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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人院即象军营又象监狱，但最起码它是安全的，而最大受益者是疯子们的亲属，每月交钱去看望一次就心安理得地觉得自己尽到了义务和责任。我从不敢想象我姐姐在疯人院每一天是怎样生活的，顺藤摸瓜地想下去我也会发疯。
读研究生以后我渐渐走向成年，自己本身的烦恼越来越多，看望我姐姐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有时半年我才去看她一次。她渐渐地有些不认识我了。但有时她会忽然清醒过来，并能清晰回忆起我六、七岁也就是她七、八岁时我们之间趣事——那种时刻是那样地短暂，倏尔永逝……
最近一次看望我令人黯然神伤的姐姐是十四个月前的事情。世事和庸俗的生活令人衰老，逐渐地不知不觉地衰老，但疯狂的躯体内的荷尔蒙令我姐姐永远保持１８岁的样貌（她已经２６岁了）。我那一次看她时她正安静地拄颐沉思，面对疯人院病房潮湿水印的墙沉思。那次她没有认出我，似乎根本就没意识到我的存在，只顾拈花微笑般地沉思。在她干干净净的脸上，嘴唇的左上方，有一块还新鲜的、黄色的东西，我用纸巾帮她揩了下来，一股臭味在我指间弥漫——那是一块新鲜的屎，一块大便，一个美丽疯狂姑娘梦中美味的佳肴……这一幕在许许多多延续的夜里在梦中不断浮现，那块美丽的黄色越来越大，最后淹没腐蚀了我亲姐姐美丽的面庞……
“……你都成大人了，胡茬这么硬……”
我姐姐有些羞涩地笑，摸了摸我的脸。她又不自然地抚弄着理发推子推出来的过短的头发（疯人院的夏天卫生习惯）。即使她的头发被剃成个秃瓢她也不失为一个美人。这一刻她是完完全全的百分之百的清醒，几年的疯狂生活于她而言不过是几秒钟的沉睡。当她醒来时，忽然发现她青春期的弟弟已变成了一个衣冠整洁风度翩翩的成年男子，这忽然唤起了她的女性意识。
我姐姐的目光开始变得呆滞茫然起来，但那种呆滞茫然只有用深不可测来形容。她伸出手指接着从我眼中流出的热泪，然后把手指放进嘴里吸吮我泪水的滋味……
（14）
“啊哈，魏延，就等你了。”
我大学本科时的同学沈刚肩上搭着一块抹布，腰间系条花围裙，颠颠地跑过来与我握手寒喧，周身上下一副“您想吃点什么？”的架式。沈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市郊的一所中学教书，半年后，耐不住寂寞，只身一人又返回市里闯荡，他时而到旅游点当几天“野鸡”翻译，赚点外汇，时而各处打点散工，日子凑凑乎乎还过得去。大概在两年前，他与现在的老婆相遇，两人闪电般地结了婚。沈刚的岳父是市郊乡镇企业的厂长，出资几万为这夫妻两人在城乡结合部开了个饭馆。沈刚身兼董事长、经理、以及大忙碌时的业余跑堂；他老婆充当会计、掌柜以及业余洗涮。两人很能干，一年下来已偿还了他岳父的投资，此时这个设备齐全的中型饭馆已然是沈刚所有，又请了七、八个伙计，生意红火得很。
我来天津出差，沈刚自然得尽地主之谊，他邀请上大学时住一屋的本科同学，但物是人非，出国的出国，生病的生病，到场的只有我以及吴越和修林。
吴越和修林两面个人笑眯眯地站起来迎候我。握手、寒喧、说对方“胖了”——确实都胖了，吴越和修林两个人全都长起了中产阶级的肚子，这两个人的胖法还不大一样，修林是黑胖黑胖，小胡子乌黑锃亮，显然是吃猪头肉等大众化食品加上嗜睡和偷懒使然；吴越是白胖白胖，两腮的肉直往下耷拉，２４Ｋ金的链架紧卡在肉脸上，看上去挺象个较慈祥的中年妇妇或虚伪的受贿官僚。他那身细嫩的肥肉说明他是由于过多地摄入高营养食品而发福。二人的职业也体现了不同的胖质。前者是教体育的中学教师（起初是教英语，后因误人子弟改教体育），后者是开发区卫生局的高级职员。修林和吴越如今明显地老于世故，上大学时的棱角如同他们从前明晰的颔线一样皆消失不见。不过，两个人看上去都挺招人喜欢，胖子总给人一种善良忠厚的感觉。就连吴越昔日那双远视镜片后阴森森的大眼睛，如今也换成了一种悲天悯人的目光。大学时代的吴越精明过人，非常势利，毕业后娶了个体操教练，生有一女，本来还算美满。不料风云忽起，他老婆后来嫁个科威特羊肉商人，跑了，去科威特做那人的三房，享受石油王国的富贵去了，这一打击使吴越一蹶不振，他攒了钱，憋足了劲去日本，准备在日本挣大钱混出样子把脸面挣回来，但没隔多久又因走私而被遣送回来，祸不单行，身心俱瘁，现在他看上去还是木木的，精神过于受刺激。
沈刚没什么变化，只是比以前更加壮健，精力更加充沛。大学时代我们亲热地称他为“北京人”，因为他撅嘴凹眼的尊容同图片上的北京猿人像很近似。他性情开朗，了不介意，不嗔不怪，还常以人类始祖自居。现在，这“北京人”进化初期的撅嘴更加油润，讲话更是底气充足。
“……当初我非常想当个诗人，即使在我最穷的时候我也天天在废纸上写诗，但人这肚子你不喂它不行，迫于生计，慢慢就辍笔了，开了这个饭馆。不过，我绝不会自甘堕落为庖厨庸人，咱现在有钱了，每月不买个千八百的精装书放在家里，有机会你们去舍内瞧瞧，一面墙的大书柜，全是上好的书，从《四书》、《五经》到马克思、尼采，应有尽有！”
沈刚几杯酒下肚，恢复了本来面目，开始海吹。
修林一张脸上挂着笑，眼珠子却一直逛悠在菜碟子上，只顾低头猛吃，显然是当中学教师太清苦，好不容易赶上一顿饭局，不能错过机会。修林在上大学时就爱吃，以至于他偷光了大学教师宿舍楼里家属们养的鸡，而且他盗鸡手法同一般，警惕性再高的鸡最后也难免命丧其口，称得上是家鸡克星。
吴越悉眉苦脸，哼哼唧唧。他没怎么吃饭，絮絮叨叨又语无伦次地讲他多倒霉——从日本被遣送回国的经历。本来他是自费公派，去日本厚生省学习一年，临行时老爹老妈买了几盒天津特产“十八街麻花”，让他在日本当早点吃。到达日本后，吴越财迷心窍，见到好多上海人倒腾“赵章光生发剂”等东西，他也效仿想挣点零用钱，便把三盒大麻花卖给了一个日本人。那日本人美滋滋地和家人吃完三盒大麻花，揩揩嘴边的油糖，便去当地的警所报告了吴越“走私”的违法行为。当地法院根据其行为，判定他已构成国际走私罪。从中国带去麻花在日本非法销售，并赢利１０００日元（约合人民币９０多块）。俗语说外事无小事， 吴越所在单位忙把他召回，大会小会拿他当典型，痛斥这个“民族败类”为国为单位丢了大脸。老婆跑了，出国又被遣送回来，吴越在双重刺激之下，行为有些失常。据沈刚讲，他现在很少上班，终日闲荡，常晃到沈刚店里海鲜、牛肉地猛吃白食。平时在家，吴越最大的消遣就是一连好几个小时地不停打黑电话。他没有电话号码薄，只是闭眼任凭手指角摸键盘。电话打通后，如果对方是女人，他就不管对方身份、年龄大小，马上就倾诉爱恋之情。当然，他得到大多数的回音便是对方默然惊讶然之后的一句恶骂以及“砰”然的摔电话声；如果受话者是男人，吴越就冒称是对方妻子或女友的昔日情人，使对方大受“戴绿帽”之辱，自然他从电话得到的也是听筒里几句底气十足的“王八蛋”、“操你妈”之类的慷慨之语。吴越似乎以此为乐，终日不疲。他还一有空就到沈刚的饭馆，不管认识不认识，逮住当时吃饭的食客就大讲自己被遣送回国的悲惨经历。“唉，如果不卖那三盒该死的大麻花，没准儿就长期居留日本，娶个日本老婆，唉，该死的大麻花……”
“……唉，我倒霉就倒霉在那三盒大麻花身上了……”
果不其然，吴越开始象祥林嫂讲狼叨孩子一样开始讲述他的伤心史。
沈刚向我眨眨眼。修林一笑莞尔，又低头猛啃一个红烧蹄筋。
“……唉，我们一家两辈人都生不逢时，命该倒霉，”吴越又长吁短叹。“我爸年青时有一阵子也特别红火，三十五岁就当上了科长，如果一帆风顺，现在早该是厅长、局长一类的官儿……有一次西哈努克亲王来访，我爸当时是搞宣传的，负责喊口号欢迎亲王。亲王全名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可我爸对外国人姓名之间的间隔号不知如何处理，就念为‘点’，结果，欢迎口号便喊成了‘热烈欢迎诺罗敦－点－西哈努克亲王’，亲王对中国人民很友好，对多出的那‘点’没怎么在意，他身旁的中国陪同牛 哄哄，自以为是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把我爸的上司厂长传过去质问。我爸当时正带领工人振臂高呼，见厂长向他打手势，误以为是厂长要他加油，就更加起劲地领头高呼‘热烈欢迎诺罗敦－点－哈努克亲王’……亲王走后，我老爸因‘重大涉外责任事故’而被免职……你们瞧，人生都是命，半点儿不饶人呵……”
言谈之间，沈刚他们又谈起了王茹，说她去美国“发展了”，我佯装不知道她近来的行踪，其实我几天前刚刚接了王茹的电话，她是我上本科时曾短暂相恋的女同学，一个十分聪明的女孩子。大学时代，同谁睡觉前都假装处女，不知道她那所谓骑单车下山的谎话同多少男人说过。不见红的借口确实也不大好编造。我不知道会有几个人相信，反正我不相信。大学毕业时她找了个高干子弟，凭关系分到电视台当娱乐文艺节目主持人，时常靓丽无限地在屏幕上亮相。听说她几年前就离了婚，一直过着单身女贵族的生活，经常有大款捧星前后左右地围绕，我自卑之余很少同她联系。她晚上打电话来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要去美国了，真舍不得祖国这块热土……”王茹还是改不了假惺惺的做戏本质，她似乎无时无刻不是面对观众，即使云情雨意时她的一蹙眉一咬牙也象是哪部电影的镜头。好象是道别，实则是卖弄，真不知王茹已给多少老同学旧情人新同事打过电话，我大概是倒数第几名的受通知者。
“祝贺你祝贺你……”我忙不迭地“祝贺”她，不知说些什么才能让这个才女更舒服。很可能两、三年回来后也象写了本什么《曼哈顿寻宝记》的女人那样在书里混成个大款，或象出国的女影星女歌星一样腰揣万精地衣锦还乡，也写出一本在国外挨操苦干最后出人头第的奋斗史来。女人你永远不能小觑，只要有适当的土壤和机会，或许在美国能诱奸了克林顿。
说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最后在法语的ＭＥＲＣＩ ＡＵＲＶＯＩＲ以及英语的Ｉ ＬＯＶＥ ＹＯＵ ＳＴＩＬＬ等等之中放了电话。过后我感觉心中有些沉甸甸，当然不是因为旧情复炽或情人远别而发，想一想相识的人那么多出国，每同我告别一次我心里都沉一次，如果它真的每次往下沉坠的话，大概现在早从我的肛门里拉出体外了。这种沉甸甸是因为每个老相识他（她）们都有一个新的开始——NＥＷ ＳＴＡＲＴ，ＮＥＷ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ＮＥＷ ＦＵＴＵＲＥ，无论什么悲惨的命运在等待他（她）们，这新的开始就足以令人欣羡。谁也不像我这样象个蛆虫一样几年来缩在南方慢慢朽烂发臭。他（她）们当中绝大部分在国外只能算上“凑合活着”而已，最风光时不过是返乡时见亲朋故旧讲述奇闻时那短暂的风光。诸如前些日子在日本时我心血来潮去见一个号称每月挣八十万日元的旧同学周顺华，发觉她根本不是在什么公司当高级白领，而是在一个韩国人开的按摩院同一群菲律宾女人一起给日本男人搓澡而已。出国的同志们有的卖了肾，有的卖了尊严，有的卖了屁股，在异国挣扎而已。但每当有新的出国消息传到我这里我仍感到沉甸甸的，我就是欣羡他（她）大无畏飞蛾扑火般的勇气——这勇气可以完全改变生活，不管它多么好或是多么糟！
（15）
左明作为一个有钱的闲人，他和我一样自小就是个文学爱好者（大概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年青时都曾想过自己成为文学家），于是乎便介绍我认识本地文学界的一些人——天知道左明怎么会和“文人”们打成一片，但现在潮流所兴就是“文人”们给大款们出书立传，把中款们捧得头晕目转，同小款们在一起喝酒吃饭，所以这样一想起来左明这个小款通过酒肉结识些作家、诗人和记者之类人等也不会太令人奇怪。
左明今天又在一个台湾茶室请客，很积极主动地把我和林学明介绍给他熟悉的一个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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