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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红人秘笈]玄机-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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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阮忠枢从小站兵营开溜,到天津城一家妓院找乐子,遇上一个名叫小玉的妓女,两人颠凤倒鸾之际竟爆出感情火花,完事之后仍难分难解。当晚,阮忠枢搂着魅力非凡的小玉不忍离去,立下山盟海誓,表示一定要尽快进津将她赎出,娶她为妾。阮忠枢真的动了感情,第二日回到军营,请求袁世凯恩准娶小玉为妾。这一艳情故事传得飞快,营盘里有不少人都在风传。阮忠枢明知嫖妓和带妓女进军营有违军纪,但他还是深信袁世凯一定会网开一面、成人之美的。理由有三:其一,对袁世凯来说,他是有功之臣;其二,袁世凯娶的大姨太也是妓女;其三,更为重要的是,他背后还有李莲英这样一层非同小可的关系。哪知,袁世凯竟六亲不认,铁青着脸,当着他人的面,以有损军誉、有违军纪为由,将他暴斥一顿。阮忠枢自知占不着理儿,又不敢揭袁世凯嫖妓娶妓之短,只能将说不出的怨气沤在肚里,只能暗骂这厮不通人情。阮忠枢本是官场中人物,知道与顶头上司硬来没好果子吃,此事只能忍了,心想官做大了还怕没女人玩。气过一阵,也就渐渐将这事淡忘了。一日,袁世凯进天津办事,叫阮忠枢同去。到城里后,袁世凯对他说:“带你去一个地方。”也不明说,引他便走。两人走进一院中,见里边熙熙攘攘,喜气洋洋,张灯结彩,好不热闹。阮忠枢以为哪个与袁世凯要好的正娶媳妇办好事,心想原来是喝人家喜酒的。不料,进得堂屋,突然鼓乐齐鸣,有人将一朵大红花别在他胸前,不由分说将大红喜带塞进他手中,连推带搡将他弄进洞房,要他将蒙着红盖头的新娘牵出来拜天地。阮忠枢不知众人演的哪出戏,一下蒙了。待他在众人起哄声中揭开红盖头,才发觉新娘就是那夜一见钟情的小玉。原来,袁世凯在训斥阮忠枢后,就派人花钱将小玉从妓院赎出,替她购置好房子和成婚用一应物件。阮忠枢心头一热,哪里顾得上拜天地,咕咚一下跪倒在地,一个劲给袁世凯叩响头。 
《凌霄一士随笔》说:“练兵计划,定全国练新军三十六镇,先由北洋入手。袁世凯锐意经营,不久,北洋四镇相继告成(第四镇即由武卫右军改编),兵力之厚,甲于各省。……诸镇之兵权、饷权悉在世凯掌握,遇事毫无掣肘,北洋声势益炙手可热。”驻华英美政治、军事观察家赞誉袁世凯是“中国惟一懂一点军事的人”。小站练兵著效,袁世凯不仅官升两级,由正四品浙江温处道晋升为正三品直隶按察使。更为重要的是,从此掌握了大清国政治天平上的一枚重要砝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也就是农历戊戌年,是个非常出名的年份。这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京师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成了大清王朝的风暴眼。这日深夜,光绪帝宠信的军机处章京谭嗣同,突然闯入法华寺。此时政治嗅觉灵敏的袁世凯,已探知朝局将变,正赶写奏折,准备提前离京回津,以免茫然间卷入行将袭来的政治风暴。皇上近臣谭嗣同的出现,令业已紧张起来的袁世凯“心甚讶之”,着实大吃一惊。                  
乱中取胜(10) 
高冕  
一番寒暄后,谭嗣同便问:“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世凯:“旷代之圣主也。” 
谭嗣同:“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世凯:“然,固有所闻。” 
谭嗣同:“上方有大难。”他顿了一下又道,“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则救之,”边说边用手抹着自己脖子道,“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谭嗣同把袁世凯逼到墙角,让他作出抉择:要么救皇上,要么到颐和园慈禧太后那儿去告密求富贵。 
袁世凯信口便说:“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嗣同见袁世凯果是一条血性汉子,足可信赖,便取出随带密诏,将行动计划全盘托出:后天,也就是初五日(20日),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将交给他一道朱谕,并命他带兵赴津见荣禄,当即宣读朱谕、诛杀荣禄,袁世凯即取而代之,署理直隶总督,然后宣示荣禄大逆之罪,速率新建陆军入京,尽诛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听着,脑子急剧转动着。听完,就对此计划提出异议:“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准、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有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他觉得这个计划太过冒失。他能指挥调动的兵马太少,成功可能性不大,草率行动反给皇上招来不测。 
谭嗣同:“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世凯:“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谭嗣同觉得袁世凯这话有道理,便作了让步:“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袁世凯拒收朱谕:“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缜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告你如何办法。” 
谭嗣同:“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世凯:“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接着,他献计道,“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嗣同:“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世凯认为,皇上在九月份巡幸天津前不会有性命之虞:“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嗣同:“如九月不巡幸,将奈之何?” 
袁世凯:“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禄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嗣同见袁世凯坚决不同意立即率兵保驾,只好妥协。他提醒袁世凯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 
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嗣同进一步激对方道:“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凯当即发誓:“你以我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袁世凯这番话,连一身侠骨的谭嗣同听了也感佩不已,连连称赞他是“奇男子”。 
送走谭嗣同,袁世凯沉浸在前所未有的亢奋中,巨大的冲动推搡得他难以自已。大清国惊心动魄的政治决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帝党、后党都在争夺他这枚砝码。要是换成一般庸人,面对呼啸而来的风暴,早就惊恐万状,惟恐躲之不及。但袁世凯不是这种人,他对风云突变总会产生莫明的冲动。他决不轻举妄动,权衡利弊尚未透彻之前,绝对不会将手中筹码押给任何一方。 
袁世凯在法华寺寓所来回踱步,急剧思索。他知道留给自己决断的时间非常有限,生死荣辱,将取决于他出手投下筹码的那一瞬间。 
帝党与后党大会战的战鼓自这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擂响。这天,亲政不久的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战幕拉开后,帝后两党在决定性的用人战线上展开没有硝烟的搏杀。 
光绪帝宣布变法的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罢免支持变法的帝师翁同担任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并逐回江苏原籍。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头,临行前要见自己学生光绪帝一面都不可得,只能在滂沱大雨中遥拜紫禁城,一把泪水一把雨水地作别京城。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命王文韶入京陛见;任命他的心腹荣禄重新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辖驻于直隶境内、拱卫京师的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三军。同时明确,今后朝廷臣子蒙赏加品级,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具折诣太后谢恩,各省将军、督抚、提督等官亦同。实际上,慈禧是将朝廷官员和高级将领的任免权收归自己手里。                  
乱中取胜(11) 
高冕  
紧跟翁同罢官的第二天,青年皇帝打破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旧例,在仁寿殿召见正六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他在总署章京上行走,并给予专折奏事特权。康有为遂以著书进呈方式指导变法。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这一天,慈禧太后调兵遣将,命刑部尚书崇礼署理步军统领,安排这位心腹大臣统率京城卫戍部队。随后,又命亲信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命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总之,用自己的亲信掌握枪杆子,护卫各要害部位。 
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维新派骨干、康有为大弟子梁启超,赏其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此后三天,慈禧太后命亲信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帝赏拥护新政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时称这四位受皇帝重用的人物为“军机四卿”。他们拥有批阅奏折、草拟诏书的权力,成为事实上的“新政宰相”。 
第二天,慈禧太后亲信怀塔布、李鸿章亲家杨崇伊潜赴天津,同荣禄密谋于九月上中旬(10月底)慈禧、光绪同赴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除光绪帝。 
康有为这时已察觉维新派没有抓住兵权的弱处,郑重向光绪帝举荐袁世凯,并通过谭嗣同呈递密奏,请皇上将袁世凯掌握手中,以备不测。此前,康有为已对各将帅进行暗中审察,最后将关注的目光留在了袁世凯身上。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似乎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当年二月二十五日(3月17日)袁世凯拜访翁同,晤谈中“极言非大变法不足以保全,非维新不足以济时艰”。为响应维新,他提出撤销军务处为新建陆军增募三千兵员的计划。离开翁府时,他还愤然留下一份西洋人绘制的瓜分中国的画报。七月份(8月)举行的强学会开幕式上,袁世凯作为首批参与者,发动与会者募捐会费,一举得款数千金,解决了会费问题,其中袁世凯一人捐银五百两。有一段时间,他每逢周六就从小站赶到城里,在维新积极分子、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家彻夜长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慷慨激昂谈论维新。经常参加通宵聚谈的,还有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育才馆教授兼《国闻报》编总夏曾佑等维新积极分子。袁世凯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天津,逢人便谈维新变法和改练新军。在康有为眼里,袁世凯“素机警,又夙驻高丽,颇知外国事,曾与同办强学会”,可以引以为助,但又“知其与荣禄厚,未必就范”。因此,袁世凯这个武力后盾,是维新派非常需要拉拢但又恐难以拉拢的人物。康有为心中不托底,暗中安排亲信弟子徐仁禄入袁世凯军幕,考察袁的志向,并对其进行游说。徐仁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袁赞同康有为维新变法主张毋庸置疑。光绪帝接到康有为奏折后,于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降旨,指示荣禄通知袁世凯速即来京陛见。 
此后二日(13日),光绪帝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同意开懋勤殿以议制度,遭慈禧太后一顿痛斥。 
光绪帝感觉大事不妙,于翌日(14日)赐康有为、杨锐密诏,谕知维新变法面临的严重危机,要他们速速拿出应对良策。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袁世凯由正三品文官按察使升为正二品侍郎,乍看属正常提升,明眼人一看则是破格超擢。清代官制,京官望重而外官望轻,各省正三品的按察使,内调担任京官时往往只能得到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或大理寺卿。袁世凯原官直隶按察使,若正常晋升,往好处说最多只能得一个三品京堂,骤获二品侍郎,实属皇恩非常。当晚,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正用晚餐,看到光绪帝破格提拔袁世凯的上谕,拍案叫绝,说:“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策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 
荣禄立即作出反应,征得慈禧太后同意后,火速调整军队驻防,命聂士成部驻天津,董福祥部进驻京师门户长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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