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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那是我的桌子和椅子。纸在那儿。不过你发信前给我看看。”
写信花了点时间，不过当信写完了的时候，我认为这事干得并不那么坏。我有些骄傲地向挑剔的细菌学家朗读着。
“‘亲爱的查伦杰教授，’”信写道，“‘作为一个大自然的研究者，我总是对你关于达尔文与魏司曼之间相异之处的考虑深感兴趣。我最近有机会重读——”
“你这个坏透了的骗子！”塔尔甫·亨利惊叫着。
“‘重读了你在维也纳出色的讲演。不过内中有句活，好象我不理解。如蒙允许，请赐一见，因为我有些建议，而这些建议只能在个别谈话中说明。如蒙同意，我定于后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前来叨光。
‘谨向先生致以真诚深切的敬意。爱德华·顿·马隆敬启’”
“怎么样？”我得意洋洋地问。
“嗯，假如你能昧着良心——。不过你这是要干什么？”
“到他那儿，只要我到了他的屋里，我也许会知道怎么做。我甚至可以坦白认罪。
假如他有运动家的风度，他会理解的。”
“好吧，再见。星期三上午在这里我会接到给你的答复——如果他真答复的话。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谁都恨他。”
三、他是一个完全令人不能忍受的人
星期三我去打听的时候，有我一封信。我只把信的末尾抄在这里：“你来的时候，麻烦你把信封给我的男仆人奥斯汀看看，因为他必须采取每项预防措施保护我，以防那些自称为‘新闻记者’的流氓闯入。你忠实的乔治·爱德华·查伦杰”
我给塔尔甫·亨利念了这封信。他早早地来了，要听听我冒险的结果。
我收到信的时候差不多是十点半，但是拉我去赴约会的出租汽车绕来绕去花了好长时间，一个说不上多大年龄的怪人开了门，后来我发现他是司机，他用蓝眼睛上下打量着我。
“说好了见你吗？”他问。
“约好的。”
“有信吗？”
我拿出了信封。
“好！”他象是个话不多的人。跟着他走过过道，我突然被从饭厅门里走出来的一个小个子妇女拦住了。她是位活泼的黑眼睛的太太，类型上如果说是英国人还不如说更象法国人。
“等一下，”她说，“你可以等一下，奥斯汀。请到这里来，先生。可不可以问问，你以前见过我的丈夫吗？”
“没有，夫人。我没有过这种荣幸。”
“那么我预先向你道歉。我必须告诉你，他是一个完全令人不能忍受的人——绝对地令人不能忍受。要是他象要动手了，赶快离开那屋子。不要等着和他辩论，好多人就因为这个缘故受伤了。而后丑事弄得尽人皆知，影响到我，也影响我们大家。我想你不是为了南美的事要见他吧？”
我不能跟一位太太撒谎。
“天哪！那是最惹乱子的题目。他说的你不会相信一个字——我是这么确信的。不过别跟他这么讲，因为这会使他暴跳如雷。假装着相信他，什么事也就不会发生了。记住，他自己是相信那些的。有一点你可以相信，从来没有过比他更诚实的人了。不要再呆了，要不他会疑心的。假如你看出有危险——真正的危险——请打铃，我会来的。”
一边说着这些鼓舞人勇气的话，这位太太把门打开了。在我们简短交谈的时候，象铜像那样站立等着的奥斯汀，带我到了过道的尽头。在门上轻拍了一下，从里面传出了一声公牛似的吼叫，我和教授面对面了。
他坐在宽桌子后面的转椅上，桌子上被书、地图和图表盖满了。我进去的时候，他的椅子转过来冲着我，他的相貌使我止步了。我原准备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但没想到看见的是这样一个令人感觉压抑的人物。他的脑袋大极了，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脑袋有那么大。我相信他的帽子，如果我冒冒失失地戴上，会从我的头一直扣到我的肩上。他长着黑黑的大胡子，前庭巨大。一簇簇密密的黑头发下的眼睛是蓝灰色的，非常明亮，非常锐利，非常咄咄逼人。高出桌面的身体的其他部分是宽大的肩膀和桶似的胸膛，另外是两只长满长长黑毛的大手。这些和牛吼似的声音，是我对查伦杰教授的最初印象。
“嗯？”他说，傲慢地盯着我。“什么事？““你太好了，先生，允许约见我。”我说，拿出了他写的信封。
他从书桌里拿出我的信来，摆在他面前。
“噢，你就是那个连简单东西都不懂的年轻人，是你吧？照我理解你对我的总结论极为善意地表示赞同？”
“完全是，先生。完全是。”
“天哪！这就使我的见解极为巩固了，不是吗？你的年龄和相貌使你的支持很有价值。
嗯，至少你比维也纳那群蠢猪强。”
他盯着我。
“他们是很不象话。”
“我向你说实活，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好吧，先生，我们来做能够缩短这次访问的事情吧。这次访问对你很难是愉快的，对我是很不愉快的。我想你有些什么建议要说。”
他傲慢的直截了当的这种方式使事情难办了。而事情在到来以前却象是简单极了。
哦，我那爱尔兰人的才智，当我极其需要你帮助的时候，现在就不能帮助我了吗？他的两只尖锐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讲吧，讲吧！”他说。
“我当然只能算一个学生，”我带着快乐的微笑说。“就在我同意你的同时，我看你象是在这件事上对魏司曼太严厉点了。从打那日子以来，不是有普遍的证据，嗯！巩固了他的见解了吗？”
“什么证据？”他带着威胁人的镇静说。
“嗯，当然，我觉得没有什么你可以称做明确的证据。我的意思是指一般的科学观点，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
他极其认真地向前探了探身子。
“我想你是觉得——”他说了点什么关于恒定因子的事。恒定因子我根本不懂，但勇敢地回答道：“自然是了。”
他跟着又说了的几句话我也不懂，可是每句话说过我都故意惊叹地叫道“毫无疑问”或者“哎呀，肯定是！”我对自己的表演非常得意。
“但是那证明什么呢？”他用温和的声音问道。
“哎，到底是什么呢？”我嘟嚷着。“它证明什么呢，”
“要我告诉你吗？”他问。
“请吧！”
“它证明，”他突然咆哮起来，“你是个下贱的、四条腿走路的新闻记者，对科学根本不懂！”
他跳将起来，眼睛里燃着怒火。尽管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我还是在一瞬间惊奇地发现，他个子很小很小，脑袋不过顶我的肩膀头。
“莫名其妙！”他喊着，手指头支撑在桌子上，身体向前探着。“先生，我一直跟你谈的是科学上毫无意义的话。你以为你能骗我吗？你认为你们的称赞可以造就一个人，而你们的责难可以毁掉一个人吗？爬虫，我知道你们。你玩了一场有点危险的游戏，我想你输了。”
“注意，先生，”我说，倒退到门边把它打开了。“你可以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不准你碰我。”
“不准我？”他以一种威胁的样儿慢慢地向前走来，但是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了，两只大手插在他那件象男孩穿的短夹克的口袋里。“你们中已有几个被我从这屋子里扔出去过。
你将是第四个或第五个。每个破费三镑十五先令。贵，但是很必要。现在，先生，为什么你不应该跟他们一样呢？我倒认为肯定应该一样，”他恢复了他那令人不快的前进。
我逐渐来火了。原先我是不对的，但这个人的威胁使我处于有理的地位。
“放下你的手，先生，我不允许这样。”
“你不允许这样，啊？”
“不要做这样的傻瓜，教授！”我叫道。“你能得到什么。我体重二百二十四磅，身体结实，每星期六我代表伦敦的爱尔兰人赛橄榄球。我不是那种人——”
就在这时候，他冲向我。幸好我已经把门打开了。我们滚打在一起，一起滚过了过道。
我的嘴里满是他的胡子。
奥斯汀已经把前厅的门打开了，我们俩滚下了台阶。
查伦杰首先站了起来。
“领教够了吗？”他气喘吁吁地说。
“你这个坏透了的蠢牛！”我站了起来，叫道。
他正要再向我冲来，但就在这时，一个警察来了，手里拿着记事本。
“这都是怎么了？你应该感到羞耻，”警察说。“嗯，那么。是怎么了？”他说着，转过身来。
“这个人先打了我，”我说。
“你先打他了吗？”警察问。
教授费劲地喘着气，没说什么。
“也不是第一次，”警察说，很严肃地摇着他的头。“上个月你也惹了这样的乱子。你把这个年轻人的眼睛打青了。”
“怪我自己不好，”我急忙地说。
警察阖上了他的记事本。
“不要再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了，”他说。“喂，走开，好啦，走开！”他对着几个围找过来的女人说。教授望着我，他的眼光里藏着点什么幽默意味的东西。
“进来！”他说。“我跟你的事还没结束哪！”
我跟他进了屋子，那铜像般的奥斯汀，在我们身后关上了门。
四、它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东西
门还没有完全关上，查伦杰夫人就从饭厅里冲了出来。这个小个子的女人怒气冲天。她显然看见我出去了，却没有看见我回来。
“你是畜生，乔治！”她尖声叫着。“你把那个挺好的年轻人打伤了。”
“他在这儿，我身后头，平安，完好。”查伦杰说。
查伦杰大人转向我说：“真对不起，我没有见你。”
“我向你担保，夫人，一切正常。”我说。
“他把你那可怜的眼睛打青了。哎呀，乔治，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星期七天净干丢脸的事。谁都恨你，取笑你，你把我的耐性搞光了，乔治，你的尊严哪儿去了？”
查伦杰反问道，“你的呢，我亲爱的？”
“你给我招来太多的麻烦。畜生——你已经变成了畜生。”
“客气点，杰赛。”
“乱吼乱叫的蠢牛！”
“丢人！上悔罪凳上认错！”＇注一＇令我吃惊，他弯下腰，把她举起来，放在前厅角落里一个高高的黑色大理石的柱子上。
柱子足有七英尺高，细细的。她很难坐住。
“让我下来！”她喊道。
“说‘请’。”
“你是畜生，乔治！让我马上下来！”
“到书房里来吧，马隆先生！”
“真的，先生——”我说，望着那位太太。
“马隆先生在这讲情放你下来，杰赛。说‘请’，你就下来了。”
“哎呀，你这畜生！请！请！”
他把她放了下来，就象她是只小鸟。
“你规矩点，亲爱的，马隆先生是记者，他会在明天的报上把这全登出来，在我们邻居中会额外卖上许多份。”查伦杰风趣地说。
然后，他变了口气。“马隆先生，请原谅这种家庭中的逗趣。我招呼你回来是为了某种比这要严肃的目的。”
他把巨手放在她的两肩上。“小女人，别生气。你说的一切都绝对正确。如果按你的劝告做，我会成为一个好人，但也就不会有乔治·爱德华·查伦杰了。好人有的是，我亲爱的，但只有一个乔治·爱德华·查伦杰。”他突然吻了她一下。“现在，马隆先生，这边来，请。”
我们又回到十分钟前我们是那个样子离开的屋子。教授随手把门小心地关上了，把我安顿在一张扶手椅上，把雪茄烟盒推到我的面前。
“靠着椅子背坐，”他说，“注意地听着我愿意给你说的一切，不要打断我。”
“首先，关于你被理所当然地赶走以后又回到我的屋子，”他瞪着我，犹象是在挑战，或等待反驳，“原因在你对警察的回答上，从这里我看出你在那方面有某种良好的情操，无论如何，超出我在于你们这一行的人身上惯常看到的东西。承认过错在你身上，这就证明了你的境界有某种宽度。我请你跟我回来，因为我打算进一步跟你交个朋友。”
他讲着这一切，象一个教授给他的班级讲课。忽然，他从桌子里拿出来一个破烂不堪的速写本。
“我要跟你讲讲关于南美的事，”他说，“首先，我希望你了解，我现在给你讲的任何东西都不得以任何公开形式传达给别人，除了你得到我的许可。这种许可完全可能永远不给。清楚了吗？”
“这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