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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风急雨骤，梦中又见瓶梅与健健，仍是在孝弟之下饮茶，阖家团聚，天伦之乐，无不欢颜，瓶梅笑曰健健已不贫血。”
方丽华歪着头看着我写完以后，狐疑地问：“这些文字你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
“好像不是书……这些文字好像是用钢笔写的……”
“那……会不会是一封信？”
“也许是吧，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然后我发现方丽华神色有些异常，便问：“你怎么啦？”
“我……”方丽华很不自然地笑着，“我怎么觉得这些话的口气有点像……有点像我父亲……我们家正好三口人，我和妈妈的名字，还有贫血，都对上了……但是，”她指着“孝弟”两个字，“这两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不知道。不过后面的话我还有印象……”
方丽华叫我赶快写出来。我边回忆边写，在笔记本上增添了这么一行文字：
“我闻之甚喜，伊丽莎白亦表欣然之状。”
我觉得后面还有内容，正想接着写下去，方丽华却说：“伊丽莎白？看来这个家庭还有个外国人呀！算啦算啦，别往下写啦，跟我们家风马牛不相及。”然后自嘲地一笑：“我们家又不是联合国……”
第二部（17）
星期一晚上，寒流随着强劲的北风袭来，校园中的行人纷纷缩着脖子一路狂奔。我刚奔到图书馆门前，意外地发现方丽华在等我。
“舒雁，我有点事想跟你谈一下。”
顶着大风交谈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因此我啥也没问，跟着她直奔实验楼那个阶梯教室。进去后发现里面已有戴眼镜的一男一女，坐在第一排靠边的地方，头碰着头正在窃窃私语，对我们的到来毫不理睬。
我们在最后一排的角落坐下来，跟他们形成对角线的两端。方丽华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到我写的那几行字，放在我面前。
“舒雁，上星期六我把这个笔记本带回家，给我母亲看了。她一看就说，这些话一定是我父亲写的，时间就在我与母亲回到北京以后。那时父亲只身留在嘉平，你看到的这些话，可能就是他给母亲写的一封家信。”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难以置信。
“难道你们家真的有个伊丽莎白？”
“确实有过，只不过不是一个人，而是我父母在嘉平的时候，养的一条小哈巴狗。”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探究地看她一眼，但她满脸凝重，毫无笑意。
“我妈说，那小狗挺逗人喜欢，一举一动有点贵妇人派头，我爸就给它起了这个名字。我妈回北京时带上了这条狗，可是它在半路上掉进长江淹死了……”
“既然淹死了，怎么可能有‘欣然之状’？”我禁不住笑起来。前排那两个情侣受了惊扰，两副眼镜一齐转过来，愠怒地向我们瞄准。
“咱们出去谈吧。”方丽华说。于是我们来到走廊。长长的走廊里空寂无人，两侧都是大大小小的实验室和办公室，此时一概关门熄灯。我们的脚步声显得特别响。
我们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方丽华看着窗外随风狂摇的树枝，很沉静地说：
“舒雁，我是认真的。我父亲这些话，写的不是他的一个梦境吗？伊丽莎白淹死的事情，我妈没给我爸说，怕他因为这事连带着想到我们母女在路上多么危险，回到北京以后又是多么艰难。我爸有点多愁善感，妈对他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爸一直以为伊丽莎白还跟我们在一起，才会有这样的梦境……”
我不明白一个梦境有什么好分析的，正想开口插话，被她摆摆手制止了。
“还有‘仍是在孝弟之下饮茶’这句话，我妈一看就明白了：说的是爸爸以前住的老宅子。那宅子的东厢房和西厢房各挂着一条横幅。西厢房的横幅写的是‘忠信’两个字，东厢房的横幅写的是‘孝弟’。我爸和我妈是大学同学，他们经常在东厢房一起看书，聊天，那条横幅下面摆着个茶几，所以他们也经常‘在孝弟之下饮茶’。其实我们回北京后住的是另外一个地方，但是爸爸心里想着的还是老宅子——他对那里印象太深了，所以日思夜梦……”她顿了一下，转过脸来，声音里有了几分急切，“舒雁，你能不能回忆起来，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这封信的？”
“让我想想吧……”我闭上眼睛，极力想要接上那天被打断的思绪。然而脑子里一片混沌，只有一个念头比较清晰：她父亲一定已经不在人世，否则她直接问父亲就可以了，用不着叫我回忆。
“别着急，一时想不起来，以后慢慢想也可以。”她温存地说，带着一种善解人意的体贴。我心里就柔柔地荡了一下。
“方丽华，你好像有些难过……是不是因为你父亲已经去世……”
“不是这样……”她凄然一笑，显得楚楚动人。
“总之我希望你不要难过，好吗？”
沉默片刻之后，她下意识地摇摇头，将辫子“整理”一下，轻声说：“舒雁，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这些事情，我在学校里没对其它人讲过，但是我今天决定告诉你……”
就这样，在那个北风呼啸的冬夜，在那个半明半暗的走廊端头，这个心爱的姑娘突然向我敞开了心中的秘密，从而改变了我和她的人生轨迹。
父亲的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方丽华的，因为她与父亲在嘉平离别的时候，还不到两岁。
父亲本想同她们母女一道回北京（那时候叫北平）的，但被嘉华大学一个要好的朋友挽留下来了。那朋友在父亲任教的历史系当系主任。抗战胜利后，许多教师纷纷从大后方返回家乡，系里很缺教师，所以那朋友再三挽留她父亲继续任教一段时间，帮他一个忙，父亲却不过情面，便答应了。于是，她和母亲在1946年春天先回到北京，当时一家人谁都没想到这次分离竟然成了永别。
回北京以后，母亲在一家医院当医生，每个星期都会收到一封父亲从嘉平寄来的长信。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到了1949年夏天却发生了变化：有时很长时间收不到父亲的信，有时却一下子收到好几封——都是前些日子陆续寄出的，在路上积压下来，攒在一起了。最后有两三个月的时间，竟然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起初母亲并没觉得奇怪：当时北京已经解放，嘉平还在国民党统治区，战争时期邮路不正常，几个月收不到信是很常见的事情。然而嘉平解放以后，父亲还是没有信来，她母亲写了几封信寄过去，都没见到回信，就着急了。于是母亲给嘉华大学校方写了一封信，询问父亲的情况，后来接到一封盖有公章的回函，简短而明确地通知说，她父亲方步岳已在嘉平解放之前到台湾去了。
母亲震惊至极。她根本不相信丈夫会去台湾。丈夫与她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感情至深，何况他是那样疼爱女儿，怎么会抛妻别女远走他乡呢？她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她想向医院请假，去一趟嘉平，把事情问清楚，但是当时西南地区没有铁路，从北京到嘉平的路途非常难走，何况，只要把请假的原因说出来，必然会背上一条“不相信组织”的罪名。因此母亲只是不断向嘉华大学写信，希望能知道一些更详细的情况，但得到的回复始终还是那两句话。最后那边大概是烦了，干脆把信退了回来。
之后的几年，母女二人是在期待中度过的，她们期待着亲人的音信有一天会突然出现。但是年复一年，什么也没有等来。到了1957年夏天，母亲得到一个到嘉平开会的机会，就带着女儿去了嘉平。开会期间，嘉华大学正在放暑假，母亲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位保卫处长，听到的还是以前那个说法，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母亲想找丈夫那位当过系主任的朋友，然而他已经去世，只留下一个侄子，也在嘉华大学任教，却在外地出差。母亲又设法打听她在抗战时期认识的其他熟人，但这些人全都早已不在嘉平，因此母亲这次嘉平之行一无所获。
回来后，母亲彻底死心了，开始相信丈夫的确是在台湾。不过这件事并没有给女儿的心灵带来多大的阴影。女儿自幼听母亲讲过许多父亲的往事，从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印象：父亲是个正直爱国清高自傲的知识分子，一辈子除了教书没有干过也干不来别的事情，所以他去台湾一定是接受了那边某所学校的教职，决不是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她在高中时期的入团申请书中，对于父亲的情况，就是这样写的。
女儿从小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是直到高中毕业，她的入团申请也未被批准。对此，有些同学感到意外，她却并不气馁。她想自己的家庭毕竟有“海外关系”，组织上多考验一段时间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她离开中学时，仍是那样朝气蓬勃。她才只有16岁，未来的道路还长得很。
使她性格发生突变的，是高考结束后，一名要好的女同学对她私下说的一番话。那女同学毕业前是校团委委员，为了她以后能够顺利解决入团问题，才对她指点迷津。那同学说，她的入团申请之所以通不过，是因为她前后几次写的入团申请书中，对父亲的问题都没有讲实话。根据组织上掌握的情况，她的父亲不是普通的大学教师，而是“特嫌”！
方丽华这才明白，为什么班主任老师总是叫她好好想一想，父亲的问题还有什么没写清楚。那天回家以后，她第一次跟母亲大哭大闹，质问母亲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她。母亲先是莫名其妙，后来听女儿说丈夫是“特嫌”，竟然昏厥过去了。
原来母亲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说法！
母亲大病一场，水米不进，只是反复对她说，组织上一定是搞错了！你爸爸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你爸爸对那些横行霸道的特务从来深恶痛绝，你爸爸怎么会是“特嫌”呢？不可能的！我绝不相信……
女儿说，组织上怎么会搞错呢？妈妈你和他有几年时间不在一起，也许对他的情况不了解。
母亲递给她一把钥匙，叫她打开床下那个黑皮箱自己看。黑皮箱装得满满的，全是父亲从嘉平寄来的信。看完这些信以后，女儿知道了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也相信了母亲的判断。于是她安慰母亲说，也许是我那个同学把情况搞错了。
然而不久之后，那个同学的说法却得到了证实。
那时母亲病体初愈，重新上班了，但仍有气无力，少言寡语。方丽华高考以后在家无事，便常去医院伴着母亲。一天母亲在急诊室值班，开了一张输液的处方，当护士把输液瓶挂上病人床头时，她发现那护士竟然把药拿错了。这个发现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医疗事故，却引起了一场灾难性的吵闹。那护士是医院人事科长的爱人，出了名的泼辣和强横，被母亲批评了几句，面子下不来，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你神气什么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男人是个什么东西？你男人方步岳，跑到台湾当特务去了！你还有脸在这儿神气……”
这次是方丽华当场昏过去了。
既然学校和医院两方面都这么说，父亲的“特嫌”显然是确凿无疑了。母女二人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中。然而两天以后，这两颗死寂的心灵又燃起了希望的火星。
那天方丽华接到了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便去告诉母亲。在医院门口遇到一个中年人从里面出来，擦肩而过时，那人忽然把她叫住了：
“姑娘，你是方步岳先生的女儿吧？”
方丽华点点头，那人又悄声说：“请你告诉沈大夫，方先生根本没有去台湾当特务。”
方丽华霎时一阵头晕目眩，清醒过来时，那人已经走了。
那天晚上，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立刻泪流满面，因为这人说的话，不仅证实丈夫如她猜想的那样根本没去台湾，同时还印证了她隐藏心中不忍说出的一种预感：丈夫早已不在人世了，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一直不来找她们母女？方丽华赶快安慰母亲说：妈，你别这样伤心，我相信爸爸一定还活着，他没来找咱们必定有他的原因，只是咱们不知道罢了。但是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人一定知道，咱们找到这人再打听一下，就全清楚了。方丽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认为这人是母亲的同事，两天前值班室那场风波闹得全院皆知，不少医生护士看她的眼神都有一种怜悯的成分，她想这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母亲想不起这人是谁，她就把他的模样形容了一番：三十七八岁，平头，身材偏瘦，鼻子旁边长着一颗瘤子，黄豆那么大，说话像个知识分子，似乎还带点江浙口音。母亲还是想不起来，但也认为这人是医院里的某个同事，而且一定是位领导同志，掌握着连人事科长老婆都不知底细的真实情况，为了安慰自己，才好心地透露给了女儿。
连续几天方丽华都去医院找这个人，然而到处都没见到那张面孔。最后母亲直接去找了党支部书记。母亲没说有人告诉了女儿什么话，她担心这样说可能会给那位好心人造成不便，所以她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