,即使君父谕旨,也不能完全遵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为样做的。他认定的理,即便是皇上连发十二道金牌,也不乱方寸。咸丰三年八月底、十月初、十月底和四年正月,咸丰帝共颁四次上谕,一会儿令他率师开赴武昌,一会儿又令他救援南昌,但曾国藩拿定主意,湘军还未练就,决不出师。他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四拒圣旨,神定气敛铸炼湘军,试图遂心如愿敲打完最后一锤。
但岌岌可危的局势,逼迫曾国藩未能遂心如愿敲打完最后一锤。吴文所率绿营兵在黄州附近被太平军歼灭后,湘军成为两湖战场上清军惟一主力。这时,太平军兵锋很健,三克汉阳、汉口,进围武昌,锋镝直指湖南北门锁钥岳州,湘军再不出战,两湖地区就会纳入太平天国版图,大清帝国南北难以连成一气,将导致惨遭腰斩的结局。咸丰四年(1854年)春,曾国藩在洋炮未到齐、水师尚不精的情况下,颁檄出师。
在此前夕,他回湘乡看望了父亲,到母亲坟头烧了几炷青香,祈求母亲大人在阴间保佑他出师告捷。曾国藩笃信骨相之学,信奉风水之说。他祖母死后,葬于湘乡七斗冲。有人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墓前濒临涓水河,背倚紫石山,是块上吉之地。祖母下葬后第二年,曾国藩就由四品官骤升至从二品官,飞黄腾达,他的六弟入国子监,九弟也进了学,曾家一下发达起来。对于坟场风水,曾国藩深信不疑。母亲江太夫人去世后,经高人指点,他在距家十里之遥的两屏山觅得一块好墓地。这块墓地的好处颇有道道:湘乡属丘陵地貌,境内多是绵延起伏的山丘,登临高处远眺,两屏山犹如两翼垂天、扶摇直上的鲲鹏。曾国藩母亲所葬谷地,正好位于大鹏鸟的嘴上。也就是说,其情形犹如大鹏鸟口衔曾母之墓直奔九霄云天。曾国藩深信母亲地下有灵,一定会保佑他克敌制胜、大富大贵的。
身染大鹏口的袅袅青香,曾国藩挥率湘军,奔赴战场。
湘军奠定曾国藩一生功名之基。曾国藩的命运,与湘军紧紧连在一起。曾国藩说自己从编练湘军开始,就走上了“以杀人为职业”的道路,按此说法,湘军就是他手中的杀人利器。
湘军从咸丰四年二月出师“东征”时的一万七千人,几起几落,逐渐发展壮大,发展到后来的十二万人,取代绿营的战略地位,将强大的太平军送上毁灭之路。
湘军兴,曾国藩官运亦兴;湘军挫,曾国藩官运亦挫。
咸丰四年四月,湘军首战先挫后胜:兵败靖港,曾国藩投水自杀被人捞起,咸丰帝革去其侍郎之职,青灯黄卷二三十年博取的官职,被一撸到底;三日后获得湘潭之捷,咸丰帝赏他三品顶戴。
同年八月,湘军克复武汉,咸丰帝闻奏立即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命他署理湖北巡抚。
同年十二月,太平军夜袭泊于九江江面的湘军水师,曾国藩座船被俘、文件尽失。见水师惨败,曾国藩再次投水自杀,再度被人捞起,但他见大势已去,想以策马赴敌方式又一次自杀,被人劝止。
咸丰九年(1859年)闰三月,清军江南大营在太平军猛攻下溃散,金陵以东再无朝廷可用之兵,湘军遂成中流砥柱,曾国藩临危受命,咸丰帝赏加其兵部尚书衔,命其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正式委任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咸丰帝死后半个月,即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太平军一万六千余人大部被杀,突破太平天国上游屏障,湘军顺江东下,挥师进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金陵)。清廷赏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命他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总兵以下文武官员全部归他节制,曾国藩权力急剧扩大。三个月后,清廷给予他更高荣誉,擢升他为协办大学士。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曾国藩部属曾国荃率部进驻金陵雨花台,掀开湘军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序幕。经过两年多惊心动魄的激战,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湘军曾国荃部以五万之众,攻陷太平军万余人死守的“天京”城,实行血腥屠城,太平天国宣告失败。随后,太平军余部坚持与清军作战两年多。太平军从发动金田起义以来,奋战十四年之久,起义烈焰席卷十八个省,北伐太平军震撼京津,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在王朝岌岌可危之际,砥柱中流,将太平天国屠戮于血泊之中,力挽社稷之倾颓,使清廷免遭灭顶之灾。曾国藩扶倾定危,位列同治中兴名臣之首。
扶倾定危(12)
高冕
曾国藩的官运,由进入巅峰状态的湘军,托举到蒸蒸日上的境界。他成为同治朝政坛上最耀眼的明星。
湘军攻陷天京后八天,清廷赏加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宠荣备至,风光无比。
扶倾定危的皇皇巨功,加上功成不居、远嫌避疑的作风,使他长保荣宠,即便遭遇跌挫亦能隆隆直上。
曾国藩剿灭捻军师老无功,虽于同治五年十一月(1866年12月)回任两江总督,剿捻差使由其昔日部属、江苏巡抚李鸿章接替,但仕途并未受到影响,返回两江总督府两个月后,由协办大学士荣晋体仁阁大学士,荣获清代文官最高品秩。清王朝要倚重这位能臣之处尚多,他们想用他练兵之才,为皇家训练一支湘军那样强大的部队,拱卫京师重地。同治七年(1868年)四月,清廷再次赏给他巨大荣耀,将他荣晋为武英殿大学士;当年七月二十日(9月6日),同治帝降旨,将他调任直隶总督。直隶为天子脚下畿辅重地,地位在全国所有省份中最为重要。因此,直隶总督向来居清代各省总督之首,位同宰辅。直隶总督全称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简而言之,就是一人独揽畿辅重地大权。曾国藩于十一月初四日从江宁乘船北上,十二月十三日抵京师,寓居贤良寺。随后,陛见慈禧太后和同治帝,拜访军机大臣及内阁、翰林院各位官员。从咸丰二年六月离京起,弹指一挥间,十六年过去了。十六年后的京城,风雨沧桑,物是人非,很多熟悉的面孔不见了。他的恩师、道光帝宠臣穆彰阿,咸丰帝即位后即被革职,已经作古十多年;昔日令他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咸丰帝,也已宾天多年。他偷闲走访了穆彰阿故宅,见到他的两个儿子,目睹其家境败落,车马稀少,回想当年其府邸荣华盛况,感慨万千。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