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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仰头望着满天繁星，万般无奈地吐出一句话：“方丽华，你说我到哪儿去好？”
“我也不知道……”她声音很轻，仿佛在自言自语。一阵微风吹过，白杨树沙沙作响，仿佛在轻轻地叹息。几片树叶飘落下来，掉到我的头上，片刻之后又随风而起，不知飘向何方去了。
默默地走了一段，方丽华抬起头，轻盈地“整理”一下辨子，“听说你们专业每年都有嘉平的名额，是吗？”
“是的……”
“那你可以选择回嘉平嘛……”
“卓娅芳给我出的也是这个主意。可是……”
“可是什么？”她专注地看着我，黑眼睛亮晶晶的。
我本想说那样就将与她天各一方，话到嘴边拐了一个弯：“在你们北京人看来，嘉平大概是个很边远的地方吧？”
“谁说的！我对嘉平就很有感情，因为我是在那儿出生的。”
“是吗？这么说，你我原来是老乡？”我发现与她又近了一层，喜出望外，信口引用了一句俗语，却说了个颠三倒四：“美不美，故乡人……”
她噗哧一声笑了：“瞧你高兴的，傻样儿！认个老乡至于乐得这么语无伦次吗？那句话本来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她突然咬住嘴唇不说了。
“接着说呀！怎么不说啦？”我边说边笑——当然是一脸坏笑。
她“咚”地捶我一拳：“没想到你还这么坏！”
这一拳打得很重，重得出乎双方的意料。被打的一方心头热乎乎的，打人的一方却羞涩起来，低头不说话了。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时而变得很短，时而拖得很长。最后是我打破了沉默：“你父母也是我们嘉平那边的人吗？”
她摇摇头：“都是北京人。”
“那你怎么会出生在嘉平呢？”
她沉了一下，说：“解放前嘉平有个嘉华大学，旁边有个嘉华医院，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当然知道。嘉华大学现在还叫老名字，不过嘉华医院早就改了名，现在叫第一人民医院。”
“我父母是抗战时期疏散到嘉平的，父亲在嘉华大学教书，母亲在嘉华医院当医生，我就是在那所医院出生的。”
“那你应该在嘉平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不对？你现在还会不会说嘉平话？”
“一点都不会。抗战胜利以后我跟母亲两人就回北京了，那会儿我还不到两岁。”
“你父亲呢？”
“留在嘉平了。”
“现在还在嘉平吗？”
“早就不在了……”
借着路灯的光亮，我看到她乌黑的眸子蒙上了一层阴郁……
第二部（7）
第二天午饭时，在食堂里遇到小左，我便问他要《祖国颂》的底稿。小左愣了一下，说：“印书记要去了。”
“哪个印书记？”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是你们的辅导员印国祥嘛。国庆节以后，老王调到机械系去了，印国祥不是就当了咱们系的团总支书记吗？”
“喔——，”我想起来了，继而又问：“他把《祖国颂》要去干什么？”
小左面有难色，看了看周围拥挤的人群，吞吞吐吐地说咱们出去说吧。两人端着搪瓷饭盆来到食堂外面，找了个相对清静的墙根，模仿河南人就餐的姿势蹲了下来。小左苦笑着说：“系学生会的工作现在归印书记管了。他一接手，就说我们的节目内容有问题……”
“有问题？”我吓了一跳，“有什么问题？”
“他也没具体说，只是把底稿要去了，还叫我写检查……”
“小左！”我一激动，手里的饭盆顿时倾斜，豆腐熬白菜连汤带水溢出来，撒了我一脚背，“这个检查你不要写！《祖国颂》是我写的，有问题也应该由我负责，跟你没有关系嘛……我今天就去找印国祥说清楚！”
“别别别！”小左手中的馒头一阵乱摇，“他根本不知道《祖国颂》是你写的，你何必自找麻烦，非要替我来写这个检查呢……”
“我倒不是想要替你写检查。”我说，“我还不知道《祖国颂》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检查怎么写？”
“就是嘛！”小左满脸委屈，“我也挺纳闷的。按理说，既然老王看了我们的节目都说很好，《祖国颂》就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嘛……”
吃过午饭以后，我立刻去找印国祥。路上将《祖国颂》逐字逐句回忆了一遍，实在想不出哪句话有问题，于是百思不解。直到一年以后，学校里的政工干部在文革中分成几派，不遗余力地互相大揭老底大暴内幕，我们才明白此事的个中奥妙。
奥妙就在于老王说的那句“很好”。
原来印国祥与老王一直面和心不和，但因老王是团总支书记，比他高半头，他不得不忍让三分。然而老王并不领情，直到调走时还对人说印克思咋咋呼呼没水平，一下子就把印国祥全盘否定了。这就应了马克．吐温的一句话：“要伤透你的心，那就需要你的仇人和你的朋友合作才行，一个对你进行诽谤，另一个把消息告诉你。”马克．吐温说的这两种人对于印国祥来说都是现成的，于是他的心便被伤透了。于是他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觉得当务之急就是找点老王的破绽来做点文章，以证明自己的有水平，以及老王的没水平，给他来个否定之否定！这样，《祖国颂》就作为最佳的文章题目被他选中了，因为老王那厮当众说过它“很好”。印国祥对《祖国颂》印象并不深，但他知道，诗歌这类东西具有极大的“可分析性”，怎么分析都可以——既可以说它没有问题，也可以说它大有问题，因为问题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肯去挤，总是会有的。只有一种诗歌挤不得，那就是毛主席诗词。《祖国颂》不是毛主席诗词，因此，挤出问题就是有水平，就可以论证出老王那厮没水平——这种论证印国祥当然是轻车熟路，否则他就不叫“印克思”了。
于是他叫来小左，将《祖国颂》的底稿要了去，并且当场宣布这篇东西有问题。具体问题他没有说，因为实施挤海绵的具体操作之前他还没有想清楚。不过当我走进他住的房间时，他已将海绵里的水挤出来了，因而情绪极佳，问我“有什么事”的时候，脸上一片和颜悦色。
我按照老习惯叫他老印。我说：“老印，听说你因为《祖国颂》的事情叫左爽之写检查，是吗？”
“是啊，怎么啦？”印国祥眼里闪过一丝警觉的神色。
我继续陪着笑脸：“其实《祖国颂》是我写的，跟小左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印国祥的眉头皱起来了，“他可不是这样说的啊。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我三言两语把事情说了一遍。印国祥听明白了，手捂茶缸子望着窗外，冷冷地说：“那你们两个都要深刻检查。”
我打算先将小左开脱了再说。“这事小左根本没有责任，他的检查是不是可以免了……”
“不行！他非检查不可！他现在是系学生会的部长了，工艺系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不写检查怎么行！而且，”印国祥把茶缸子一顿，“他还欺骗组织！我找他谈话的时候，他说这篇东西是他自己写的，千方百计包庇真正的……”
我很想知道在他看来我属于“真正的”什么，屏息敛气等着他说下去，然而他端起茶缸子喝了一口以后，却转换了话题：“左爽之的问题以后再说，现在先说你的问题。你今天能够主动来承认错误，这个态度还是好的，不过你写的这篇《祖国颂》，问题也是严重的，可以说非常严重，这个问题你不能回避，必须深刻检查！”
“可是……”我小心翼翼地问道，“我检查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他冷冷一笑，哗地拉开抽屉，拿出几张钉在一起的横格纸——正是我的手稿。他用两根手指拈起纸页翻看着，一面说：“你看你写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什么大江奔流啊，鲜花灿烂啊，什么春风啊，白云啊，雪山啊，蓝天啊……”
我以为他在这些蓝天白云中间发现了什么性质严重的用词不当之处，诚惶诚恐地等着他点出来。但他翻了一半就将诗稿朝旁边一扔，表示不屑一顾，然后带着痛心疾首的表情对我摇头：“通篇全是这些玩意儿！除了这些东西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那就是并没有什么不当之词了！我心头一松，对他的痛心疾首就更加莫名其妙了：“老印，我这是……这是歌颂祖国壮丽河山嘛，这有什么问题吗？”
“唉——”印国祥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以示语重心长，“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写，但是你只写这些东西，这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我给你归纳了十二个字，这就是——”他郑重地竖起食指，一字一顿地说，“只讲大好河山，不讲阶级斗争！”然后他两手一摊，眉宇之间露出一丝惬意，“这不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
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不禁大感委屈，“这算什么问题？《祖国颂》篇幅有限，我总不可能把什么都写进去吧？再说排练的时候老王看过，他也没说有什么问题嘛……”
“他？”印国祥猛地站起，“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了吗？嗯？那我问你，资产阶级也歌颂壮丽河山，修正主义也歌颂壮丽河山，你这篇东西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我目瞪口呆，印国祥立刻替我作了回答：“答案很清楚——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他一个急转身，迈开大步在房间里走起来，边走边说，“因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抹煞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我见他扯到齐齐哈尔以北去了，试图进行分辨，然而为时已晚。印国祥已经激昂起来。他脚下越走越快，眼睛望着空气，手里打着激昂的手势，仿佛在同某个看不见的隐身人辩论，嘴里滔滔不绝密不透风越说越起劲，于是我就彻底丧失了说话的机会，只感到“印克思”这个绰号确实起得有水平。
他说：“而我们在这篇《祖国颂》里，同样看不到现实生活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看不到怎样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看不到千万不能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思想……”
他问自己：“这篇《祖国颂》颂的到底是什么？”
他回答自己：“事情很清楚，它颂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思想情调……”
他又问自己：“这种东西的出现，难道是偶然的吗？”
他立即断然否定：“不！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和苏修一唱一和，鼓吹的是一个调子……”
他提出了又一个问题：“这种现象，难道不正是青年学生中修正主义思潮影响的典型表现吗？”
他进一步补充：“……同时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一种典型表现……”
他深刻地指出：“……归根结底是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作怪……”
他上升到新的高度：“……因此这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最后桌上的闹钟响了，印国祥想起我该去上课，才结束了与隐身人的论争，令我回去好好考虑，明天必须将检查交来。
那天晚上，我坐在图书馆里心乱如麻。一开始的初衷，是打算随便写篇检查应付一下，主要目的是想解脱小左的责任。提起笔来一想，才发现这个目的是无法达到的——无论我怎么写，印国祥都会用我的“问题”来追究小左。何况印国祥的逻辑我根本无法理解——他不是说《祖国颂》里面有个什么什么东西是错误的，他说《祖国颂》的错误在于它里面没有什么什么东西。没有东西怎能算错误呢？所以我认为印国祥所说的那些“错误”都是子虚乌有。要是照他的调子来上纲，未免太歪曲事实，太违背良知。但是不照他的调子，又实在找不出还有什么“错误”可以上纲，如果硬要找的话，大概只能从语法错误、错别字和病句方面来考虑了。那天晚上我有了一个比较文化学领域的重要发现——中国的上纲与西方的黑色幽默原来是惊人的相似！
直到晚自习结束，我面前还是白纸一张。最后我把心一横，决定干脆不写了。管他的！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一把抓起那张白纸扯个粉碎。抬起眼睛寻找废纸篓的时候，看见方丽华吃惊地站在面前。
“舒雁，你怎么啦？”
“出去说吧。”
出来以后，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她听了有些担心：“舒雁，你跟辅导员这样硬顶，是要吃亏的。”
“这个我也知道。”我解释说，“其实今天晚上我一直在说服自己写篇检查算了，可是没办法——这种违背良知的东西，我想写也写不出来……”
“是吗？”她的眼睛忽然睁大了，“你怎么和我想得一模一样？”
“怎么？是不是也有人叫你写检查？”
“不是写检查，但是对我说来，也是个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东西……”
“什么东西？”
这时已经到了应该分手的路口，她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好啦，我该回去啦，明儿见！”
她的笑容中有种苦涩的味道，我觉得心上被划了一下，便追问道：“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告诉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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