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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用来藏匿其精明和智慧。他心思也比较缜密，这就意味着，只要不超出明显的限制，她今晚可以告诉他一些实话，听听他的想法，要是有用，也可以请他帮忙。
“你现在发达了，”弗格斯迈着轻松的步子向她走来时，他指着富丽堂皇的旅馆大厅和她调侃。大理石支柱、用板条装饰的墙壁、枝形吊灯。“我本想就在你住的旅馆请你吃饭的，”他说，“但一听说你住在这家，我就决定我们还是去一个地方特色更浓一些的地方吧。”
他们驾着他那辆蓝色旧“罗孚”到了一家装修得很时尚的酒吧：开阔的房间、木地板、砖砌的壁炉。一进门，嘈杂的音乐和喧闹的人声就向他们袭来。在这里可没办法谈话，莉兹想。从弗格斯受到的欢迎来看，很明显，他是这儿的常客。“相信我。”弗格斯说。他们被领着穿过吧台来到后面凹室里的一张比较清静的桌子边。
喝着酒，他们聊了聊彼此的近况。他们还是四年前弗格斯到伦敦出差时见的面。那时，莉兹一直在调查集团犯罪，当然，其后不久，她就调到了反恐分部。
弗格斯眉毛一扬说：“真有讽刺意味，这里的生活刚刚平静下来，你们倒忙起来了。”
“那么，”莉兹说，“要是你们最近没有追捕北爱尔兰志愿军北爱尔兰“保王派”准军事组织。，你们在干些什么？”
“谁说我没有追捕北爱尔兰志愿军啦？”他咧开嘴笑着说。“还是那些人，只是犯的罪不一样。在外面谋杀天主教徒，在家里敲诈、卖淫、赌博。通常就是这些个烂事。”
侍者把食物端上来时，弗格斯问她来北爱尔兰干什么。莉兹对他讲了编好的那一套有关新审查程序的故事。“我被派来找一个十五年前为我的一个同事写推荐信的人了解情况。”她说，希望她的语调暗示出这是出于某些官僚的干涉，而她本来不想这样做。
弗格斯咧嘴笑了。“我很高兴不只是我们的老板才武断，”他说。“你去见谁了？”
“皇后大学的一个讲师。我们曾经让他做他的一个学生的推荐人。一段时期他在牛津大学教历史，然后大约十年前来这儿教授爱尔兰研究课程。他的观点很激烈：如果爱尔兰坚持信奉巴内尔的观点，这个国家今天已经统一了。”
弗格斯切了一块牛腰肉，发出一声浑厚的大笑。“他也许认为盖里·亚当斯1948年出生于西贝尔法斯特的工人家庭，致力于民权运动，目前是新芬党领袖。的作品已经卖光了。他的口气听起来像我父亲过去常说的‘纸上谈兵的芬尼亚主义者’。他叫什么？”
说话前莉兹先把身体向前倾了倾。“利亚姆·欧菲兰。”
“我听说过他，”他沉思了一会儿。“他原本不是来自都柏林吗？”
“我对他了解不多，”莉兹承认道。“但我觉得他没对我说实话。”
“关于他以前的那个学生？”
“不，那个听起来倒像是真的。不过，其他一些事就不像了。”关于那次访谈她不想说得太多。
弗格斯拿了一根薯条，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回答到：“我可以查一下，看看我们是否有他的档案。很可能有。在暴力活动猖獗的时期，我们对皇后大学盯得很紧。”
“你不介意吗？太感谢了。”
“没问题，”弗格斯轻松地说，“但是趁着你还能用我时尽管用吧。我不会永远干这一行。”
弗格斯要退休了吗？真令人难以置信。莉兹这么想着，靠在椅背上，温柔却又疑惑地看着他。
“我比你想象的要老，”弗格斯说。“到今年秋天我就要做满二十五年了。”
“那你以后做什么？”莉兹问。她无法想象他再回到安特里姆郡去割麦子。
弗格斯耸耸肩，有些感伤。莉兹但愿自己没有问这个问题。他已经解释过了，说话时满怀歉疚，他又一次变成了单身汉，而且她知道叫人伤心的是他从未有过孩子。
莉兹想换一个话题，她说：“我在报纸上看到又有一名前情报员公开了身份。”
“我相信以后还会更多，”弗格斯严肃地说。“一些人在‘北爱尔兰问题’时期曾经为我们、为你们、为军队做过卧底、线人、情报员，叫他们什么都无所谓，现在，他们的处境很难，尤其是为军队做卧底的那些。他们得作出艰难的抉择，因为政治已经让昔日的敌人握手言和了。随着调查、情报自由或者其他什么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情报被公开，他们中有些人害怕总有一天要暴露。或许他们不会暴露，但是他们无法肯定。还有一些人，我认为，他们存在着一种良心上的危机。他们需要理解他们过去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做——毕竟，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叛徒。他们会感觉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和平做出了贡献，为此，他们想得到一些认可。公开身份是一条危险的路——但是有些人还会继续走这条路，即便和平进程不会保护他们。”
“他们不是都那么高尚，”莉兹说。“有些人出于自私得多的目的为我们工作——比如为了钱。我认为没有人会再听到这些人的消息。”
“是啊，你说得对。只是他们会把他们的恼恨带到其他地方去。”
“不管怎样，”莉兹说，“情报战好像并没有结束，是吗？现在准军事性的渗透肯定更容易了。特别支队里有多少天主教徒？”
“比以前多，”说完，弗格斯又用嘲弄的口吻补充道，“这可不是说说而已。新的征召方针要求在北爱警力中总体要达到五十对五十的比例。你可以想见那在我的一些同事中是多么受欢迎。但是，即便在警察队伍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的时候，渗透也还是令人担忧；只不过那时的渗透来自‘保王派’。
“你瞧，和大多数特别支队的成员一样，我首先是警察，其次是新教徒。但是偶尔也会有人颠倒了次序。当然也发生过消息走漏给‘保王派’准军事组织的事。这种事一旦发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但是最大的危害是它所滋生的不信任。也就是败坏了警方的声誉，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你们很幸运没有那样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莉兹说。“有一次我们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还记得菲尔比和安东尼·布朗特吗？”
但是此刻弗格斯已经把想说的话说完了，他正忙着招呼侍应生呢。
晚餐后，弗格斯开车把莉兹送回了克罗登旅馆。他们在旅馆酒吧间的红色长丝绒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弗格斯喝了一大杯白兰地，解释发生在他的三号妻子身上的事。过了一会儿，莉兹去结了账，解释说她要赶早晨的早班飞机回去。
“我想你不需要我帮你收拾行李吧。”他们回到大厅的时候，弗格斯说。
莉兹大笑。“你可不要放弃这样的机会。”然后，他们握手告别，她亲吻了他的面颊，道了晚安，又补充了一句，“你不会忘了欧菲兰的事，对吧？”
走向电梯时，她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但是到了房间里，她的眼睛又显得炯炯有神了。
两小时后，莉兹依然很清醒地坐在她房间的桌前，从小酒柜中取出的一瓶矿泉水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旁边；她看着刚才整理的笔记，陷入了深思。
她写下的更多的是她的思考，而不只是事实。弗格斯不经意地提到了北爱特别支队的渗透问题，这触发了她的思考，这些问题让人不安。“你们很幸运没有那样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那个双重间谍算什么？她感到不解，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爱尔兰共和军到底想让那个渗透者干什么呢。假设他们被安插在反恐部，甚至可能在北爱尔兰部，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只身在军情五处内部工作，他们能够干些什么呢？当然，首先他们可以告知爱尔兰共和军其内部存在的密告者的身份。冷战时期菲尔比和布莱克英国情报人员（1923— ），同时也为前苏联克格勃工作，1961年被发现，入狱五年，后设法逃往莫斯科。就做这些事。如果某次行动已暴露，他们可以通风报信，并警告他们抓捕即将开始，更有甚者，他们还可以确认某次行动没有泄密。
然而，她还能想到更具破坏性的事情。处在恰当位置上的渗透者也许可以提供目标性情报以帮助爱尔兰共和军发起一次伤害性的进攻。即使他们的情报和北爱恐怖分子的攻击目标无关，即使他们不能直接帮助他们的主子，他们也可以制造一些假情报来浪费情报机关宝贵的资源、损坏他们的可信度。想想伊拉克的卷宗及其对整个英国情报部门声誉的损害吧。
不过，这一切不都是毫无意义的推理吗？在肖恩·基尼时期，爱尔兰共和军没有发起任何恐怖行动需要那位双重间谍提供帮助。军情五处也没有损失一个情报员，它的声誉也未受到损害。因此那是否意味着该间谍从未被启用过，已经不干这一行了？也许他已经悄悄离开了情报部门。
她试着从那个双重间谍的角度对形势做一些估计。他成功实施了渗透，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发挥作用，此时，他的主子们传过话来：我们不再需要你了。或者，也许更糟，压根儿什么话都没有。
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它所导致的失望情绪会有多强烈？我们的那位间谍朋友会不会欣然受命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尽心尽力地效忠军情五处？他是否只是我们中的一员，与所有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
莉兹喝了一大口微温的矿泉水。该上床了，她想。刷牙时，她在回忆，在过去的十年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间谍做了什么——为爱尔兰共和军。但是，假如他干了别的什么事呢？
她收拾了一下塞得太满的枕头，脱衣上床。这个间谍会不会被安插在军情六处？她认为不会。毫无疑问，他们当初的计划肯定是把他安插在军情五处，在那里，他才可以暗中破坏情报部门针对爱尔兰共和军的行动。还有一个事实是最初招募该间谍牵涉到一个爱尔兰的关键人物——安插一名间谍是肖恩·基尼的想法。但结果证明这个想法已失去价值，就像某一种货币已经不再流通。
她躺下后又不安地想起了欧菲兰。和他的会面中，究竟是什么让她不安？不只是那种他没说实话的感觉。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之前她为什么没有关注这一点？这很明显，她一直都是知道的。当欧菲兰起身，走到门口，对赖安说话，那个所谓的等在走廊里的学生，但是她却没有听到有其他声音说话。因为，当然，那儿根本就没有人。
欧菲兰站起身是为了转移视线以掩饰对她所说的某件事的反应。当时他们讨论的什么内容让他作出了如此反应？他们没有讨论任何事，她意识到，当时她正在读名单上的名字。帕特里克·都布森、朱迪思·斯普拉特、汤姆·达特默斯等等。很明显，就是那个令欧菲兰不安，足以让他尝试分散她的注意力。
欧菲兰知道这个名单中的某个人。
她合上眼睛，但是白天的一幕幕情景却不断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可是她太累了，无法集中思考其中的某一个细节。早晨她将重新开始思考。
直到那时她才想起忘了给母亲打电话。
十五
第二天上午九点十八分，莉兹在克罗登旅馆的餐厅里喝完了咖啡，准备退房，然后开车去机场。而此刻，守在多萝西·菲尔德曼公寓里的监视者给戴夫·阿姆斯特朗打了个电话。戴夫正在泰晤士大厦的办公室里书面报告他那一趟没有什么结果的北方之行。
“‘杏仁软糖’还没来上班。”监视者说。
“也许他迟到了。”戴夫说，一句话写了一半被打断，他感觉有些气恼。对他来说，写报告是最糟糕的事情。
“他以前从不迟到。我们本以为你想了解这一情况。”
“好的，”戴夫突然留意起来，因为他意识到他们说的话没错。索海尔一直都很守时。“十分钟后给我电话，告诉我他是否到了。”
到十点钟时，他们已经又给他打了三次电话。“杏仁软糖”仍不见踪影。戴夫此时已经非常担心了，他决定打索海尔的手机，这是他通常不愿意做的，怕万一他和其他什么人在一起。他努力控制住内心的强烈不安，希望这只是一场虚惊。
这不是虚惊。电话接通了，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喂？”
是一个英国人，戴夫注意到，带有伦敦口音。戴夫平静地问：“索海尔在吗？”
“这里是首都警察局。请说明你的身份。”
飞机降落在希思罗机场，莉兹在登上地铁之前买了一份《伦敦晚报》。到伦敦市中心要四十五分钟，但是她找到了一个座位，这种事她在早晨上班途中可从未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