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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对他加意地描写。包括他古怪的语言和思想。
因为我要写篇会议的报道，我们分手了。离开他时，我想到等待我们的冒险，我望着他微笑了。
那晚上，虽然经过当天奇异的遭遇而非常疲倦，但我仍然很晚地坐在新闻编辑麦卡德尔面前，给他解释整个的局面。他认为这太重要了，应该给总管乔治·博蒙特爵士谈谈。
我们商定，对我的冒险我要以信的形式写回来给麦卡德尔，进行充分的报道。这些信件，将按查伦杰教授的意愿，在它们到达后立即或日后发表。由于我们还不清楚他的条件是什么，第二天打电话问他。电话里我们听到他把报界骂了一通，最后的意见是，他将在我们动身的时候，给我一些必要的指示。第二次电话里回答我们的是他妻子的纤细的声音。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大发雷霆了，希望我们不要再做什么把事情搞得更坏。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又试了第三次，我们听到电话里吓人的噼啪一声，我们明白查伦杰教授把听筒摔碎了。
现在，我耐心的读者，我再不能跟你们直接地交谈了。从现在起（真的，我的任何继续叙述会不会到达你们那里），只有通过我代表的报纸了。我在邮船法朗西斯卡的客厅里正在写的这篇报道，将由领港员带回去交给麦卡德尔先生，报道将留在编辑的手里。在闺上笔记本以前，让我画出最后的一幅景象吧。这是晚春一个潮湿的下着雾的早晨，落着细细的、冷冷的雨丝。三个雨衣发亮的人影走下码头。索摩里教授，一个高个子阴郁的人，走着，就象一个为自己深感懊悔的人。约翰·腊克斯顿勋爵充满精力。至于我自己，我高兴得到了预习新知识的时间并且向我以往的愚昧告别，就在我们走向邮船的时候，我们后面忽然有阵叫声。是查伦杰教授，他曾答应送我们上船。他在我们后边跑着，喘着，脸红红的。
“我不上船了，谢谢你们，”他说。“不上船最好。我只有几句话给你们说，在这儿说就很好。我请你们不要想，为了你们这次旅行，我会以任何方式感谢你们。这我不当一回事，真理就是真理。我的说明在这个密封的信封里。等你们到了亚玛逊河上的一个叫玛挪斯的城市里，把它打开，不过一直要等到信封上写的日期和时间。我说清楚了吗？作为记者，马隆先生，你愿意写什么就写吧，但我要求你不要讲经度和纬度，而我也不允许任何东西发表，一直到你们回来。再见了，先生。我对你不幸所属的那个可恶职业很有情绪，但是你做了点使我情绪软化下来的事情。再见了，约翰勋爵。科学，照我理解，对你还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但是你可以为等待你的围场祝贺你自己，也给你道再见，索摩里教授，等你回到伦敦，你肯定会变得更有智慧。”
他转过身去走了，一分钟后，我看见远处他矮小的身影正在回火车站的路上。
好了，收信的最后一遍铃响了，领港员要回去了。
［注］弗罗贡纳德，是当时的有名导演，特纳，是弗罗贡纳德导演的戏中的女主角。
七、明天我们将消失在未知世界里
我不想报道邮船上的旅途见闻，也不去说我们在帕拉停留的一周，以及乘坐轮船在河上旅行。这只轮船比我们横越大西洋的那只要小，它载着我们到达玛挪斯城。我们在这里消磨时光，一直要等到我打开有查伦杰说明的信件的月子。在那个对我算是惊人事件的日期到来之前，我对这次探险的伙伴，以及我们已经雇用准备去南美的人员，做点比较清晰的描写吧！
索摩里教授科学上的成就大家很清楚，因此我就不用说它们了。他自己这次探险的装备超过我首次见到他时我想象的那样，他身材高大，对周围的变化无动于衷，他的态度带着半讽嘲的味道，常常是郁郁不乐的。他六十五岁了，而我相信他的耐力和我的一样大。脾气不好的时候，他是尖酸的，多疑的。他相信查伦杰教授绝对是一个骗子，我们在南美只会遇到失望和危险。这些就是他的观点。他晃着稀稀的山羊胡子，从南安普顿到玛挪斯，一路上向我们的耳朵里灌着他的那些看法。自从下船上岸以后，由于周围形形色色的昆虫，鸟类的生活，使他比较快乐点了。白天，他带着猎枪，蝴蝶捕网，在树林里消磨时光，晚上处理他找到的很多标本，总是非常心不在焉的。整天叼着一个短烟斗，这烟斗难得离开他的嘴。
他年轻时参加过几次科学探险，坐独木舟和睡帐篷的生活，对他一点也不新奇。
约翰·腊克斯顿勋爵要小二十岁。至于他的面貌，在我留在伦敦的那段记叙中已经描写过了。他一直非常讲究地穿着白西服，褐色的深筒防蚊靴，每天至少刮一次脸。象大部分活动家那样，他的语言是简炼的。他经常沉思，但总是敏捷的回答问题或参加交谈。说起话来是那种古怪的、半幽默的方式。他对世界的了解，特别是南美，是惊人的；而且他相信我们的旅行不会是白费的。他的声音动听，态度安详，不过从他的蓝眼睛可以看出来，他是很有脾气的。他不大讲他自己在巴西和秘鲁的探险。以前的旅行给了他一个有用的结果：他能流利他说全巴西都通用的语言，这语言三分之一是葡萄牙语，三分之二是印第安语。
我以前说过，腊克斯顿勋爵喜欢讲那个伟大的地区，我也喜欢听他讲。他的叙述是确切的了解和想象的奇异的混合。就是索摩里教授听的时候，那怀疑的微笑也逐渐从他的瘦脸上消失了。
“那儿是什么？”他会叫起来，指着北方。“树林和沼泽。谁知道那里能藏着什么。这儿靠南边呢？一片潮湿的森林，白种人从来没有去过。走出这些窄窄的河岸线，谁还知道什么，周围的一切都是个未知数，谁能预言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什么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查伦杰老头不该是对的？”对于这一点，索摩里教授会在不愉快的沉默中摇头，脸躲在烟斗喷出的云雾里。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雇用了六个人。头一个是巨大的黑人赞波。我们在巴黎通过轮船公司的介绍雇的他，他在这个公司的船上，学会说点英语。
在帕拉我们又雇了高木兹和马奴尔。他们是西班牙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从河的上流刚刚跟着装红木的船下来。他们的脸上长着胡子，性格暴躁，象黑豹般地灵敏。他们在我们要去探险的亚玛逊河上游度日，由于有这样的经历才使得约翰勋爵雇用了他们。他们中的高木兹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这些人愿意做饭，划船，或者干任何差事，每月拿十五美元的报酬。除了这些人外，我们从玻利维亚雇了三个摩若印第安人，他们是沿河部落中最檀长捕鱼和懂得船上工作的人。三个人的头儿，我们按他的部落名称叫他摩若，其余两个叫约塞和弗尔朗杜。三个白人，而后是高木兹和马奴尔、黑人赞波、三个印第安人组成了这个小小的探险队的班子，在玛挪斯等待着开启信封的时刻，找到说明。
过了令人不耐烦的一星期，那日子那时辰终于到了。我们在离玛挪斯城两英里的一所房子里，围着一张藤桌子坐着，桌子上是那个密封的信封。信封上的几个字是查伦杰教授的笔迹。
“致约翰·腊克斯顿勋爵及其一行的说明，准于七月十五日十二点于玛挪斯启封。”
约翰勋爵把表放在他旁边的桌子上。
“我还有七分钟，”他说，“这老伙计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
索摩里教授尖酸地一笑，把信封拿在手上。
“我们现在打开还是七分钟以后打开，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一定得按规定办，”约翰勋爵说，“并且听从查伦杰的指示。”
“我不认为信封里会有什么，”教授嚷道，酸卿卿地。“不过，除非有什么非常肯定的东西，否则我要搭下一班下游的船去赶在帕拉的玻利维亚号了。无论如何，世界上除验证这个疯子的说明以外，我还有一些更要负责的工作。好了，腊克斯顿，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约翰勋爵说。他拿起信封，用小刀裁开，从信封里抽出一张叠着的纸。
他打开这纸，在桌子上铺平。是一张没有写字的白纸。他翻了过来，另一面也没有字。
我们沉默地彼此望着，这沉默彼索摩里教授爆发出来的笑声打破了。
“你们还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吗？”他叫道。
八、在亚玛逊平原的丛林里
我们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了。高原我们还没有上去，但是高原确实立在我们的面前了，甚至索摩里教授的情绪也好了点。他还不承认他的同行是对的，但他的怀疑少了。不过我得从我扔下的地方继续写我的叙述。我们要把一个受了伤的当地印第安人送回家去，我让他带着这封信，虽然我怀疑这信到底能不能到达你们那里。
上次我写到我们将要离开印第安人的村落，在那里我们向《艾丝莫洛达号》告别。
这次报道我必须从坏消息写起，因为那天晚上出了一起莫名奇妙的麻烦。我说到过会讲英语的高木兹，一个很好的雇工，但是我想，好奇恶习的纠缠，在这样的人中平常极了。最后那天晚上，他自己藏在我们正在里面讨论我们计划的茅屋附近。我们忠实的黑人赞波发现他在那，并把他带到我们那里。高木兹拔出了他的刀，但是那个高大的黑人，只用一只手就解除了他的武装。我们分别和他们谈了谈，让他们拉拉手。一切转好是极有希望的。至于两个有学问的人的争吵仍然不停，而且变得厉害了。
第二天我们开始踏上这次奇异的征途。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备用物品都毫无困难地放进了两条皮船，并且我们把人员分开。为了不发生争吵，我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一条船上放一位教授。我和查伦杰一起，这时他的心情最好。
有两天的时间，我们溯河而上。河面有几百码宽，水色阴暗，但是透明，所以总是能看到河底。亚玛逊河的支流，有一半都有这种特点，而另一半，水有点发白，这个区别决定于它们流过的区域。有两次我们越过急流，每次都是抬着皮船走半英里的样子绕过去。两岸是原始森林，但是容易穿过去，抬着我们的皮船穿过树林没有多大困难。树的高度和树干的粗细超过任何我想象的程度，那巨大的柱子似的树身直插天空，一直到我们头上很远的地方，才展开枝叶，形成一个青绿的顶盖，只偶尔有金色的阳光穿透进来。我们的科学家指出那是红木树，那是雪松，还指出多种多样的别的树木和植物。鲜艳的兰花和别的奇异的花朵在偶尔穿透进来的阳光下，使人觉得宛如置身仙境。在这些浩瀚的森林里，不能忍受黑暗的生命，一直向高处的阳光里挣扎。每一样植物，都在比自己结实比自己高的植物上攀缠着。在别的地方本来不会攀缠的植物，在这里也学会了这种艺术，以便能够从阴影中挣脱出去，因此，就连一些棕涧树，也绕上雪松的树身，极力要达到它们的树顶。在我们头上的高处，总是有什么东西在活动，告诉我们这儿是蛇、猴子、鸟、树懒＇注＇的世界，它们住在树梢的阳光里。黎明和日落的时分，猴子一齐鸣啼，但是在日间炎热的时候，只能听到虫子单调的叫声。在树木与树木之间，什么也不动。偶尔一只食蚁兽或一只熊在阴影里跑过，这是我在广袤的亚玛逊河流域的丛林里看到的唯一的地面动物的踪迹。
然而却有迹象说明，就是人类也离我们不远。溯河而上的第三天，我们听到了奇异而有节奏的声音忽隐忽现。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两只船彼此只有几码的距离，我们的印第安人一动不动，就象他们变成了铜像，听着，脸上挂满了恐怖的表情。
“是什么？”我问。
“鼓，”约翰勋爵说，满不在意的，“战鼓。我以前听到过。”
“是，先生，战鼓，”高木兹说。”印第安野人，他们每一步都看着我们。假如能够，他们会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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