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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父亲和哥哥姐姐，血缘是一种无法割断的关系，深陷于自惭的母亲怎么能够理解呢？她小时候为此常常遭受母亲的责打。母亲痛恨父亲，认为是他把她的一生毁了，她甚至不让女儿姓父亲的姓，想用这样的办法忘却心灵深处的创伤。但她的这种作为反而把赵离进一步推向了父亲。王德利在解放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了一个进步的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协领导工作，他的厂店在省城最早实行了公私合营，曾作为工商界的代表受过中央领导的接见。因此赵离并没有因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受到学校歧视。
母亲对赵离的学习也格外要求严格，希望她能够在学校取得最好的成绩，以便能够考取她为女儿选定的大学，她还为女儿设计了全部的人生，这人生多半是她年轻时的梦想。每隔几天，她就要把赵离叫到跟前，以读书为题目作一番训戒。小时候赵离还能规规矩矩地听着，稍大一点就开始争辩，到了十二三岁，母女俩的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但这并不妨碍赵离成为班上最好的学生，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班干部，十三岁便加入了共青团，上高中一年级时还当上了学生会的主席。这时她已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了。
母亲年轻时是一个典型的美人坯子，身材优美，皮肤白皙，尤其是有着一副中国人认为最完美的鹅蛋型脸和一对丹凤眼，一颦一笑都成风流，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由于常年有病，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病态，一种冷漠。在崇尚健康美的年代，这种缺点使她非凡的美貌大打折扣。所幸的是她把美丽、才情和要强传给了赵离，并没有把疾病和坏脾气一起传下来。赵离不仅生得美，而且这种美一点也不显得勉强，好像与生俱来。在她的身上，看不到当时人们常说的资产阶级小姐习气，勤俭、谦虚、好学，且表现出不凡的组织能力，这些好的品德并不少见，但是一个人能把它们和美同时集于一身，就非常难得了，这不能不让老师和同学们羡慕。老师把她作为德才兼备的典型，女同学把她当作人生的榜样，男同学则把她作为心中的女神。当然也有大胆的男生给她写信，她连看也不看就悄悄撕掉了，她有许多的事情好做，决不会像有些没出息的小女生那样把心思早早用在恋爱上。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对赵离来说，生活充满灿烂的阳光。门第虽不高贵但也不俗，家庭富足且能被当时的社会所容纳，貌美体健，学业优秀，走到哪里如众星捧月。
她似乎总是很忙，除了功课要保持年级第一外，她还必须承担很多学生干部工作。她组织学生参观工厂，到农村参加劳动，在反美大游行的队伍中高呼口号。她甚至别出心裁，在高二那年的国庆节把篝火晚会办到钢城那边的江堤上，同学们围着红彤彤的火焰，齐声高唱“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那是多么豪迈的心情啊，繁星在夜空闪烁，钢厂的火光映红了半拉天空，长江的波涛在火光映照下奔流不息，天地相接，祖国大地无比辽阔，每一个人都兴奋得满脸通红。她更是浑身浸透了幸福的感觉，六十年代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年代，令人激动的事层出不穷，比起同时代人，她对生活更是充满了美丽的憧憬，面对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她想做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诗人，用最美丽的诗歌来歌颂伟大的党和祖国；后来掀起了学雷锋的运动，她暗暗要求自己做一个雷锋那样的好战士；报纸上发表了北大荒知识青年的事迹，她又决心毕业后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紧接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她又觉得自己应该做中国未来的居里夫人。
一九六六年，赵离上高中三年级。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最初的日子里，赵离像所有的青年学生一样，全身心充满了对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热爱，充满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仇恨。她和红卫兵战友们一起背着背包，从学校出发，到北京接受了伟大领袖的检阅，在天安门广场上，她流着热泪，蹦着跳着，直到喊哑了嗓子。然后又从北京步行到伟大领袖的故乡韶山。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心里默念着伟大领袖“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的教导，八千里关山，走到哪里就要把革命的火种点到哪里，就要在哪里生根开花。这时她的心里充满了神圣的感觉，也充满了对过去的忏悔，什么马雅可夫斯基和居里夫人，统统是封资修的货色，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青年一代的毒害。
可是，不幸很快降临到她的头上。
事情是从父亲开始的，并很快蔓落到母亲和她的头上。
她已经沉迷于“革命”的狂热中，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后代，她虽然早已没有同父亲一起生活，但事实再一次证明血统是不可能改变的。她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和反动官僚双料货色，最早被红卫兵抄家、批斗。年近七旬的老人被反剪双臂，头上戴着滑稽的高帽子，给红卫兵打得口鼻流血。大字报糊满了她们家附近的街道，她每次路过这些大字报前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的父亲手中沾满了工人和革命者的鲜血，而她以前竟然对他充满了温情，还把他对自己的一点虚伪感情看作是父爱，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毒害又是什么呢？后来，她决定贴出自己的大字报，揭露父亲这种可耻的行径。就在她贴出大字报的第二天，她那张大字报的旁边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请看资产阶级臭小姐赵离的丑恶表演！”她气愤了，返回学校写了一张新的大字报还击，可等到她第二天回到家时，却发现母亲自杀了。
赵离知道，母亲是一个容不得半点脏东西的人。“文革”开始以后，赵离很少住在家里，母女俩从来没有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作过交流，她更没有观察母亲的心理活动。也许母亲已经感到在劫难逃，早已作了解脱的准备。就在赵离到学校反击的那天，一群红卫兵拥进她家的花园。花园已经有多年没有外人进入，是仅仅属于她母亲一个人的圣殿。此刻在母亲看来，这些闯入者们不′那些闯入瓷器店的野牛。母亲只能任凭红卫兵大声吵嚷，把那些书籍、画轴、瓷器扔得满地皆是，只是一言不发，端端正正地坐着，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母亲的这种神态使得红卫兵们不知所措，有几个人想把她拉到街上去和旧社会的老妓女一起游斗，但是最终还是哄哄闹闹地走了。红卫兵们离开后，母亲梳理整齐头发，换上干净衣服，服下藏在墙洞中的一包砒霜，口里咬着毛巾，以免血液流出弄脏了身体，然后静静地躺到床上，告别了人世。母亲一生爱美，喜欢洁净，她是把自杀当作创造一件艺术品来完成的……这件事是赵离后来才得知的。
而从此后赵离便过上了黑五类的日子。
母亲火化那天深夜，赵离在街头彳兀坏分子赵品书的住宅已被查封，她无家可归，昔日的红卫兵战友已经把她看作异类。她回想不久前曾对“文化大革命”抱有空前的热忱，在天安门广场热泪盈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与不同观点的红卫兵辩论（他们援引的是同一个人的话，奇怪的是总能找到驳斥对方的观点），在长征路上教老乡们唱革命歌曲，笃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甚至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生命，可是转瞬之间就成了革命的弃儿，所有的理想，所有的荣誉烟飞云散。这一天街道上刚发生过武斗，现在人迹全无，偶尔有一盏未被打碎的路灯在黑夜中发出惨淡的光亮，大字报在寒风中簌簌作响，满街碎纸飞扬，整座城市像经过一次空前的劫难。多么繁华的一座城市，现在仿佛被人施了魔法，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她顺着街道茫无目的地走着，直到有一辆卡车凄厉地在身边鸣叫，她才发现原来已无意间走到了汉江桥上。
夜色深沉，江风拂面，江边只有几艘小船停泊，失去了往日的喧闹，江水墨汁一样静静涌流，只有几缕夜光在水面浮泛，仿佛在预示着一种宿命。赵离看着那光，恍惚之间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耳边说：“解脱，解脱，解脱。”她轻轻迈出一只腿，跨上了桥栏杆。
“赵离，赵离呀！”黑暗中有人跌跌撞撞跑了过来，一把抱住了她，往下扯去，两人一齐倒在地面上。她没有挣扎，只是麻木地朝那人看着，原来是街道居委会的张妈。张妈原是她父亲家的佣人，解放后离开赵家参加了居委会工作，虽说是受苦人出身，却一直对旧主人怀有感情。赵品书离婚以后，深居简出，张妈是能够进入后花园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在没人的时候，张妈仍然称呼赵品书为三太太，义务为赵品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像有些翻了身的人那样必欲置主人于死地而后快。她的这种“恋主情结”赢得了赵品书的好感，赵品书甚至能够像对待朋友那样同她一起聊天。赵离记得，母亲如果生病，一定会让她请张妈来为她熬药、做饭。张妈孩子很多，丈夫是个残废，赵品书也常常接济她。“文革”开始后，张妈也像所有的人那样忙于参加运动，一边却不忘暗暗呵护着赵品书不受冲击。但是她毕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她没有能力去保护旧日的女主人。惟一能做的就是在旧日的女主人死去以后，适时地火化了她，使她的灵魂得到安息。她给自己的另一个任务是看好女主人的女儿。在火葬场，她已经留意到赵离的不正常的神情，所以就一直远远地在后面监视着她。正是有了她的细心，赵离才没有失去生命。
“孩子，你傻呀，你为啥要走这条路呢？”“张妈，我没法活了。”赵离没有一滴眼泪。
“孩子，别说傻话，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张妈弯下腰拂打着赵离身上的灰尘，自己倒哭了起来。
“我为什么要生在这样的家庭里？”赵离说，“爸爸是个反动资本家，妈妈是反动资本家的小老婆，又是那样古怪，人家都说她是特务。她是不是特务？如果她不是，她为什么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是我永远的污点。”
张妈搂着赵离的肩头，久久才说：“不，孩子，别怪他们，你爸除了比别人有钱，没啥更不好的东西。你妈她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谁让她长得那样漂亮，又是一个才女呢？自古红颜多薄命，她心里苦埃”“可是赵妈，我以后还怎么活呢？”赵离说，“妈死了，房子也让红卫兵封了，我往后住在哪儿呢？”张妈拍着赵离的脊背，说：“你就到我们家去住吧。我们家三代贫农，我又是佣人出身，没有人会对我怎么样。也没人会对你怎么样，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在以后的日子里，赵离就生活在张妈家里，当起了当时人们习惯说的逍遥派。一直到1969年，城市的知识青年兴起了上山下乡运动。街道按规定把赵离列入了第一批下乡名单。张妈是大别山区的人，她早年曾在老家跟一个男人生了一个孩子，后来离家到省城给王德利当佣人，又嫁了人。解放后，她老家的孩子参加了工作，在邮局当巡线工，张妈一是怕赵离同别的知青一起受歧视，二是想让自己的儿子能对赵离有所照顾，就托知青办的关系把赵离送到大别山区老城县，从此赵离开始了她的知青生涯，并把自己的一生同大别山联系到一起。
人的一生就是由这样的一些机缘组成的，它就叫命运。
1967年的春天，包公湖还是一个臭水坑，城市的污水不经处理全部排放到这里，所以此地的人们习惯叫它为包府坑。
包府坑在历史上曾同一个有名的官吏联系着，这个官吏的事迹近千年来一直在民间传颂。五十年代省政府从开封迁走以后，开封这个六朝古都就开始重复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而日益衰落，包府坑的存在只是提醒人们它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就像没落贵族老宅角落的一只缺嘴少盖的破茶壶一样，除了表示它曾经泡过价值不赀的好茶外，其实毫无用处。破茶壶在文物商眼里没准儿还能换几个小钱，而包公湖既然由一个湖而堕落为坑，又处在否定一切的“文革”时期，那就连破茶壶的价值也不如了。
三
1992年3月初的一个上午，刚敲八点，新城县长吴斯仁早早来到县委招待所，看到几辆小车已经在院子里一字儿摆开，县委、县政府和人大、政协的几个头头在车旁围成一团，看样子是正在神聊什么。他向他们打了招呼，就径直朝总台走去，叫服务员打开了201房间。
这间屋子是给即将到任的县委书记赵离准备的。他是来先看看房间安排得怎样。房间里原来的两张小床换成一张大床，铺着白色床单，两床被子也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