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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丽华眼中掠过一丝绝望，霎时泪如泉涌。
“可是我……我没有跟他们说过你父亲……”我声音嘶哑地说。
她已经不再听我说什么，双手捂住脸放声痛哭，泪水从指缝间不停地流出来。
“你走吧……”她断断续续地呜咽着，“走吧……”
“我不走。既然事情是我干的，我今天就去医院，把事情向他们说清楚……”
“不能去！”她止住哭声，掏出手绢几把擦去眼泪，声音冰冷地说：“这种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我母亲既然已经否认，我们只能否认到底，根本不承认让你去找过徐伯明。你这一去，不是把我母亲卖了吗？”
我打了个寒噤。
“你既然是这样，我也不问了。我们只求你最后一件事。”这个“求”字使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她别过脸，面无表情地看着河对岸熙来攘往的行人车辆，“估计学校里明天就会找我。我什么也不会说，但是他们很可能还会找你，因为赵军必然会想到你身上。要是有人找你，希望你什么也不要承认，就说你不认识我。”然后她决绝地说出一番话来：“另外，以后不要找我，不要给我写信，不要以任何方式和我联系。”
天空在旋转，脚下的大地裂开了，正在将我吞噬。我在撕心裂肺的剧痛中挣扎着呼喊她的名字，不知是在心里呼喊，还是已经喊出了声：
“方丽华，方丽华……我们就这样完了吗？”
然而她已经转身离去，在漫天飘舞的柳絮中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一片迷蒙如烟的愁云惨雾之中……
第二部（28）
从那个噩梦般的星期日到今天，一年半的光阴过去了，我没能再跟她说上一句话，也始终没搞清楚这场突然降临的噩梦究竟是从何而来。
我的第一个怀疑对象是唐亚辉，因为我只对他一个人说过方步岳是冤枉的。我发疯似的冲进地质学院，将正在午睡的唐亚辉从被窝里扯出来，问他是不是干过这事。唐亚辉听清事情原委以后说，他巴不得冒充我的人就是他，那样他就可以去对方丽华解释清楚，从而挽救我濒危的爱情。可惜他没有这个资格，方步岳的事情，除了卓娅芳他没告诉第二个人。他很痛快地承认自己违背了绝对保密的誓言，同时又指出，卓娅芳总不可能冒充一个男生吧？
回到学校我又去找卓娅芳。卓娅芳说方步岳的事情她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包括自己父母，以及方丽华本人。她认为唐亚辉冒充我搞恶作剧的可能性不大，否则他肯定会在她面前说的。使我沮丧的是她与方丽华一样不相信我的话。“这个人不是你又是谁呢？”她说。
最后我认为是徐伯明那里出了问题，因为知情者只剩下他一个了。其实当汪油嘴在照片上指认徐先达的时候，我就想过那个烧笔记本的人有可能是徐伯明。他跟徐先达长得很像，特别是那个特征似的鹰钩鼻子，有可能使汪油嘴将他们叔侄混淆。他那年正好三十来岁，更重要的是他是制革教研室主任，正好是“研究皮革的”。如果真是他将方步岳的日记烧掉了，那么他与方步岳之间就一定存在着某些不为人知的隐情，而他也就有可能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动机在方步岳问题上捣鬼。但我马上又推翻了这种想法：徐伯明手中就有那封“翻案信”，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如果起因是他，嘉华大学怎么会说我“姓名不详”呢？
过了一天，印国祥果然把我叫去，问我与电气系的方丽华什么关系。说“不认识”当然不能蒙混过关，幸亏我早有准备，“坦言”我对她单相思，总想找机会跟她说话，而她浑然不觉，可能对我还没什么印象。印国祥又问我寒假期间去过嘉华大学没有。我惊讶地反问他我去那里干什么。我看得出印国祥对我的话并不相信，也看得出他拿我毫无办法。
两天以后，我们班出发去毕业实习了。返校本应该是三个月之后，因为文革爆发，六月中旬就回来了。校园里到处一片乱哄哄，大字报大标语令人目不暇接，我根本没看，放下行李就去九号楼敲卓娅芳的门。卓娅芳立刻猜到我的来意，把我带到外面，悄声说你千万不能去找方丽华，你还嫌你给方丽华惹的麻烦太少呀？然后卓娅芳把我走后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方丽华的所谓“翻案活动”一度被电气系当作阶级斗争的典型反映，系党总支还找过卓娅芳，问我与方丽华有没有朋友关系，卓娅芳说她不知道。由于没查出结果，这事本已有些降温，然而文革一开始，方丽华母亲被揪出来，蒲金凤便带头写方丽华的大字报，要她老实交代。“赵军一口咬定你就是方丽华的同伙，现在他对方丽华盯得很紧，目的就是要把你揪出来。你现在去找方丽华岂不是自投罗网？她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
卓娅芳领我去看了那些大字报。大字报义正辞严，说她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为特务老子鸣冤叫屈大搞翻案活动，继续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看得我触目惊心。
晚上我们去地质学院找唐亚辉。唐亚辉正在一堆人中间上窜下跳。那群人围在一张方桌周围，形成一个露天演讲会的场面，唐亚辉则扮演着组织者的角色。他不时窜上方桌去鼓动几句，说了几句便跳下来让位于其他人，人家刚说完他又跳上去。每次开头都是一声动情的呐喊：“亲爱的同志们——”
唐亚辉在桌上看见我们，就丢下亲爱的同志们挤出来与卓娅芳紧紧握手，好像久别重逢的不是我而是她。对于方丽华挨大字报，唐亚辉说得很深刻：这些都是你们校党委为了转移群众视线，各个学校都他妈的一个样。他更为深刻地指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到最后关头啦，舒雁你怎么还顾得上这些儿女情长的事情？说完见卓雅芳蹙着眉头看他，赶快声明他说的是舒雁，不包括别人……卓娅芳说现在情况很复杂，唐亚辉你最好不要当勇敢分子，小心别人说你反党。唐亚辉“当”地一拍胸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早已做好五不怕的准备。然后搬着手指头数给卓娅芳听：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开除党籍，四不怕老婆离婚……卓娅芳气得扭头就走。
卓娅芳的担心很快应验了。几天以后，各个学校的工作组都开始有组织地清算“反党分子”，气氛迅速地有序和森严起来。唐亚辉宿舍外面的大标语上，每个字都像斗那么大：“唐亚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们寝室也全军覆没，原因是谢天浩写了一篇大字报，由我们集体共享了署名权。福建佬洋洋洒洒一口气写了九张纸，八张半都是谈理论，最后剩下半张纸没写的了，他便加了几句话，说是向校党委进一言，希望党委站在群众运动前面云云。这一言便把我们言成了“反革命小集团”，从而使马兴旺比过年还高兴，终日念叨着“时候到了一切都报”，声音拖得很长，就像在唱歌。
方丽华没向谁“进一言”，但她的麻烦显然升级了。针对她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措词也越来越杀气腾腾。有张大字报着重敦促她交代“如何与本校×；×；系的×；×；策划于密室”，我一看便知道“×；×；系的×；×；”说的是“工艺系的舒雁”，因为那张大字报的署名中有赵军。滑稽的是几天以后赵军本人也受到了敦促，蒲金风们质问他为什么长期以来一贯包庇方丽华。后来的后来，我才从卓娅芳那里知道，赵军的父亲被作为黑帮分子揪出来了，还在外省的报纸上点了名，他一夜之间从革命后代变成了黑帮子女，故而遭此一劫。
这段时间几次遇到方丽华，有时在路上，有时是在开全校大会的时候。无论旁边有人没人，她从不向我这边瞥一下，我不知她是出于谨慎，还是对我表示鄙夷。我想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八月来临的时候，工作组突然撤走，随后人们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的“进一言”就成了革命行动。我想方丽华的所谓“翻案”问题也该一风吹了，我终于可以去找她了。尽管我不知道嘉华大学那桩怪事应该作何解释，但我总觉得，我和她之间的一切不可能就这么结束。只要能跟她说上话，向她坦露心迹，她即使一时不相信我，最终也会原谅我的。等到她母亲的灾难平息下来，乌云就会消散，美好的岁月就会回到我们身边。
然而到处都没有她窈窕的身影，方丽华好像突然从校园中消失了。最后还是卓娅芳告诉我，方丽华的母亲在医院天天受批斗，方丽华怕母亲出事，所以工作组刚走，她就回家去守着母亲，从此再没来学校。这时卓娅芳已经相信我不是嘉华大学的肇事者，答应一旦见到方丽华，就将我的心愿转告她。
在焦急的等待中熬过了二十多天，一个烈日当头的中午，卓娅芳突然来找我。一看她的脸色，我就预感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而当她说出来时，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崩溃了。
卓娅芳说方丽华今天和她姨妈来到学校，匆匆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卓娅芳当时没见到她，后来听她寝室的同学说，上个星期有一群中学红卫兵到医院造反，把方丽华母亲挂上黑牌子揪上台批斗，她母亲心脏病突发，当场猝死了。她的姨妈闻讯从上海赶来，料理丧事后决定把方丽华带回上海住一段时间，她们今天离开学校后就直接去火车站……
我不知我是怎么走回寝室的，只记得洒满球场的阳光是黑蒙蒙的，好像被墨汁浸透了，并且特别冷，一直冷到我心里去了……
我病了一场。后来卢秋生说我把大伙儿吓坏了，因为我分不清他们谁是谁。病愈后我感到这个世界有点陌生。我知道方丽华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没有方丽华的世界我一时无法适应。
卓娅芳说舒雁你这样可不行。要不我们回一趟嘉平吧，就当是串联，串联回来，说不定方丽华也回学校了。唐亚辉马上要求参加。他说嘉平的保皇派还很猖狂，他早就想去把那里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
回到嘉平后，我们一起到嘉华大学找徐伯明，想要搞清楚那场祸事的真相。搞清真相并不能使方丽华的母亲重返人世，但是，人总不能死得这样不明不白。然而徐伯明已经自杀了，原因仅仅是喊错了一句口号。
更骇人听闻的是章志伟的自杀。卓娅芳父亲退休以后，他接替了十六中校长的位置，文革一来就受到学生的冲击。致命的一击来自已成为他妻子的白婉君。在白婉君揭发他的“反革命言论”那天，他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黎明也被斗得很惨。他绝望地说现在他算是彻底明白了，他的右派帽子摘了等于没有摘，顶多是换了一顶帽子。刘思秀却很镇定。她说怕什么？天大的苦难也会有个尽头，只要自己坚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刘思秀的话使我有了敢于面对方丽华的勇气。我想方丽华也会和她一样的坚强。我产生了一个日益强烈的感觉：方丽华已经从上海归来了。最后我迫不及待地拖着唐亚辉和卓娅芳回到北京。
方丽华仍无音讯。卓娅芳陪我去了她母亲生前所在的医院，发现她们的住宅里，已经住进了另一户长期没有分到房子的人家。在医院打听到了她姨妈的工作单位，回来后我给方丽华写了一封信。因为必须寄给她姨妈转交，我在信中没有写更多的话，只说我在学校等着她回来，同时再三请她回我一封信。
之后便是漫长的等待。西风扫净了落叶，又吹来漫天雪花，自然界的一切跟去年那么相似，人世间却已面目全非。学校里两派红卫兵斗得热火朝天，高音喇叭里愤怒的叫骂不绝于耳。我在校园里四处寻觅，走的都是同她一起来过的地方：图书馆、小湖边、九号楼前的小路、实验楼里的阶梯教室……处处都使我想起与她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每次见到一个背影有点像她的人，心里都会狂跳一阵，追上去以后，才发现是自己的幻觉。直到两派红卫兵分出了胜负而获胜的一方又分化为新的派别，我既没有见到方丽华的踪影，也没有收到她的信。
元旦过后，校园开始沉寂下来。大部分同学都出去串联，或者干脆回家过年去了，宿舍和食堂里的人数不到以前的五分之一。尽管每次开饭时间仍有两派在大喇叭上极富理论性地互相批判，但只要饭一吃完，就只听到光秃秃的白杨树枝在寒风中哗哗作响。唐亚辉几次约我到外地去“煽风点火”，谢天浩则邀我跟他一起去“游荡”。他创造性地篡改了《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名句，要和我“两个幽灵在中国上空游荡”。我谢绝了所有这类邀请，因为我每个星期都在给上海寄信，告诉方丽华我一天也不离开学校，就在这里等着她回来。
漫无止境的等待使我的心灵日益麻木。然而又一个春天迈着缓慢的脚步到来了。积雪在阳光下无声地退却，湖边的柳枝悄悄泛出嫩绿，天上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