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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四万三千三百五十两，充分保证了曾氏花钱需要。但一旦要调用淮军部队，李鸿章就不讲师生情分了。他表面上听命清廷，先后调拨六万多淮军归曾氏指挥，背地里紧紧抓住军权不放。当时，曾国藩所辖“剿捻”大军八万多人，其中仅二万多人是裁撤之余的湘军，其余都是借调的淮军。这六万多淮军，全部装备洋枪洋炮，其中有独立的炮兵部队，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代陆军，李鸿章视为身家性命，哪肯轻易放弃权柄！曾国藩对李鸿章抓权不放、淮军不听调遣以致贻误战机，非常恼火，致信弟子泼撒火气：“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勇，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见告。”曾氏此函实际上揭穿这样一个事实：此前从部队进退、奖惩、招兵到休息、放假，事无巨细，李鸿章都是暗中遥制的。李鸿章挨了老师一顿训斥，心生怨恨，写信对正在曾氏手下作战的淮军将领潘鼎新说：“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但他并没有因挨训而将暗制淮军的手缩回来，只是形式上有所收敛而已。
掌控兵权（5）
高冕
捻军是太平军之后的反清主力。经赖文光整编后的捻军，步骑结合、灵活机动，善打运动战。因剿灭太平军而威震四海的曾国藩，却成为捻军手下败将。同治五年（1866年）起，李鸿章任钦差大臣，奉命接过曾国藩的帅印，踏上征剿捻军的征程。李鸿章接受恩师剿捻的经验教训，妥善解决粮饷供应，实施“以静制动”、“划河圈地”的战略方针，不到两年时间，将曾辗转驰骋于湖北、河南、安徽、山东、陕西、山西、直隶各省，被清王朝视为洪水猛兽的捻军，剿杀于血泊之中。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当参谋时，曾氏预言，李鸿章其人“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当时只是本着鼓励弟子的宗旨住高处说，对弟子能否真的超过师座，还心存怀疑，至李鸿章率军“剿捻”大获成功，方知应验这一预言只用了数年时间。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初十日，清廷以平捻首功，赏湖广总督李鸿章太子太保衔，晋协办大学士。至此，李鸿章跻身于一品大员行列。
手握重兵，官运要来挡也挡不住。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发生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此案原由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海望楼设立的教堂，吸收恶棍入教，迷拐幼孩，强占民地，民愤很大。同治九年夏，育婴堂虐死婴儿三四十人。据说，天津一带时而发生的婴儿拐骗案件，多与法国天主教堂有关，当地群众反洋教情绪很高。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天津官员带拐犯前往天主教堂查验，教堂门口群众蜂拥而至。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弹压，崇厚没有把夷人的话当回事，只派了几个官兵敷衍，丰大业大怒，持枪赴崇厚衙门质问，秘书长西蒙执刀随行。这时，洋人威杀华官的消息飞快传开，百姓纷纷赶来，群情激愤。丰大业赶到崇厚衙门，出言不逊，并拔枪向崇厚连开两枪。崇厚推开丰大业。丰大业咆哮如雷，飞奔出门，拔刀向中国百姓乱砍，西蒙则挥刀为丰大业开路。归途中两人遇天津知县刘杰，刘知县劝两洋人息怒。丰大业竟不知好歹，挥枪射向刘杰，结果击中其随从。此时，西蒙又向闻声赶来的中国百姓胡乱开枪。百姓怒不可遏，当场打死丰大业和西蒙，并将两具死尸扔入河中。百姓鸣锣聚众，乘机发泄长期积聚的怨恨，当场烧毁法、英、美教堂和育婴堂，击毙洋教士、洋商、外国职官二十人，其中法国十三人、俄国三人、比利时二人，意大利、爱尔兰各一人。案发后，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联合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和山东烟台，气势汹汹。法国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其海军蠢蠢欲动。当月二十五日（6月23日），清廷急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赶赴天津查办。此案是非曲直明镜一般。但曾国藩腰杆子与朝廷态度一样软，为息事宁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斩杀爱国民众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赔偿洋人五十万两白银，重建被毁教堂。曾国藩的行径遭到国人唾骂谴责。八月初三日（8月29日），清廷将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要职由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师生两人对换交椅。
直隶总督易位决非偶然。
直隶省是清王朝北方最重要的省份。直隶，因直接隶属京师而得名，于清初正式定制为直隶省，省治保定。直隶地理位置重要，地处清王朝统治中心区域，居太行山脉与渤海之间，东濒渤海连接奉天，西据太行、恒山而毗山西，南与河南、山东接界，北枕塞外与内蒙相连；直隶省地域广大，当时范围相当于今河北全省、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南、山东一小部分。直隶总督直接辖区共十一府、九州、一厅、一百零四县。直隶总督负有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责，内为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抚，历来为疆臣之首。这把交椅，清廷总是遴选强有力的宠臣来坐。
在列强环伺、内乱纷繁的年代，安内攘外靠枪杆子说话。此时曾氏湘军早已衰败，曾国藩也就成了明日黄花；李氏淮军装备、操练近代化程度已跃居全国之冠，成为王朝最精锐的拳头部队，李鸿章也就成了清廷眼里的香饽饽、直隶总督的最佳人选。
同治九年八月（1870年9月），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中接过直隶总督关防印信，就任直隶总督。这标志着在竞争激烈的仕途中，李鸿章一举超越曾国藩，成为同治朝官场红人。
十月，李鸿章权势进一步增大。清廷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一职，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北洋通商大臣例由直隶总督兼任。李鸿章的权柄从此超出直隶范围，伸至山东登莱青道所辖的东海关和奉天奉锦道所辖的牛庄关。五年后，李鸿章奉命筹建北洋海军，在北洋沿海旅顺、威海卫等地建设军港船坞，山东至奉天一带重要军港、商埠，全部纳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辖管范围。李鸿章因此成为有史以来权势最大的直隶总督。
李鸿章认识到，武器装备依赖洋人是不行的。他移任直隶总督伊始就宣称，“中国不亟图强兵经武，徒纷纷遇事张皇，事后苟且粉饰，必致失国而后已，可为寒心。”而要“强兵经武”，关键是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路，仿制西方军舰大炮，摆脱武器装备受制于人的局面。为建设陆军和北洋海军，李鸿章竭力控制经营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简称沪局、宁局和津局。沪、宁两局始建于李鸿章任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沪局局址上海城南高昌庙，设翻译馆、汽锤厂、枪厂等，在龙华镇还设有制造洋枪细药和铜帽炮引厂，是一个以生产枪炮为主、修船造舰为辅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宁局位于南京雨花台，后有机器厂三个，翻砂、熟铁、木作厂各两个，并设火箭、洋药、水雷等局，能够制造开花炮弹、洋枪、抬枪、大炮、水雷、铜帽、炮位火门、车轮盘架、子药箱具等。同时，清廷为打破军事工业由汉人控制的格局，命崇厚筹建天津机器局，专门仿制炸弹、开花炮和各种枪械，李鸿章洞穿清廷意图，表面上奉命派员赴津参与筹办，实质上敷衍塞职，但不料时来运转，数年后坐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宝座，就毫不客气将津局掌控起来，并大力扩建，增设铸铁、熟铁、锯木、洋枪、枪子、炼钢等厂，主要制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还进行修船造舰。发展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李鸿章得意地将津局称之为“洋军火之总汇”。李鸿章建设三家军火工厂很用心，清廷对其支持力度也非常大。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家军火工厂从创建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耗费二千四百五十四万余两白银，占清政府近代军工企业投入经费的一半。
掌控兵权（6）
高冕
然而，李鸿章创办的中国近代军式企业，采取先购置后仿制的模式，“事事依样画葫芦”，到头来只能落入“随人作计，终人后也”的局面。对此认识逐步加深的李鸿章，试图培养自己的科学人才，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地，以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但收效甚微。
创办“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实践，使李鸿章悟到一个道理：军工企业在西方国家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是一个环节，它好比大树上的一根树枝，单独将它折来插在大清的土地上，是难以成长的。要解决军工企业面临的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足、人才匮乏、技术落后等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他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源，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因此，“必先富而后能强”，求强必先求富。从这一思想基点出发，李鸿章奏办轮船招商局，奏设开平矿务局，倡办天津电报局和津榆铁路，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漠河金矿等等，兴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其中倡办电报、铁路、机器棉纺织厂等方面，属中国第一人。军企民企，林林总总，开近代洋务风气之先，他因此成为公认的洋务大师。
李鸿章由掌控兵权而居高位，凭居高位而兴办洋务，成为晚清政坛继曾国藩之后最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
李鸿章在晚清大红大紫，连任直隶总督二十六年，加上后期复出担任两年，任期之长，创有清一代纪录。直隶总督一职初设于雍正二年（1724年），由李维钧出任；最后一任为宣统三年（1911年），由张镇芳出任。其间一百八十七年，担任过直隶总督七十三人，一百任次，平均一个任期不到两年。在直隶总督这把交椅上稳坐五年以上的，仅十余人，其中任期最长的莫过于李鸿章，等而次之的当数方观承，共二十年。任期短的不足半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宣统元年（1909年）等年份，一年之内频换四五人，板凳尚未坐热就更替换人。直隶总督走马灯似的换人，主要原因无非两条，一是缺乏合适人选，按照清任官惯例又需要及时补缺，因此以换待人；二是直隶不设巡抚，总督一人说了算，无人掣肘，位高权重，频繁更换便于朝廷驾驭。李鸿章一人任直隶总督长达二十八年，足见清廷对其有何等宠信。
李鸿章自荣登直隶总督后，掌军事、外交、经济大权，扩充淮军，建立北洋海军，事做得更大，官当得更顺，扶摇直上，宠荣至极。同治十一年（1872年），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成为正一品大员，仍留任直隶总督。三年后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乾隆十三年（1748年）后，大学士冠三殿三阁，以保和殿地位最高，文华殿次之。但乾隆朝后无人再授保和殿大学士，因此，李鸿章授文华殿大学士，实际上就是坐上殿阁大学士头把交椅，相当于首席阁揆，可谓荣耀至极。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前，赏戴三眼花翎，获此殊荣，李鸿章受宠若惊。按照清制，只有中宫所生女儿封为固伦公主者，其额驸才有资格配赏戴三眼花翎，也就是说，只有皇后所生女儿之夫婿才有可能获此冠饰。从此意义上说，李鸿章也就等同于龙婿了。自清开国以来，获戴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三四位，都是满洲大员，汉臣获此宠荣，是破天荒第一遭。当时有人评价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至此，李鸿章跃上一生荣宠顶峰。当时实际掌握王朝大权的慈禧太后将其倚为心膂，对他的态度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述：敬信。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即农历甲午年，中日甲午一战，李鸿章避战求和，苦心经营近二十年的北洋海陆军一触即溃，战争败北，标志着遵循“中学为用、西学为体”的洋务事业的失败。李鸿章代表清廷赴日本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随之从仕途顶峰跌落。清廷名为留其在京入阁办事，实际削夺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以保全名臣颜面。
年逾古稀的李鸿章，结束连任二十六年的直隶总督生涯，借住位于北京冰盏胡同1号的贤良寺（今王府井东校尉胡同10号），过起了闲适生活。贤良寺由雍亲王王府改建而成，邻近紫禁城，建筑宏敞，庭院幽敞，闹中取静。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产，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