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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县委书记-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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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离忽然觉得和张力她们说这些事有些不妥,如果传到刘副部长耳朵里,会影响团结的,刘副部长兼着报社的党委书记,报社是他分管的地方,不便多说,忙转移话题说:“你到商场去逛了没有,今年女装流行什么?”肖丽说:“赵部长也喜欢流行的东西?”赵离笑了笑。“我也是一个女人嘛,你们作家说,世界因为女人才美丽。是吧,张力?”张力对肖丽说:“你不知道吧,肖丽,赵部长虽然是领导干部,但比起我们还要女人呢,据说年轻的时候,市里有四大美女的说法,赵部长就是其中之一。”
    肖丽说:“我怎么会不知道?赵部长就是现在也还很漂亮呢。”
    赵离说:“张力你又瞎说了。”虽然脸上仍然挂着笑容,口气却透出不悦,她毕竟是领导干部,又比张力年长了一些,不想同她们过分亲昵。
    张力说:“我们来就是采访省轻工服装展销会筹备情况的,这是我们省第一次举行这样的活动,所以报社领导对报道很重视,我们省是人口大省,也是工业和乡镇企业大省,发展轻工产业和服装业,市场前景非常乐观。”
    赵离说:“重要的是对我们市也有非常大的意义,我们市重工业基础差,一是要发展轻工业,二是要发展第三产业,这也许会成为我们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张力说,“我们以后不管做什么,都不能忘了我们这个出发点。”
    赵离说:“你又太严肃了。今年到底流行什么呀,衣料、色彩、式样。”
    张力说:“严格地说,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流行浪潮,农村还正在解决温饱,城市购买力十分有限,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追求时髦,最要命的是我们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市场观念和消费观念,新闻界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宣传和引导。所以流行对我们来说,还是个奢侈的东西。我们所谓的流行只不过是起哄罢了。”
    赵离说:“我怎么听起来像是读一篇社论,怎么能说我们国家就没有流行呢?别说现在,就是在‘文革’,也有流行存在,姑娘们穿上一件绿军装,把白领翻到外面,头上扎着小辫,这不也是流行?”“如果这就是流行的话,那么今年流行红色色系。”张力说,“我正在构思一篇记者述评,没想到一急都说出来了,赵部长的话改变了我的观点。”
    赵离说:“张力,你们记者可不能随便改变观点。我不过是跟你随便聊聊。”
    “华联有一种很新款的羊毛套裙,我建议你去买一件。”张力说,“你这么好的身材,穿起来准好看。”
    赵离摇着手道:“什么呀,那么花哨的东西我能穿吗?”说着看了看自己挂在衣架上的那件蓝色西服外套,这是她的衣服的基本色。
    张力说:“赵部长,你应该在我们市为女干部带一个头,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可你看我们的女同胞有多惨呀。一个个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全都板着面孔。”
    “好吧,明天我到华联去看一看,可是你也别指望我成为模特儿。”赵离微笑说,把电视又换了一个频道,是宾馆的自办节目,一群和尚正在同一个姑娘比武,姑娘武术显然高得多,打得和尚们人仰马翻。她觉得有趣,便懒得再说话了。
    过了一会,三个人都起身告辞,也没挽留。送他们出房间后,她又拨了家里的电话,老张仍然不在。电视也没什么好看的了,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起来。想着,想着,竟想起李书记说到市委常委的任命未得到省委批准,有可能到郊区任职的事,这样一来,原先为宣传部长做的那些工作设想全泡汤了。真不知道经州的人知道了会是什么议论。刚才的那种好心情顿时风吹云散,充满了活力的身体陡地疲乏了,整个房间因之显得大而无当,灯光也显得毫无理由的热情,便关了顶灯壁灯台灯,只留下一盏地灯幽幽地亮着。她下床去打开窗帘,窗外一株腊梅树的剪影印在玻璃上,虬枝峥嵘,一动不动,更是令人觉得黑夜的静谧。赵离回到床上,眯缝着眼睛,有一忽儿觉得这不是在省城的星级宾馆里,而是在汉口父亲的老宅里,在后花园她和母亲住的房子里,夜色如画,屋外月光如水,树影摇曳,母亲拍着她的后背,用乡音给她唱儿歌,讲故事,她就这样偎在母亲的怀抱里静静地躺着。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好像几个世纪似的遥远。这么多年来,她似乎一次也没有回想小时候的事了,眨眼之间,自己也成了别人的母亲。母亲,母亲……她轻声呼唤着,窗外的腊梅树渐渐模糊,她沉入了梦乡,好久,两颗豆大的泪珠从她眼角流了下来,一颗流到枕头上,另一颗流进耳朵里。



    赵离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她的出生地,位于汉口六渡桥的王家后花园了。
    1949年3月,赵离出生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家庭里,父亲叫王德利,在省教育厅作一名督导员,他早年间在乡下老家做粮食生意,后来到汉口发展,依靠一个在省政府作官的同乡的关系,谋得了这个位置。他不懂教育,他谋得这个位置并不像当时社会名流那样为了教育救国,而是为了他更好地经商办厂。他办的印刷厂是当时省城最有名的工厂之一,在汉口六渡桥,他的两家店铺占据着最好的地段。督导员是一个闲差事,但只有社会名流才能有资格担任,这恰恰为他跻身上流社会提供了便利。平时他无需到任视事,正可以有时间经营他的店铺和工厂,名利兼收。不幸的是抗战爆发,武汉保卫战失败,父亲一路狂逃,在宜昌时遭遇日机轰炸,下船爬上了一辆军车,竟然鬼使神差流落到陕西,在西安做了一名寓公,留在武昌、汉口的工厂和店铺也被日本人征用,他的如日中天的生意也被中断。一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父亲才回到汉口,虽说同省政府失去联系多年,但他在抗战期间所表现出的气节,还有黄灿灿的金条却受到当局的青睐,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职务,工厂也没有作为敌产没收,而是发还了他。抗战结束,民主建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父亲作为实业家也进入了又一个发展时期,短短两年,生意竟如同铁炉鼓风,越烧越旺起来。
    父亲此时已有两房太太,大太太是早年间在乡下娶的,生有两个儿子。二太太是在西安作寓公时娶的,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壮的陕西女人,有着一张圆圆的赤红脸和两只硕大的乳房,是那种让人一看就知道很能干的角色。但肥地未必有好收成,她嫁来赵家多年,父亲一直在努力同她生孩子,甘露频降,却寸苗不生,她因此对所有会生小孩的女人怀有刻骨仇恨。赵离的母亲万没想到,在她还没有来赵家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仇敌。
    父亲这时已年过五旬,事业正处在上升时期,在家庭也同样雄心勃勃,他需要有更多的孩子来做他的帮手,继承他的事业。而且他的两个太太也很使他不中意,大太太是乡间的小脚女人,安于居家小事,闲时只知道烧香念佛;二太太虽然是城里人,但心胸狭窄,一味敛财,而且常常表现出一副好勇斗狠的样子。他早晚出入社交场合,需要一个才德品貌俱佳的夫人,这时他便把眼光投到母亲的身上。
    母亲叫赵品书,是武昌大学附属中学一位教员的女儿。她的父亲也就是赵离的外公早年曾在国外留学,可是时乖运舛,长期得不到社会重视,只好屈身在中学里教书,赵品书的母亲是苏州人,在她十来岁的时候就已去世,父亲立志不娶,把对妻子的爱倾注在女儿身上。赵品书不仅长得非常美丽,且天资聪慧,读书常能过目不忘,尤其是从父亲手中学到一手好丹青。即使在汉口这样的大都会,当时这样的女孩也可谓凤毛麟角。如果不是有了突然的变故,赵品书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品书上高中那年恰好十七岁,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她父亲在下学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军队的一辆军车撞倒,从此赵品书成了孤儿。她的父亲是一个穷教员,死后没有为女儿留下一点财产。赵品书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退学。可是她是那种志比天高的女孩儿,她要完成她的学业,像她所倾慕的现代女性一样,能为社会造福。于是她在报上登出了启事:有能供给她继续读书者,她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这份启事只有指甲盖大小,连报社编辑也把它当作一个恶作剧来看待,但却被王德利在一张包点心的破纸上慧眼发现。于是十七岁的女中学生成了教育厅督导员兼印刷厂老板的第三房太太。
    在六渡桥赵家宅第里,赵离一共生活了六年。等到她童蒙初开的时候,已是解放后的事了。对那个有着好几进大院子、主仆十几个人的封建大家庭,赵离并没有太多的记忆。她对家中的许多了解是后来通过母亲赵品书的口中知道的。赵品书出嫁以后仍然在中学里读书,只有星期六才回到府里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赵离出世。
    本来赵品书要等到赵离长到一岁再回到学校念书的,可在赵离还没有满月时,汉口就解放了。
    赵品书在解放后面临解决的第一件事情是同王德利的关系。王德利有三个妻子,可是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他只能拥有这三个妻子中的一个。王德利在解放后作为民族资本家仍然拥有对工厂和商店的所有权,尽管他曾当过督导员之类的官。按照他的意思,当然是要同赵品书一起生活的。但是赵品书坚持离开了他,她对政府的干部说:“我的日子还长,现在是新社会,我不能只做一个资本家的太太。我要参加工作,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赵品书后来实际上只工作了短短几年,她在小学教书期间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看到什么都觉得肮脏恶心,经常在上班时吐得一塌糊涂,无法胜任工作,不得已辞职了。赵离记得母亲赋闲在家的那些日子,总是伏在长案上画画,画完一张画,就挂在墙上细细端详,然后送到园子的一角烧掉。不画画的时候,母亲就在屋里擦擦洗洗,甚至钻进床底去擦拭不易看到的地方。她每天都要洗澡,哪怕是三九寒天也不例外。她不允许家里和身上有一丝灰尘,否则就会觉得屋里有什么异味而烦躁不安。由于有了这种奇怪的病,母亲一生中当然不可能再同别的男人结婚,她不能容忍别人进入她的生活。
    她虽然没有工作但生活并没有问题,离婚以后,王德利给她的财产足够她维持比较体面的生计。王德利还把整个后花园连同花园中的几间房给了她,按照赵品书的要求,从侧墙开了一个边门儿,这样赵品书不必再经过前院大门出入。后花园里种满了木槿和丁香,还有一棵据说是咸丰年间栽种的丹桂,从春天到秋天,这些花木总是散发着淡淡的幽香,铺满石子的小径隐现在花木丛中,别有一番情调,这些恰恰是赵品书所喜爱的,她一向不爱艳丽的色彩,这在她的衣着和画上可以看得出来。她一年四季只穿蓝色的衣服,冬天是深蓝,其余时间是浅蓝,画也只有水墨丹青。她忙完了每天的事情以后,就会默默地坐在丹桂树下的一张石桌旁,托腮沉思,仿佛是一幅静止的离不知道母亲在这种洁身独处的日子里是否有感情上的烦恼。在建国初期如火如荼的岁月里,她竟由一个追求知识的新女性,一个为了读书而不惜做妾的女性…变成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爱情、没有生气的人,这中间的变化令人叹息。
    只有一次,母亲对离婚表现出痛心的样子。赵离出生以后,一直没有起名儿,父亲和几个继母,还有哥哥总是叫她为“丫头”,家里的佣人称她为“小姐”。一直到她六岁那年,要进小学读书了,还没有一个名字。到学校报名那天,母亲给赵离穿上了新衣服,出门时,赵离忽然想起了没有名字的事,问:“妈妈,我叫什么呢,我还叫丫头吗?”母亲沉默了好半天,才抱着她说:“离,就叫离吧。”小赵离高兴地跳着喊:“我有名了,我叫王离。”母亲忽然推开她,怒不可遏地斥道:“不准你姓王,你姓赵,姓赵!懂吗?”当时把小赵离吓得目瞪口呆,母亲一把将她搂过来,抱头痛哭。
    现在想起来,母亲那时一定是对自己做妾的历史感到耻辱,由此逐渐发展为有洁癖的人。解放了,妇女获得了和男人们一样的权利,她在那些有着清白历史的女同伴跟前自惭形秽。她每天在身上和屋里清洗,其实是想洗掉存在于意识深处的肮脏东西。这从她对待父亲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她还不允许女儿到前院去,“你敢到那个肮脏的地方去,我就打断你的腿!”她把前院叫做“肮脏的地方”。可是前院对赵离来说却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这不仅因为前院人多热闹,而且那里还有她的父亲和哥哥姐姐,血缘是一种无法割断的关系,深陷于自惭的母亲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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