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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南侨机工的档案研究与口述历史相结合的海南省籍南侨机工实录。作者查阅了大量南侨机工档案，采访了大量南侨机工、眷属或南侨机工活动的参与者、亲见者、亲闻者，在此基础上编写成了这本书。
云南省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南侨机工档案，包括其他地方的相关档案，是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南侨机工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真实记录，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记忆和历史财富。发掘、整理和利用南侨机工档案，有利于再现历史真相，对于认识南侨机工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识那个年代人们的生存环境，是大有帮助的。作者根据南侨机工回国登记名册和复员重返南洋的名册等档案，整理出三百多名“海南籍南侨机工名录”，其中新加坡、槟榔屿和太平三地的资料相当完整。当年的南侨机工是什么样的人，我想，从占南侨机工总人数9％的“名录”即可窥见一斑。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本书作者从档案的原始记录和相关文献的比对中，得出的与以往不尽相同的结论是：南侨机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包括部分失踪、失散的）远远不止三分之一，而是占了总数的近三分之二。
作者采访南侨机工老人，记录和整理他们讲述的故事，所做已是南侨机工“口述历史”的工作了。更有意义的是，作者把南侨机工档案资料和南侨机工及眷属个人口述的活资料结合起来，互为补充，相互印证。这样做，既使故事具有历史的真实价值，又使历史人物与事件穿越时空，鲜活地展现在当代人的面前。
南侨机工和同时代的中国人都有着相类似的命运，经受太多的痛苦与磨难。由于他们曾经生活在海外，许多人因而背负更大的压力，遭遇更大的不幸，并且殃及眷属和后代。这是历史的悲剧。
两位作者作为南侨机工的第二代，他们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克服历史造成的身心伤痛，以真诚和敬佩之情，搜寻父辈从动荡不安的历史中走过来的足迹，通过品读父辈报效祖国的崇高志向、不寻常的业绩和历尽坎坷而无怨无悔的赤子情怀，编写成书。我与作者相隔千里，但面对电脑屏幕上的书稿，读着，读着，仿佛同作者和作者笔下的南侨机工前辈在一起，爱他们所爱，痛他们所痛！两位作者都不是文史工作者，但他们用思想和真情撰写的书，既写出父辈光荣而曲折的人生经历，也抒发了自己的心得与心声，内容充实，生动感人。从中，我感受到南侨机工第二代的成长，感受到品读南侨机工和品读历史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曾经长期蒙耻。因为那时我们散沙一盘、不强大，世界公理正义也得不到伸张。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曾经为了尊严、为了解放，长期抗争。终于胜利了。因为我们觉醒，团结，自重自强；我们伸张正义，捍卫和平，得到了广泛的道义支持。这样的历史不应该忘记。
时至今日，日本有一些人总是想抹杀和篡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加害于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历史。我们搜集、整理这方面的史料，了解这段失去民族尊严的屈辱与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抗争的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居安思危，避免悲剧重演。
让我们读一读这本书，了解南侨机工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接受南侨机工精神的辐射，这对于培植我们中国人的风骨，提高全球化挑战者的素质，扩大建构和谐世界的视野，大有裨益。
谨以此文，向为本书付出辛劳的两位作者表示谢意和敬意，并与读者切磋和共勉。
琼海七二老妪
2006年11月28日 于厦门筼筜湖畔
心路漫漫（1）
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不同，则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也不相同！
“多想回到家乡再看一看！”
这是父亲临终前的话。
一阵清脆的爆竹声；打破了乡村黄昏时的宁静。
声声爆竹告慰着我的祖先、我的父亲、我的乡里乡亲……
回来了！是的，我回来了，揣着父亲那份浓浓的乡情，踏上故土，来到了我的故乡——海南岛琼海九曲江的一个小乡村。
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个僻静的村庄。
坐落在这小乡村的一套陈年老屋，是父亲的故居。青砖，青瓦，残缺不全的墙面历经了百年风雨的洗刷，但身躯依然如故。这老屋仍在翘首企盼，出门的孩子们何日回家。
推开沉重的房门，我跨过门槛。进屋环视四周，几间房屋由于常年无人居住，显得破陋，毫无生机；举首驻足，蓦然发现在屋顶的横梁下，一组组印有各种花色图案的瓷砖镶嵌在墙上，绕过房屋墙顶至外墙的屋檐下，那不同的花卉、文字、人物等，虽历经百年其色彩仍清晰可见；栩栩如生。
百年前，这房子里所有的一切，目睹了父亲出生，陪伴了父亲从童年到少年，又一次次地注视父亲兄妹四人分别依依惜别父母；跨出老屋；远渡南洋，留下我的祖辈陪伴这老屋在家守望……
置身于父亲故居的庭院中，呼吸着淳淳的乡土气息，如同一片飘叶闻到了久违了的泥土芬芳；老屋院子里凉凉的泥土气息，透过脚板慢慢地沁入我的身心，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酣畅。哦！故乡。
我，从未舍弃过的故乡情，寻故乡土，觅故乡人，只想找寻父亲那已经远去的足迹。
别 家
在上个世纪初，经琼州海峡，海南岛漂移到大洋彼岸的人为数不少。而从琼海的这小乡村里走出去的人中，就有我的父亲。他们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
在他个人档案的自述里，清楚地记载着：陈昭藻，1900年9月5日生于海南岛乐会县（今琼海市）凤楼村。年幼时曾在家乡的私塾读书一年，八岁时母亲病故后，便辍学回家，帮助父亲耕地、放牛，以维持生活。此后，哥哥陈昭芹先一步到了新加坡。十六岁时，由于家乡生活贫寒，迫于生计，他与同乡结伴，离别了家人，到新加坡投奔哥哥陈昭芹。先在新加坡吧咪街会益昌商行学裁缝；后到东令区英国人家里做杂活，两年后又到英国人开办的工厂学习电工、汽车驾驶等；到二十岁时；便具备了相当熟练的机械维修及汽车驾驶技能。他所在的那间英国人的工厂，已满足不了他那好学的欲望；于是他就到当时新加坡有名的亚细亚轮船公司应聘。在众多的应聘者中，他脱颖而出，当即受到聘用，开始了他在远洋轮上的航海工作。这期间，他随海轮远航到世界的许多国家，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了解到异国他乡的许多风土人情。
记得翁家贵老机工曾经说过：“当年你爸爸做海员时到达英国，去喝咖啡。服务生看他是中国人，非常怠慢他，在你父亲气愤的质问下才得到服务的；出咖啡店你父亲又去擦皮鞋，为你父亲擦鞋的人却完全是跪着服务的。你父亲后来感慨地对我们说：‘不要看英国强大，她也有贫弱的一面，将来我们中国肯定也会有强大、不受欺侮的一天！’”
在远洋轮上工作，父亲不仅负责轮船上的机械维护，还悄悄学会了西点制作、调配咖啡以及简短的英语对话。稳定的生活，使他有了不少积蓄。于是，他在二十七岁时，回家乡海南岛结婚娶妻。在家住了十个月后，便再次别家重返新加坡。
那时，南洋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华人社会，华侨教育相当普及，新加坡已开办工人华文夜校。父亲在工作之余，也和多数的海外华人一样到夜校学习，他在夜校不仅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还开启了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
但两年后，英殖民统治者认为该夜校有政治倾向，而将它强行关闭。
由于父亲留守海南家乡的妻子在女儿5岁时病故，父亲把女儿接到了新加坡。独自带孩子的日子，他不得不离开时常在海上满世界跑的亚细亚轮船公司，先后到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在新加坡开办的意商FLAT汽车公司、英商慕娘汽车公司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哥哥陈昭芹一直住在新加坡小坡大马路424号。兄弟俩与两个海南乡亲合股在此地开办了当时比较有名的“天和堂药店”，经营良好，一家人在南洋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归 来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 一曲悲壮的“告别南洋”，道出了多少南洋华侨的心声！
父亲的归来当然是与抗战有关。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很快，祖国半壁江山沦陷。
“宁做中国鬼，不做亡国奴！”
“我们祖家还有人在，容不得敌人放肆！”
南洋侨胞对“祖家”的牵挂，真恨不得立即插翅飞越重洋。
1939年初，国内开始招募有汽车驾驶和维修技能的华侨回国服务，其主要任务是到当时国内唯一的国际运输线、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抢运抗日军需物资。身在新加坡的父亲得知后感到所怀技能能够在国家急需的时刻派上用场，不容迟疑！
心路漫漫（2）
于是；二十多名海南同乡在当地卓有声望的高级工程师王文松的带领下，同时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陈嘉庚先生在其《南侨回忆录》的第九十二篇中写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这名收入颇丰的修机工就是出生于海南万宁的王文松。与他随行的同伴中，就有我的父亲。
王文松侨居新加坡柔庶街48号，家有妻儿老小，有一非常幸福的家庭。他文化技术水平较高，英文也讲得很流畅，薪金待遇优厚。但是，他放弃了。
与此同时，王文松、黄有益等27人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属新加坡第一支部，每人发党章一枚并交纳党费，父亲是其中一员。
由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发给的第206449号华侨登记证里，贴着一张像片。他，就是父亲。高高的前额，深邃的目光，洁白的圆领衬衫，一丝不苟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在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南洋味。这是南侨机工回国前夕由政府发的华侨登记证。当时招募机工的条件之一是“年龄20至40岁”。父亲当时已39岁，他惟恐报名后落选，把年龄改成32岁；又把他年幼的女儿请家嫂带回家乡海南岛，交给其父亲照看。爷孙俩此后十几年不知我父亲生死，直到我的祖父病故也不知父亲身在何方。
人生的最大悲痛莫过于离别！
为能回国效力，父亲再次离别亲人。他默默地注视着其家嫂牵着孩子的手渐渐远去……
送别之时万人空巷，离别之时潸然泪下。
与父亲同一批回国的海南机工陈宋儒（原名陈光兴）；抽空悄悄记下了离别时的一幕（1939年3月10日）：
出发的时期到了。这次报名回国的共二百零一人，被编为第二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由钟运熙任总领队，王文松和我任副领队。团部通知我火速到新加坡报到，准备启程。
这天清晨，哥哥、嫂嫂含着两泡眼泪送我上路。他们既希望自己的亲人永远不离身边，又希望子弟去为国立功，杀敌救亡的矛盾心情，使我好几天觉得心烦意乱，同时又眷念连绵。这也许就是又深沉又善良的中国父老心吧。①
对于每一名机工来说，离别，是他们一生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第四批回国的机工郑亚来在时隔六十年之后，还非常清晰地记得那“难忘的一刻”：
回国的手续办好了。临行，母亲给我送来一张全家照，毛衣一件，她说：中国冷。她含着眼泪把我的出生证悄悄交给我（我出生在马来亚西城镇巴生）。她强忍着泪不敢哭，因为哭是不吉利的。
1939年4月10日，黄锦坤领队带队上了船。我们穿着筹赈会发的淡黄色的胸前印有“新加坡回国服务机工”蓝色字样的卫生衣，外面穿着绿色军衣、军裤，头上戴着军帽，背上是灰色毛毯。我和其他同伴一样，站在轮船甲板上。这时船徐徐离开码头，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第二故乡的乡亲父老们，宣誓，不灭敌寇誓不返乡！
再见吧，我的出生地—南洋！
星岛的视线在我眼前渐渐消失了……②
“再会吧，南洋……”，在这悲壮的歌声中，在南洋父老乡亲的嘱托下，在亲人热泪的离别下，机工们挥泪告别南洋！
3200名侨居南洋的优秀子弟，满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带着南洋八百万华侨的期盼，先后分九批从南洋归来，奔赴祖国西南的抗日战场。其中的一千八百多名机工此去后再无生还，永远地告别了南洋！
就这样，父亲于1939年3月13日在新加坡太古码头搭乘丰祥号海轮启程回国。为第二批，共207人。
征 途
历时三天三夜的海上航行，第二批南侨机工来到越南西贡，上岸后改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