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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琳神情冷淡，但仅仅是一瞬间，她收起嘲讽的微笑，一声不响地按亮电脑。看来她被这个中国男人的决心所感动。她打上Jenny Chen的名字，屏幕上马上显出了有十个病人叫这名字。她摇摇头，招手让他走近，然后一个个打开这些人带照片的档案：
“不是，”他摇摇头，“不是，往下。”在第七张上他停住了，头发挽上，脸上有颗黑痣，“好像是她。”虽然是登记照，也是一个娇好的面容。然后他读到档案：新加坡政府遣送，病历记录三个半月。“是她。”
“要看近日档案吗？”罗琳犹豫地说，毕竟，她看出来，他对这女子是有感情的。
“我是医生。”他说。
罗琳一按健，屏幕上出现一张长疮的脸，几乎遮住眼睛，眼睛眯成一条缝，头发剩下不多，还被剪得短短的。再按一个键，是全身赤裸的照片，已长满疮，完全不象他曾经见到的美好胴体。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否已经完全无药可治，或许他培养的疫苗也已经无计可施。
他千万里飞越大洋到这个集中营，是为了什么呢？来听那一套枯燥的数字分析？
他说：“请今天的会议主席团同意我和这个病人同时进行治疗。毕竟，一切从肉体开始。”
他猛地脱掉上衣，撸上袖子，松开一条绑带。上臂赫然露出的，是反复感染的溃疡，现在绑带一撕，涌出无法阻止的脓血。罗琳一声不响，她已经料到这个东方男人会有这样的下场。
（清）王椷《秋灯丛话》
粤东某府，女多癞病，必与男子交，移毒于男，女乃无患，俗谓三过癞。然女每羞为人所识，或亦有畏其毒而避者，多夜要诸野，不从则啖以金。
有某姓女染此症，母令夜分怀金侯道左。天将曙，见一人来，询所往，曰：“双亲早没，孤苦无依，往货亲友，为糊口计。”女念身染恶疾，已罹天罚，复嫁祸于人，则造孽滋甚。告以故，出金赠之。其人不肯受，女曰：“我行将就木，无需此。君持去，尚可少佐衣食。毋过拒，拂我意。”其人感女诚，受之而去。
女归，不以实告。未几，疾大发，肢体溃烂，臭气侵人。母怒其诳，且惧其染也，逐之门，乃行乞他郡。至某镇，有鬻胡麻油者，女过其门，觉馨香扑鼻，沁入肌髓，乞焉。众憎其秽，不顾而唾。一少年独怜而与之，女饮讫，五内顿觉清凉，痛楚少止。后女每来乞，辄挹与，不少吝。先是，有乌梢蛇浸毙油器中，难于售，遂尽以饮女。女饮之，疮结为痂，数日痂落，肌肤完好如旧。盖油能败蛇毒，性去风，女适相值，有天幸焉。
我们时代的献身者（7）
方其踵门而乞也，睹少年，即昔日赠金人。屡欲陈诉，自惭形秽，辄中止。少年亦以女音容全非，莫能辨识。疾愈，托邻妪通意，少年趋视不谬，潸然曰：“昔承厚赠，得有今日。尔乃流离至此，我心何忍？若非天去尔疾，竟觌面失之，永作负心人矣！”欷殻Р蛔允ぁＥ怨壅哌踹酰讨嘏澹嗌倌曛桓浩涞乱病Ｎ捶ィ煞蚱扪伞！ �
第六部分
女人为什么写作？（1）
——虹影、王干答北京青年报记者谭璐问
1。关于“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
王干：我们研究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概念，不应该是按照男人的视野，男人的目光来写作的。1995年～1996年，我和那个中国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者之一——戴锦华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谈到女性文学写作就用到一个词——巫。我说当时有“老三巫”、“中三巫”、“新三巫”，说老的是张洁、谌容、张抗抗，中间是王安忆、铁凝、残雪，新的是陈染、林白、海男。戴锦华很不高兴，说你这完全是站在一个男权主义的立场上，当时我还和她争执，我说“巫”呢不是一个贬义词，是一种比较有灵性的，怎么怎么的。
现在看呢，后来很奇怪本来这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跟男性化对抗的势头，后来突然变成——怎么说呢——迎合男性阅读视野的方式。后来我讲不但“巫”不成气候，而且人家自称“宝贝”，自称“小妖”，周洁茹不是写《小妖的网》吗？就是完全按照男权的价值取向来写作，到了九丹的《乌鸦》那就更不像话了。
记者：“女性主义写作”和“女性写作”是两回事。
王干：对对。现在的女作家好啦，不但要做“巫”，还要做“妖”啦。
记者：“妖”是什么意思？
王干：“妖”这个概念，可能和《大话西游》有关，妖精一向是贬义的，但《大话西游》里两个妖精是两个美女扮的：一个是朱茵，一个是蔡少芬，把妖精人格化了，美女化了。妖就是美丽、妖娆、风情，也有一点比一般女人更放荡，更张牙舞爪。《大话西游》里把妖精赋予人性，而且与至尊宝还有爱情故事，妖精的概念变了。
记者：如果放到女性写作中来说“妖”呢？
王干：那当然它是更非女性主义的，更按男性视觉来写，淹没了女性主义，而且比原来更厉害了。
张洁包括陈染她们当时都有初期的女性主义的倾向，不轻易跟男人认同、苛合，但现在女作家完全按男性视觉来写，这可能和商品社会有关。
虹影的《K》是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可以把它叫做“东方女性主义的代表作”。为什么呢？她把东方主义和女性主义揉和了。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巧妙，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的框架，把作家所要表达的东方女性主义的思想塞进去了，很巧。
一般女作家的小说，包括《乌鸦》，女性在性问题上惯常是被动的，或是受迫害的、被贩卖的、被销售的、被凌辱的命运，但《K》里的女主人公没有这一套，她是主动的、进攻的、属于控制方的，能引起她个人欢乐的、审美的、激情的，甚至于用不好的词就是设一个圈套让朱利安进入的感觉，女性征服男性。
很多女性文学是按男性的视野来阐释的，性上女人一定是吃亏的，不是受益方。男人从生理上、心理上征服女性。《K》从这个角度上说是女性主义的姿态，女性主义的方式。
至于 “东方主义”，林是中国人，朱利安是英国人，在一般小说里，总是西方是强悍的，征服的，《K》则是西方人被东方的房中术所陶醉，所迷惑，所倾倒。从这个角度说，又是东方主义的，房中术在西方来讲景观奇异，不可理喻，带有审美主义色彩。《K》大量涉及东方的性文化，神秘文化的东西。
《K》是双重文本，是东方主义的文本又是女性主义的文本。这一点这本小说结合得非常巧妙，林爱西方教育，又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深刻的了解，她一点也不奇怪。尽管可能凌叙华这个人生活中不是这样，小说虚构到她这么一个人身上，是不难理解的。
虹影：我插一句：凌叔华个人生活不是这样。我写的根本不是凌叔华。她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谁知道出来说说。我没去研究，是因为这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借朱利安的故事作为我想象的跳板。连朱利安本这人许多事也是虚构的，他的书信集1938年出版，删掉了许多东西，我当时只是看的出版物，虽然也知道他的全部信件日记藏在剑桥国王学院档案库里。今年，书写成三年后，被人告了一年半官司后，我才去看了一下，发现有大量详细描写此事的信完全没有刊登，其他涉及男女之事，也大量删节。
女人为什么写作？（2）
所以，我从1938年版《朱利安书信》看到的故事，有大量空档，正好让我想象。这个28岁的大孩子很有点恋母情结，什么鸡毛蒜皮事都报告给母亲。大作家吴尔芙的姐姐范奈莎本人最着急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你这小子不要随便就结了婚；第二件，是不是中国道德清教让我这个干不得的儿子受苦了。当然第一件更重要。因此朱利安的信件哪怕我早看到，我也明白不足为凭。《K》这本书是我想象的产物。校对的物，毫无意思，被人打了官司，我还是只能强调这点。
王干：中国的性文化是有一个脉络的，但它是比较隐晦的，秘而不传的。林也是正常的，她又接受的西方的观念，与中国古老的神秘的东西碰撞，就产生意想不到的文化景观。
《K》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结合到男女关系上，所有的文化其实是两条——食色。文化的根就是两个基本点。东西方文化回到这么个原初的状态碰撞，就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
他们两个人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场战争——文化的战争，文化的冲突，小说中最后是林的东方神秘主义打败了朱利安的西方男权主义
记者：虹影，你如何看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女性主义在你的写作中，是有意为之，还是性格、本性下意识使然？
虹影：女性写作，当然不可能不包含女性主义。谢谢我佛让我今世做女人。
刚才王干说了那么多，得益不少。我得说句绝话：怎么没听见人谈“男性主义”？说“东方主义”，怎么“西方主义”这词就流行不起来？在美国陈小眉写了一本书《西方主义》，这词依然没有人使用。就像怎么老听见人说谭爱梅是华人作家，英国有个表现黑人生活的白人作家，怎么没人说是个黑人作家？
陈晓明在评论我的长篇《女子有行》时，称之为“女性白日梦”，很对。但是男性有没有白日梦？当然有，但是男性的白日梦就直接叫“白日梦”，或“主流白日梦”。
所有这种词，都是“弱势集团”用来自卫的术语，强调自己应当特殊的对待。以前的文学史，都是男人主宰；文学评论，是男性批评家世界；写小说，是男人的事。这才需要强调女性的特殊，就像以前必须有多少女性干部硬是得提拔培养一样。
我们要看一下中国文学界读书界，女性作家有没有必要再标榜女性主义？
我个人觉得没有此必要。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弱势集团，至少我不想做一个弱势群体中的人。
我愿意男作家、男评论家、男读者，就把我虹影当作家，别当什么女作家。实际上读者不会因为作家是女的就照应一点，没有上级，比如当初参加作协时，因为我是女的就特别培养我。
我认为，中国女作家完全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与男作家竞争，抗衡。不打“女性主义”旗帜，不自贴标签，我们也能做到写出好东西，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
如果我作品中有女性特征，属于女性主义，那我也不反对。男作家也一样有男性主义。这样回答你的问题：我本人生错了性别，既然为女的，我一些小说中的第一称叙述者就很自然是女的，她会从女性角度看待世界，所以，我的女性主义完全是性格使然，不必有意为之。新长篇《阿难》如果有女性意识，也是这个意义上的。
记者：你的《阿难》又将诠释诸般的女性经验，或者是什么新的路数？
虹影：刚才我已经表明我的立场。写《阿难》这部小说时，我正在处理《K》，别人牵我进官司那些劳心费神的事。当时我在恒河边，真想一头跳入河里，一了百了，极端绝望。所以写《阿难》对我是一个锻炼，我必须心平气和，心静如水，每天清早坐在桌前，渴望跨越人世污浊的河，超越生死间的种种受苦。我得原谅这些磨难，我把自己的感情融入《阿难》，若你爱《阿难》，你就会爱我。
中国经济起飞了，人民富起来了，一部分人成了资本家，这好不好？当然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裕，一部分城里人已经过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当然是大好事。这点必须肯定。
女人为什么写作？（3）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副作用——没有副作用的药物不存在，况且是全社会商业化这样的猛剂。首先当然是改富之“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即职业道德，资本家也得有职业道德，至少有名牌意识。现在没有。一个个首富之垮台，大邱庄禹作敏、南德公司牟其中、厦门远华的赖昌星，都是恶例甚至罪犯，这个问题太大，《阿难》只是触及。
书中叙述者“我”既是女作家，同时也是北京的一个调查人员，她负责监视的有重大走私嫌疑的南方一个大财团董事长，突然失踪。她得到情报，说是此人可能逃入印度。她觉得这没有可能，因为经济犯人一般逃亡欧美。但是她还是循迹追去，从德里开始，一路逐渐发现此人在印度流浪的踪迹，这个富商原先是流浪摇滚歌手，艺名阿难，现在似乎在重操旧业；她也发现此人上辈的身世，他的父亲二次大战中是中国远征军军官，流亡到印度，并且爱上一个印度女子。我书中主人公的追踪，引出两代人流浪的故事。最后，当她决定离开时，发生了事想不到的事。
此小说中流浪的路线，正是二千五百年前释伽牟尼与他的弟子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