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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没当成县长跟她有关，一连几天好像生病似的，走路都抬不动腿。回想两个月前还同张力去看望过赵离，当时以为她要进市委常委，联系一下感情，真是幼稚可笑。前几天回经州，碰到几个先前的同事，都打趣他说：“我们都是一个女人管着，你有福，两个女人管着。”有的则一语双关地问：“在女人下面是啥味儿呀？”虽说是笑谈，却像吃了苍蝇似的腻歪。想先前市委刘书记不调走的话，自己再怎么的也是正处级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赵离有啥了不起的？不是靠着了李天民，赶上了重用女干部的好时机，否则谁领导谁还说不准呢，哪会来晚一点就让你熊个狗血喷头。因此今天他一句话也懒得说。人大主任老林在会上发难，搁在平时，他最看不惯他倚老卖老，也许要半真半假顶他两句了（在新城，因有刘书记的背景，也只有他才敢顶撞老林），今天只恨老林浅尝辄止。听到赵离说到大道理，忍不住说：“有什么办法，新城就是一个吃饭财政、要饭财政嘛。”
赵离说：“我正要说到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新城要发展，必须要甩掉吃饭财政、要饭财政的帽子，我们再不能老躺在老苏区的光荣簿上睡大觉了，现在老首长们活着，我们能要来钱，一旦首长们去世了，一旦老苏区的优惠政策取消了，我们还向谁要钱呢？”余锋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心里却说：你的假设前提是共产党垮台。只听赵离又说：“我提出这个假设，不是对我们党的前途有什么疑问，”余锋心里暗暗惊奇，没想到连自己思想的活动都让她猜到了，可见女人是第六感官发达的。赵离继续说：“我要说的是，对中央的老苏区政策，我们应该作为动力，而不是作为包袱，我们新城资源丰富，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借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把我们新城经济搞上去。可是以新城的干部队伍的现状，连会都开不好，怎么能担当起这个重任？”余锋这才明白赵离绕来绕去，又绕回会风上去了，不禁警惕起来。赵离提高了声音说：“昨天县委见面会，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会，大家看到了，成什么了？一盘散沙，比老百姓还不如，说明我们的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不少。从会风看作风，作风不改变，新城的工作不可能搞好。我主张新年度的工作要首先从干部作风入手，以会风为突破口，开展一次干部思想作风大整顿。今天的会议要增加这项议程，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话未落音儿，秘书来通知，兄弟省那边的县委书记带着一拨人到新城来了，赵离头天已听办公室汇报过，是来商谈两县森林防火的，需要她见面。赵离同吴斯仁商量后，余下的议程由吴斯仁主持，她先到招待所去接待。会议讨论同意赵离的意见，议定由组织部、宣传部、纪委三家共同拟出整顿方案，在下一次会上讨论。看看到了下班时间，吴斯仁急着去看望客人，宣布散会，然后一边整理公文包，一边对几个副县长说：“刚才赵书记批评会议纪律，我认为很对，以后政府班子成员要带头注意，下不为例，如果再出现类似问题，我先批评你们。”
县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罗伟民也说：“我们常委一班人也要注意，今天我就来晚了十分钟。”
余锋站起来说：“我来得最晚，首先要检讨，”说着做了个鬼脸，“咱们赌个咒，下次谁再来晚了，就操谁的屁股。”
大伙儿轰地一声笑起来，都说余书记说得对。张秀英半恼半笑地说：“余书记，你真是个活鬼。”因为开了半天会，大家都感到疲倦了，说一阵玩笑话后，便纷纷走了。谁也没想到几天后开会时迟到的恰好就是赵离。
时间仍是当天下午两点，赵离出门碰上一个老同志的遗孀，硬是要求给她的孙子安排工作。老太太挪动三寸金莲，一路纠缠不休，赵离好不容易把她打发走后，待进到会议室时，见大家知错必改，早已到齐了，便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坐下来，发现有几个人捂着嘴笑，一齐扭头向余锋看着，余锋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表情却分明很滑稽。张秀英则低头不敢看人。老林年纪最大，也是把脸朝向天花板，大有深意。她虽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当时并未做声，待会后问张秀英，张秀英怎么也不肯说，问得急了，才把那天余锋说谁来晚了就操谁屁股的话学了一遍。赵离顿时气得脸色发白，过一会儿，才冷冷地说：“他也很会说玩笑埃”更气的是大伙儿看热闹，分明还跟自己隔着一条心，看来要融入新城的领导班子，还有待时日。
张秀英说：“你也别把这事看得太重，在农村工作，男人们开玩笑占便宜是免不了的，有比这还厉害的呢。”赵离说：“别人可以，班子成员不行。余锋是我的下级、助手，年龄又相差这么多，怎么能这样开我的玩笑？”张秀英迟迟疑疑地说：“有句话想说，可这样有些犯自由主义。”赵离说：“你说，不要紧。”张秀英便把余锋在职务上的想法说了出来。赵离听罢，心想，要是余锋把自己的未能升迁同她联系起来，隔阂就不会轻易消失，于是，对余锋生了几分警惕。以后对余锋提出来的意见，常常会不自觉地予以排斥，后来余锋几次提出有些干部需要调整，甚至专门说到吴县长对秘书小于的安排意见，想引起赵离的重视，赵离都没有答应。
张秀英又断断续续向她介绍了新城的一些情况，比如人大主任老林是新城的地方势力代表，是第一个得罪不得的人，但老林最怕李司令，他解放战争时期当过李司令的通讯员，李司令千里跃进大别山，离开新城县时把他留下来，这人仗着是新城的元老，喜欢找县委县政府的麻烦，以后有事可以找李司令帮忙。李司令在“文革”中担任过南方一个大军区的副司令，离休后不到大城市，而是和续弦的老伴回新城老家休息，是一个很好的老头儿。还有谁谁是亲戚，谁谁有矛盾，要她以后在工作中注意。这些话别人不会跟他说，市委更不清楚。因此她很感激张秀英，到底是女同志，感情更能走到一起。
五
赵离不得不承认县委书记是个累死人的活儿，仿佛总有开不完的会，看不完的文件，应付不完的事。光陪客就够受的了。何况她还要做几件自己想做的事呢？这几年，新城一连提拔、重用了几任县委书记，看似一个好事，实际上对地方的工作影响很大，前任书记调走，后任就另起炉灶，个人志趣各不相同，工作重点也不一样。提拔重用前还要疏通一些关系，往上跑一跑什么的，心思就不在工作上了。因此七五计划以后的几年，新城工作比起兄弟县区的距离越拉越大：基层设施落后，城镇建设没有规划、缺乏管理，计划生育被挂过黄牌，财政收入全市倒数第一……这些问题都摆在那里，作为县委书记怎么能不着急上火呢？有几天，她甚至有些埋怨李天民不该说话不算数，把她调到新城这个经州的“大西北”来。从工作的难度讲，这不是锻炼，倒好像是发配，真不知道李书记是怎么想的。着急加上事务繁忙，肝火越来越旺，渐渐地，把一点做女人的柔情全都没了，浑身上下都是冷硬的感觉，走起路来身体僵直，像是绑了一根木杆子在腰上，脸上的肌肉终日绷得生紧，忘记了笑是什么模样。一些胆小的干部见了她都要绕道走，不知道会为了什么事倒霉。
新官上任三把火，赵离未能免俗，头两把是计划生育和思想作风整顿，县、乡派出了二百多个工作组进村入户，重点搞清计划生育底子，看看新城县到底超生了多少人。山沟沟里的妇女们都被搞到县上、乡上医院里，女人们见面就问“你扎了没？”一来二去，相互之间拿女人自己的生理开起玩笑。也有非生三五个不可的，不愿手术，四处躲藏，干部坐着“手扶”追，一时鸡飞狗跳。赵离几天里一直捏着一把汗，生怕搞出人命来，这在过去计划生育中是不乏先例的。好在各乡都没出现大问题。赵离的名字却像长了翅膀，人人都知道县上来了一个厉害无比的女书记，她和她的长眠地下的母亲自然少不了挨骂。
留在机关的干部都坐下来学习，四大班子也不例外。人大、政协通常的说法是“一线岗位，二线工作”，两家的领导都是从一线退下来的，坐了冷板凳，回首过去炙手可热的权力，心里就有那么一点不平衡，捣起蛋来更甚于常人。说起这事，吴斯仁比别人更有感触，在闲谈中他就抱怨老林常常在工作上掣肘，有两回县委推荐的局长人选在人大没有通过，搞得他很是被动。赵离不便对此事作评论，只是说：“人大、政协的作用要发挥好，今后四大班子要捆起来分工，不分一线二线。”接下来还同老林和政协主席商量一下，把两家的成员都分派一些具体的中心工作，与县委、政府领导一样，每人联系一个乡镇或企业。老林表示同意，他说：“赵书记的想法很好，我完全同意。我也赞成四大班子同县直、乡镇一样，开展思想作风大整顿。整顿就是运动，现在看来，搞一下很有必要，否则共产党的东西就要丢完了。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我是同意的，只有一条，不搞运动不好。”赵离委婉地说了一句：“还是不提运动吧，可以叫活动。”于是，很快定下来，除了正常工作，每周日和一三五的晚上坐下来学习。这下，老林等人干得十分欢势了，白天到基层折腾，晚上开会学习。这样连轴转了几天，有人便对着张秀英叫苦说：“秀英，能不能让秀才们把学习计划搞少一点，屁股都坐肿了。”
张秀英眯起小眼睛笑笑。她的孩子小，丈夫是个货车司机，在路上的时候多，脾气暴躁，她的一个半瘫痪的母亲也跟她一起生活，家务活都是她承担，加上赵离来了以后，天天开会，要说最紧张的就该数她了。
除了开会，赵离就是带着办公室的同志到各乡镇熟悉情况。新城的春天美丽无比，无一处不绿，无一处不香，赵离终日穿行在铺天盖地的秀色里，连衣袖都染得绿了，呼出的气都带着草香，但她却无心欣赏春色。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渐渐有了一个想法，作为县委书记，主政一方，虽不能说是一个政治家，至少也应有一套完整的工作思路，前几任班子的失误就在这里。眼前思想作风整顿和计划生育搞得挺热闹，也有效果，但仅此远远不够。新城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经济工作的突破口。计划生育过后，她考虑要召开几个行业会议，工业的，流通的，乡镇企业的。
这天，她刚从乡下回来，便看到门缝里塞了一封信，一看是郭玉写来的。信中说：“赵书记：传说您到新城以后，只对两个人有初步印象，其中有我。谢谢您这样看得起我。因此犹豫再三，决定写这封信给您，谈谈我对新城工作的看法……”赵离一向不喜欢干部来信的方式，本来郭玉就在后院政府楼上，有话可以当面谈，干嘛要写信？粗粗看了几眼后，便将信扔到床头柜上。临到上床睡觉的时候，又看到郭玉的信，便又看起来，竟然觉得有点意思了，信中郭玉一一指出前几任存在的问题，信末提出新城经济应该走自己的路子。赵离想，郭玉看来有些理论政策水平，不愧为“锅巴乔夫”。第二天赵离打电话叫郭玉来到办公室，对他说：“看了你的信，觉得道理是对的，可是怎么样才是自己的路子，需要和你探讨一下。”郭玉说：“赵书记今天有没有时间？”赵离问为什么？郭玉说：“为了说明我信里的问题，我想请赵书记去看一个地方。”赵离心里想，郭玉真的是够深沉的，横竖这会儿没事，说：“你去叫车，我们去。”
郭玉把车引到城郊乡一个大院里，赵离下车后，四下里一看，蒿草障目，房屋破败，遍地都是生锈的机器和零部件。一个看门人模样的老头过来，在他们身边转了转，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郭玉说：“这里是城郊乡农机厂，八十年代就倒闭了，1986年有个叫黄大福的工人在原址上个人出资办起了铸造厂，后来吸收了一些工人参股，乡里在政策上给了一些扶持，把老厂的破旧厂房、设备折价给了他们，企业越搞越大。其他人也在附近办起了几家小企业，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个体私营工业小区。我们体改委来这里调查，总结了四句话：“能人牵头，个体起步，股份发展，政府扶持。”
赵离赞同说：“好啊，这四句话很精辟，概括了四个方面的经验。”
郭玉说：“后来县委没有支持这种做法，因为一些人红了眼，铸造厂也就被收回了，恢复了旧的管理方式，黄大福一连上访几年都没有结果。其它几家企业看到这种情况也都散了伙。现在铸造厂又倒闭了。我觉得这个经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