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次见到他们，如同遇见年迈的父亲
南侨机工，大多数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健在的在国内仅仅二十多人。他们见证了六十多年前滇缅公路发生的一切，胜利完成了45万吨军火的抢运，为此牺牲了1800多人，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193名南侨机工，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当中，八百多名海南籍南侨机工，是海南人民的自豪和骄傲。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如同遇见年迈的父亲。
今天，南侨机工这一段尘封了六十多年的滇西缅北抗战的光辉历史，已向全世界公开。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新一代的领导人，胸怀宽广，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是促进两党合作、为了民族统一大业和民族再次复兴而付诸的杰出行动！
不过，我实在惭愧。作为南侨机工的后代，我对父辈们青年时代用热血和生命谱写的悲壮历史知之甚微。2005年5月，当全世界都在隆重纪念“二战”胜利的时候，我才通过《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陈晓楠，找到王楚英老人，又通过王老找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史料。同年，通过互联网络找到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云南省档案馆，最后才找到了今天健在的南侨机工老人王亚六、翁家贵、罗开瑚。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史实，才向我一幕幕地掀开。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8）
根据王楚英老人提供的南侨机工的有关情况，我在网上搜索有关云南省档案馆与南洋华侨回国抗战的信息，一组关于南洋华侨抗战的简况，还有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的信息，出现在我的电脑屏上。对着电话号码，我心切地拨通了联谊会。
这是2005年6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正巧，对方接电话的竟然是联谊会的联系人、秘书长陈达娅。双方介绍情况后，我请求她帮我查找父亲陈邦兴和大舅王绥和的有关回国资料。十分钟后，她便在电话里告诉我，我父亲是第八批回国，于1939年7月底回到昆明抗战；大舅王绥和的资料和准确时间还要继续找，但联谊会的史料《南侨风》一书中，已提到“文革”期间王绥和遭受迫害自缢而死的事。
放下电话，我无比兴奋。急忙给远在海南的大舅家挂电话，把这一消息通知他们。父亲六十多年前，告别南洋回国抗战的这一页，即将在我的眼前回放。
应秘书长的邀请，2005年7月7日，我在昆明参加了云南省侨联举办的抗战六十周年纪念活动。
2005年7月7日上午，阳光透过茂密的昆明西山公园松林，洒在宁静的山谷里。陆续有各种大小车辆，沿着弯曲的山路开进这里，公祭南侨机工的活动即将开始。这一天，我很早就到达西山公园，间歇中，我来到“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前观看。
1989年，正是南侨机工回国参战50周年之际，为了表彰南侨机工抗日救国的历史功绩，弘扬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激励后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在纪念南侨机工回国抗战50周年之际，在著名风景区西山，建造了这座雄伟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文，这样写道：
七七事变爆发，日寇猖狂入侵，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同胞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气壮山河。海外华侨敌忾同仇，义愤填膺，积极参加抗日，广泛开展义演、义卖、募物、捐款等救亡活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波澜壮阔，四海翻腾。
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沿海港口均已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均赖此路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沐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在执行任务中，有一千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疠为国捐躯。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公路以及印度阿萨姆邦汀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一千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留在国内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南侨机工的伟大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并激励来兹，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五月
当时，云南省党政领导人以及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参加了纪念碑落成典礼。如今，该纪念碑已成为世人追忆南侨机工伟绩、凭吊为国捐躯者的英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通过这次活动，我终于在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见到了南侨机工老人王亚六、翁家贵、罗开瑚。这三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年龄最大的有94岁，最小的也有87岁。这些耄耋老人身上的那份激情深深感动着我。
王亚六，福建莆田人。他在滇缅公路上，有过一段难忘故事。
1941年1月，九架敌机分别对滇缅公路的枢纽“功果桥”进行轰炸，一半桥面坠入江中，日军电台乘机宣称“中国国际通道三月内无通车希望”。几天后，是南侨机工用144个汽油桶扎成浮筏，冒险将载满军火的车队及时抢运过江，而第一个冒着危险将汽车驾驶过江的就是如今南侨机工联谊会的会长王亚六。
2005年7月6日，在南侨机工联谊会，他讲述了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事情：
“抗战开始，南洋各地的华侨，支持国内抗战的热潮相当高，纷纷捐款又捐物，不分穷富。我们南洋的老板，也将他5辆中巴车跑一天的全部收入捐献了出来。我自己也将一个月的收入捐出。一次，我还看到一个穿着很破、在码头做苦力的华人，把中午吃饭的两角钱也放进了学生的募捐箱里，自己却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当时很感人啊！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9）
1939年回国的那天，老板、老板娘，还有我的女朋友都来送行。吝啬的老板娘，这次不仅承诺我今后继续回店工作，还送给我一些钱。自己当时就像英雄一样受到别人的关心和尊重。
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到边境小镇畹町，去接华侨援助的一批美国“道奇”牌载重车。险啊！仓促修成的滇缅公路，坡大、路窄，而且迂回在群山峻岭间，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悬崖，我们在车上都不敢向外看。
接车前，中队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强调说，原地调头千万要“屁股靠山，车头向崖”。当时，崭新的“道奇”车停在边境，一眼看不到尾。我是第32号车。我们把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弹药仓库，向车上装了120箱迫击炮的炮弹，装完车，急忙向芒市进发。我们知道，前线的将士们需要弹药，有了这些军用物资就能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
我们每天都早早起床装车，经常几昼夜无法休息，货一卸再回去装，连轴转。1939年到1941年两年多，我根本就没在床上睡过，大多时间都是睡在路上。有点空闲时间，我就往车的坐椅上一倒，马上就能睡着。当局规定每月南侨机工有30元国币津贴，但由于运输任务忙，不少人没领。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机工即行遣散，我在滇缅路的生涯就结束了。”
94岁的海南籍南侨机工翁家贵，接着叙述道：“滇缅公路各方面的条件都艰苦……”
翁老祖籍在海南省琼海市温泉镇，他出生在马来亚吉隆坡。1939年，他响应了陈嘉庚的号召，回国抗日。父亲、母亲也支持他。他父亲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们中华民族国难当头，你们去参战是无上光荣的。”
翁老的身体很好，心胸宽广，爱好娱乐，还天天坚持体育锻炼。
2005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到云南保山市拜访了这位94岁的老人。晚上8时，翁老站在家附近的马路口欢迎我的到来。翁老一口气登上五楼的家门口，转过身子看到我在喘气，笑了，笑得那么善良、可亲，真像自己的父亲。
翁老说，他是第五批回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第五批共503人，直到第九批回国抗战的华侨共3226人。翁老这一批人，是途经新加坡、越南河口到达昆明的。整训后，翁家贵当时分在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他们的任务是从云南的下关到畹町，然后再到昆明，运送外国援华的军用物资。由于1942年切断了滇缅公路，南侨机工当年10月份在遮放解散了。这样，一部分南侨机工便流浪街头，另一些人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你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翁家贵老人，如今由昆明交通机械厂退休，家在昆明官渡区，可他常常回到保山他女儿家居住。1989年5月，让翁老最为自豪的是，他亲自参加了云南省政府在昆明为南侨机工建立的纪念碑的揭碑仪式。在1995年，他还由马来西亚华侨邀请出资去参加了一次海外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会议。
罗开瑚老人是和我父亲同一批从马来亚太平埠回国参加抗战的海南文昌重兴人，而翁老是海南琼海温泉人，两老人带着标准的海南乡音，回忆当年与我父亲一同回国的故事。
2005年7月6日，南侨机工罗开瑚在联谊会上回忆道：
“早餐是咖啡加黄油面包，中午和晚上顿顿有咖啡。”罗开瑚如是描述当年在南洋的生活条件。然而，为了奔赴抗日疆场，这些海外赤子放弃了相对优裕的生活回国吃苦。罗老说：“9个月时间抢修出来的滇缅公路，实际上是一条土路；而且路途艰险，仅从滇西下关到畹町总计547公里的距离中，便要越6座大山，穿悬崖峭壁8处，跨较大江河5条。同时，滇缅公路又是有名的‘烟瘴之区’。瘴气透过阳光、淫雨、雾气、热浪，弥漫着公路。” 南侨机工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奔波着、战斗着。罗老继续讲述：
“在滇缅路上行车，人人都必须闯四关：一是瘴疟关。此关最难幸免，尤其是被人称之为‘焖头摆子’的恶性疟疾，‘十人得了九人死’；二是雨水泥泞关。雨季中天气常常突变，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骤至，导致山陡路滑，塌方险情，很容易发生事故，车毁人亡；三是险路险情关。下深谷，爬大山，不少地段里上有危悬欲坠的巨石，下有深邃难测的深渊；四是躲避日军轰炸关。1941年10月后，日本飞机开始对这条路上的桥梁进行狂轰滥炸。”罗老继续回忆。
面对这四道“要命”的关口，在这条路上牺牲的人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仅南侨机工先后就有一千多人为国捐躯，平均每一公里的滇缅公路就有近两名南侨机工献出生命！
为了自身生存，他们背井离乡，从海南岛南下到南洋谋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他们又从南洋回国赶赴抗日战场，最后叶落祖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如今，这几位海南籍的南侨机工，早已过古稀之年。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有说不出的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时语塞，眼泪不由自主地从我的脸颊滑落，在场的老机工，握住我的手，沉默片刻后，再拍拍我的肩膀。没有语言的安慰和交流，而彼此心心相通，都知道我在为谁而落泪……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父亲逝世整整二十年后的今天，这几位和父亲有相近的年龄、相同的经历和遭遇的老人，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起回忆着他们的往事，而且是我所不知晓的一些南洋机工的故事。老人时而激昂的情绪，时而对已故老战友追忆的悲伤，深深地打动了我，驱使我对那个年代的细节作深入的了解，追寻父亲所走过的足迹。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0）
第一次见到这三位南侨机工，仿佛遇见了年迈的父亲，重新告诉我他的往事……
通过几天的相处，我突然发现这几位老人与父亲晚年的生活习惯特别相像，保留着南洋人喜欢喝浓咖啡的习惯，见到客人第一句话总是：“喝咖啡吗？”让人未喝到咖啡就闻到了南洋咖啡的浓香味。
会后，我走访了父亲抗战时期走过的保山、芒市、遮放、腾冲、龙陵松山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