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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怪就怪在房子没有人住。我最近一次去查验的时候——你知道，只是去确认一下一切是否正常——房子根本没有人住过。我甚至问了左邻右舍，他们说自从这家房主搬走后就再没见过有人住在那里。”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彭伯利先生想了一下。“大约三周前。”
“我能看一下租住户的登记情况吗？”
看到彭伯利先生有些犹豫，戴夫温和地说：“假如你想，我可以办理授权书。但是如果你直接告诉我，可以省去彼此的很多麻烦。”
彭伯利先生点点头，起身向角落里的档案柜走去。一分钟后，他拿来了一份档案。戴夫迅速浏览了一下，但心里并没有指望有很多收获：如果这真的与爆炸者有牵连，那么所用的爱德华·拉瑞比这个名字也不会是真名。“告诉我，”他说，“你知道你问话的这些邻居的姓名吗？”
“实事求是的说，我知道，”彭伯利先生说，第一次显得比较开心。“那家人的妻子和我妻子一起打羽毛球。他们家姓道顿；我想那个丈夫的名字是特雷弗。”
“谢谢，”戴夫说。“要是您不介意给我复印一份的话，”说着话，他把租赁协议递了过去，“我将不胜感激。”
彭伯利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我先把复印机预热一下。”说着，他站起身走向办公室的里间。
二十八
把女儿送到学校后，麦迪·基尼驾着自己的小“福特”来到都柏林市中心，把车停在利菲河这条河穿越都柏林市中心，把该市分为南、北两部分。附近的一个车库，她和律师事务所其他合伙人在那儿有他们自己的车位。她身材娇小，打扮得很利落，一件传统的灰色女裙，宽松的白色短衫。在明媚的阳光中麦迪快步走上了康纳利街，加入了形形色色的人流中，有上班族、学生、购物者，还有——此时已是春末——这条城里最著名的大街上的美国观光旅游者。
对于那些批评都柏林的人——痛惜其新的商业至上主义或者又一个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广场被毁——麦迪会像一个本地人一样为其辩护。但她不是本地人，她欣赏的不是都柏林的好处，而是那个简单的事实：它不是贝尔法斯特。
刚刚有能力独自谋生，她就离开了那座城市，不顾父母的反对南下到都柏林大学学院读法律，取得了学位（很好的学位，因为她很努力）和律师资格后，麦迪被安排在都柏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这本该是一份短期的工作。然而，今天早晨，当她跨进盖拉尔—奥唐内尔事务所所在的那幢灰色石头砌成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时，她意识到在这家事务所她已经干了整整十五年。
是什么促使她一有机会就逃离了贝尔法斯特？是她的父亲——甚至肖恩·基尼前不久的离世也没能减少她百分之百的敌意，这种敌意依然像她心中的一道铁甲屏障。自打记事以来她就一直怀着这种憎恶。
到了上班的地方，麦迪乘着那部吱吱嘎嘎的老电梯来到四楼。她在外间办公室停下脚步，这里坐着卡特琳·奥哈根，那位她和另一个合伙人共用的不太合作的秘书。“早上好，”麦迪说。“今天我有哪些安排？”
卡特琳轻轻拍拍染成金黄色的头发，噘起嘴唇，不情愿地看了一眼桌上的记事簿。“一刻钟后有一位默菲先生要见你。”
“他有什么事？”麦迪专门负责财产或其他权益转让，主要和一些大开发商打交道，鲜有新客户。
“我不知道，”卡特琳说。“他说有人极力推荐你。”
“谁推荐的？”
“我没想过要问他，”卡特琳说，她感觉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对她的要求居然这么高。
接下来的十分钟，麦迪忙着打电话——向她的前夫要赡养费（又一次晚支付了），另一个电话打给一个房主，他想把他那所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市内住宅改建成公寓，正在办理规划许可证。然后，麦迪的电话嘟嘟叫起来，卡特琳通知她，约见人正在接待室等候。麦迪走出来，看到一个懒散的高个男人正放下《爱尔兰时报》，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他看上去有六十大几了，也许更老一些。她的委托人大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穿着入时。这位老人的穿着和他们形成了显著的对比，衬衫、厚毛衣，外罩一件长风雨衣，从加了衬垫的肩部垂下来，像一块厚厚的布帘子。
麦迪发现自己的手掌陷在一只大手里，这只手大得就像一只巨型动物的爪子。她抬起头，看到了一张苍白而又饱经风霜的脸，似乎见证过生命中太多的东西。
这个人似乎有些面熟，但她想不起来了，那个名字也唤不起她的任何记忆。在当时的都柏林，默菲并非一个值得注意的姓氏。
她把来人引进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关上门。“您喝茶还是喝咖啡？”
“不喝了。”说着他坐了下来，声音低沉而温和。
麦迪从办公桌后面粗粗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人，准备好记事本和铅笔。她十指交叉，做出一副很职业的微笑。“那么，我能帮您什么忙，默菲先生？”
“是马圭尔，”那个男子缓缓地说。“詹姆士·马圭尔。”
这时麦迪明白他为什么有些眼熟了。只是匆匆看过一两眼——那个头发蓬松的高高的身影跟在她姐姐后面爬上了楼梯，后来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就离开了贝尔法斯特的那幢房子。但是她记得那件风雨衣。
她感觉身体在颤抖，她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她从来没有把她父亲的敌人也当作自己的敌人，正如她从来没有认同她父亲的政见一样。但她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因此，马圭尔来看她父亲的那一天她才会感到惊讶，也就是她父亲临终的那一天。
那么，这个人现在到这里来干什么，而且用的是化名？看着桌子对面她父亲的政敌，她打了个冷战。难道这就是她孩提时代挥之不去的噩梦时刻：总是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晚上，正当她和父母像普通家庭一样坐在电视机前，一群戴面具的男人破门而入，拔枪就射。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会总是战战兢兢地等着这一刻、等着那种敲门声。
她注视着来人，不知道该做什么，始终只是在竭力平息她的恐慌。向接待室里的卡特琳呼救？那个女人甚至还没有从桌子前站起来，这个男人恐怕已经扑过来了。打电话报警？麦迪还没来得及拨号，他的枪恐怕已经拔出来了。她想到了女儿，恐惧令她颤抖不已，几乎能听到哆嗦声，像空盒子里放了一条响尾蛇。亲爱的主啊，她想，我可不想就这么死了。
就在那时，那个男人的脸，就像处理过的皮革一样，突然皱成了一丝温和的笑容。“不要惊慌，”他说，他一定看到了她眼中的恐惧。“我拿不准如果用真名你是否还会同意见我。”
过了好一会儿麦迪才打起精神。“那么好吧，马圭尔先生，你找我什么事？”
“有关你父亲，”他简短地说。“也许你还记得他去世那天我去拜访过，是他叫我去的。”
她看着他，没说话。
“他让我做些事。但这些事一直耽搁着，你瞧，因为有些事我不了解。”
“恐怕我帮不了你，”说话时她的声音依然有些发抖。“我父亲的事我从不沾边。”
马圭尔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仿佛在掂量着她的话。“他要我联系他认识的某个教授。一个同情那项事业的人，你是理解的。”
麦迪耸耸肩。“正如我所说，我从不参与我父亲的事情。”
马圭尔对此不予理会。“他是爱尔兰人，我说的这个人，但是我想有一段时间他在牛津大学教书。”
麦迪大笑起来。“听上去不太可能。我父亲可不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马圭尔先生。”
他看着她，不依不饶。“他说得很清楚，这是他临终前的心愿，让我找到那个人。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打搅你。我现在打搅你了吗，基尼小姐？”
麦迪感觉愤怒胜过了一切剩余的恐惧感。管他答应为她父亲干什么肮脏的差使，他干吗要把她扯进去？她不想在她的生命中留有任何与那些肮脏事情有关的痕迹。“你为什么不在见我父亲的时候问他本人？”她反问道。
“亲爱的，”马圭尔说，对麦迪的怒气视而不见。“我见到你父亲的时候，他几乎已经神志不清了。”他一改沮丧的眼神，专注地盯着她。“那种情况下说不定他自己都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他只对我说‘去问柯斯蒂·布莱恩。’你认识她，不是吗？”
“她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麦迪的心往下一沉，无精打采地说。她竭力想心平气和地回想这位以前的好友，但却很难。
她们在都柏林大学学院相遇，一度时期形影不离，尽管她们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柯斯蒂身材高挑，麦迪身材矮小；柯斯蒂有一头金发，麦迪的头发是灰褐色的；柯斯蒂的美貌让人侧目，而麦迪——她知道这一点，无须旁人告诉她——最多也就是“不难看”。
最重要的是，柯斯蒂热衷于政治，而麦迪连这个词都憎恨。从工业国有化到巴勒斯坦问题，从死刑问题到援助第三世界，在能够想到的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那时的柯斯蒂是个绝对的左翼分子。但是，她所有信仰的基石是统一爱尔兰的梦想。她不知疲倦地为此而奋斗——游行示威、写信、组织联合抵制。为此，柯斯蒂经常被称作又一个“博娜黛特·德夫林”博娜黛特1968年领导了北爱第一次盛大的罗马天主教徒民权示威游行；1969年，被北爱选民推选为英国国会议员。，后来以致她自己似乎也这么认为了。
所有这些丝毫都不会影响她们的友谊，于是，有一年春假，麦迪把她最好的朋友带回去和家人住在了一起。
肖恩·基尼立刻喜欢上了她，她对他也同样。当然，他们对那场“斗争”有着共同的责任感，但是还不只是这一点。肖恩钦佩年轻的柯斯蒂火一般的热情、她的果断以及他所谓的“胆气”。麦迪推想这和他自己的女儿形成了对照，他的女儿勤奋、坚定，取得的成绩也并非微不足道，然而却丝毫不关心爱尔兰的统一。
她父亲和她最好的朋友之间的密切没有任何令人厌恶的成分——即便在心情最糟糕的时候，麦迪也这么认为。然而，情况还要更糟。对柯斯蒂来说，肖恩·基尼不仅是可亲的伯父形象——不是，麦迪痛苦地想，他简直就是一个让她敬仰的父亲形象。柯斯蒂不可原谅地占据了她自己不想拥有的那个位置。
“求你了，”马圭尔粗声粗气地说，好像在他的语汇里这样的字眼很陌生一样。“事关重大。”他的眼袋使他显得特别痛苦。“现在不会伤害到你父亲了。”
“你为什么不去找柯斯蒂·布莱恩，却来找我？她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事情。”
马圭尔又摇了摇他那驼鹿一般的大脑袋，似乎在说她忽略了一个要点。“我试过，但她不愿见我。”
“你有没有向她解释你在我父亲临终前见过他？而且是他要你做的事？”
“当然，”马圭尔的话很简短，似乎讨厌这个问题。“但是她依然无动于衷。”
他的话倒也可信。柯斯蒂的忠诚绝对坚如磐石，就像肖恩·基尼一样。
“那么，你想知道什么？”说完，她已经开始担心恐怕得给她这位往日的密友打电话了。十年中她只见过柯斯蒂一次——在肖恩·基尼的葬礼上，隔着坟墓。
“我想知道这位学界人士是谁？”
她没有说话。
“你瞧，”他说，“你也知道你父亲和我观点不一致，也许你和他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也许是吧，”她承认道，同时尖刻地加了一句，“但那并不意味着我同意你的观点。”
他微微一笑，几乎有点可怜。“也许吧。但是我们大家都会同意的一点是那场战斗已经结束了。仗打完了。你父亲知道这一点，我也知道。他要我为他做的事不会伤害任何人。其目的在于永远地结束那场战争，而不是为了重新开战。”
麦迪怀疑地看着他。“即使我能接受他的用意，我又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话呢？”
“你确实无法得知，”他的话很干脆。“你能做的只有好好看看你面前的这个老人，我想这样你就该知道了。”
她照他说的做了，发现他的眼神很坚定。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愿意帮我吗？”
“让我想一下，”她低头看着桌子，接着又站了起来。“我去倒些咖啡来。”她需要时间把她的思绪好好整理一下。
在都柏林读大学的最后一个春季，她很少看到柯斯蒂。部分是由于她自己有事要做——她已经决定就留在这个国家，她决意要拿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