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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我问。
“鼓，”约翰勋爵说，满不在意的，“战鼓。我以前听到过。”
“是，先生，战鼓，”高木兹说。”印第安野人，他们每一步都看着我们。假如能够，他们会杀了我们。”
“他们怎么能够看着我们？”我问，向黑暗中望着。
高木兹耸了耸他宽宽的肩膀。
“印第安人知道，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办法。他们看着我们，用打鼓互相说话。假如能够，他们会杀了我们。”
＇注＇树懒——南美洲等地产的一种哺乳动物，栖于森林，行动缓慢。
到了那天下午——我口袋里的日记表明，是八月十八号，星期二——至少可以听到六七处来自不同地点的鼓声：有时候他们打得很快，有时候很慢，有时候明显地是一问一答。在那些有节奏的声音中，有些威胁人的东西，好象是说“假如能够，我们要杀了你们。假如能够，我们要杀了你们。”
整天我们听着鼓声。他们的威胁从我们有色的伙伴的脸上反映了出来。不过那天我看出索摩里和查伦杰两位都具有最大的勇敢，来自科学头脑的勇敢。整天他们观察树枝上的每一只鸟，沿岸的每一种植物。
夜里我们把皮船停在河心，为可能遭受到的攻击做了一切准备。不过什么事也没发生，黎明我们继续我们的航程，听着敲鼓的声音在我们身后逐渐消失。下午大约三点钟，我们到了一个急降的险滩，有一英里多长——就是在这里，上一次旅行中，查伦杰教授的船翻了。
印第安人首先担起我们的皮船，而后是备用物品，穿过这一带很宽的灌木丛，而我们四个走着，肩上扛着枪。黄昏以前，我们已经胜利地过了险滩，向上走了十来英里，我们停下来，在那里过夜。我觉得好象是自从离开正河，在这条支流上，我们已经走了不下一百英里。
第二天一大早，查伦杰教授满意地惊呼了一声，指给我们看一棵孤树。
“就是这棵树，我拿它当路标。秘密入口处在河的那边，还要再走半英里。树木连绵不断，这正是它的奇妙处。那里我们能够看到，在巨大的木棉林中间，嫩绿的芦苇代替了深绿的灌木丛，那就是我通向未知世界秘密的门户。”
确实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当我们到了有一片芦苇作为标志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推着皮船穿过芦苇走了几百码远，就到了一条浅浅的在沙底上流动着的清澈的河流。河水大约二十码宽，岸上的植物极其动人。那些没有留心到一小片芦苇已经代替了灌木丛的人，不会猜得到存在着这样一条小河，以及小河外的仙境。
真是一个仙境。密密的树木在头顶交错，通过在金色阳光下这条绿色通道，流着一条绿色的美丽的河，象水晶那样清澈。
我们再没有看到印第安人的踪迹，但是我们看见了很多野兽。它们象是不害怕我们，这说明它们没有见过猪人。小小的黑猴子，露着雪白的牙，在我们走过的时候，向我们嚎叫。
有一次一个黑色的貘，从灌木丛里盯着我们，而后穿过森林走了。还有一次，一个巨大的美洲豹在河岸上出现，绿眼睛望着我们。鸟儿一小群一小群地聚在一起，蓝的，红的，白的，呆在岸上的树墩子上。而水晶般的河水里游着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鱼。
我们在这条绿色阳光的通道里走了三天，没有看到人迹。
“这儿没有印第安人，太可怕了。古鲁普里。”高木兹说。
“古鲁普里是森林的精灵，”约翰勋爵解释。“是任何鬼怪的名字。印第安人认为在这个方向有些可怕的东西，因此他们总是避免到这儿来。”
第三天，明显的是我们坐皮船的行程不能再维持多久了，因为河水迅速地变得更浅了。
最后我们在灌木丛里拖着皮船往前走，并且在岸上过夜。第二天早晨，约翰勋爵和我穿过森林沿河走了两英里，但是因为河水越来越浅，我们回来报告，我们不能再用皮船了。我们把船藏在灌木丛里，用斧子在一个树上做了个记号，好使我们能找到它们。
正当我们准备踏上我们旅途中更为艰难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开始吵架了。查伦杰从参加我们工作的一刻起，对我们一行全面指挥，这，索摩里教授是不喜欢的。现在，当查伦杰告诉他的教授同行拿着晴雨计的时候，索摩里忽然生气了。
“我可不可以间一下，先生，”索摩里说，带着威胁人的沉静，“你是以什么身份发号施令的？”
“索摩里教授，我下达命令，因为我是这个探险队的首领。”
我必须告诉你，先生，我不承认你有那种身份。”
“是吗？”查伦杰鞠躬。“也许你会给我确定真正的身份吧！”
“是，先生。你是一个因说明中的真实性还需要受检查的人，委员会到这里就是干这件事的。先生，把你自己定的身份抛到一边去吧！”
“见鬼！”查伦杰说，在一条皮船的边沿上坐下。“那种情况下你就走你的路，我走我的啦！如果我不是首领，你就不要指望我领路。”
约翰·腊克斯顿勋爵和我说着，劝着，解释着。幸好我们到这个时候已经发现，我们这两位教授对爱丁堡·依林沃斯博士的评价不高。所以任何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位苏格兰的动物学家，那么两位教授就会因他们对这位同行的仇恨，而形成暂时的友谊。
这次的情况也是，这位动物学家的名字起了作用。
沿着小河前进，我们很快发现河流在潮湿绿色的沼泽里消失了。那里飞着各式各样的的虫子和成阵的蚊子。
离开皮船后的第二天，我们发现这个地区的特点变了。我们的路一直往上，随着我们升高，林木变得稀疏了，椰子棕榈替代了亚玛逊平原的巨树，中间夹着密密的灌木丛，我们完全靠指南针旅行，有那么一两次，查伦杰和两个印第安人的意见不一。全体同意“宁肯信赖印第安入的本能，而不要相信当代欧洲文化的最高产品”。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在第三天已经看得很明显了，当查伦杰承认好些上次旅行留下的陆志他认出来了的时候，我们找到前次宿营地的遗迹了。
小路仍然向上，我们需要过一个石坡，这花了我们两天时间。植物又变了，我们看到好多种奇异的兰死，我们在临时改道的小河边搭帐篷过夜，水中小小的蓝脊背的鱼做了我们美妙的晚餐。
离开皮船后的第九天（我们已经走了一百二十英里），我们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竹林。
竹子密极了，我们不得不用斧子砍出一条路来。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我们才穿过了这片竹林。那天我们只歇了两气，每次一个小时，我说不上是什么动物生活在这样的竹林里，但是有好几次我听到大的、活动不方便的动物的声音，离我们非常近。正当夜幕降临，我们走出了竹林，立即搭帐篷。整天跋涉，我们累垮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开始步行，发现这个地区的特点又变了。我们后面是象墙一样的竹林，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坡度向上，到处是树一般高矮的蕨类植物，平原在一条长长的山脉处终止，大约是正午，我们到了那里。山脉那边是一条山谷，山脉再次从地面耸起，当我们过头道山的时候，一件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查伦杰教授和两个本地的印第安人给我们这群人打头，突然停下来，激动地向左边指着。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大约一英里外，有个东西象是灰色的大鸟。它慢慢地从地面升起，低低地，径直飞去，一直到树一般高矮的蕨类植物中消失。
“你瞧见了吗？”查伦杰叫道。“索摩里，你看见了没有？”
他的同行注视着那个动物消失的地方。
“你认为是什么？”他问。
“一条翼龙。”
索摩里放声大笑。“一条臆龙，”他说。“如果我真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也只是一只鹤。”
查伦杰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只是继续走路，不过约翰勋爵来到我跟前，他的脸色是严肃的。他的手里拿着双筒望远镜。
“在它飞到树林子以前，我用望远镜对准了它，”他说。“我说不出它是什么，但是我以运动员的名誉担保，那不是任何一种我这一生曾经见过的鸟类。”
我们真的已经到了未知世界的边缘了吗？我们那个首领说的失去的世界边缘？我向你们介绍了事情的经过，你们该会象我一样知道那样多吧！
我们再没有看到可以称做奇异的东西。
而现在，我的读者们，我带你们渡过宽阔的大河，走过苇塘，穿过绿色的通道，爬上长长的棕搁斜坡，钻过竹林，越过了高大蕨类植物的平原。有着高高的红色悬崖边线的高原已在眼前，这就是那个我在照片中已经看见过的同一高原，不可能再有疑问了。它离我们现在宿营地大约七英里。查伦杰看样子象孔雀那样骄傲，而索摩里是沉默的，但仍然有怀疑。再有一天，就会使某些怀疑结束了，同时，约塞，他的膀子被破裂开的竹子割破了，坚持要回去。我托他把这封信带走。随信附上我们旅途线路的草图，它也许会使我的报道容易懂一些。
九、谁能预料到呢？
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了。我不能预料困难将怎样结束。也许我们将在这个古怪的、别人无法进来的地方度过终主。我们远离任何人类的援助，就象我们是在月球上一样。只是我们自己的品质能够拯救我们。我有三个杰出的人做伙伴，三个有伟大智力和伟大勇气的人。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在。
现在我将按事情发生的顺序写给你们，这些事情把我们引入绝境。
当我写完上封信的时候，我们离红色悬崖高原大约七英里。悬崖某些地方的高度最少有一千英尺。顶峰上现出丰富植物的痕迹。近边缘的地方是灌木丛，远一些的后面有很多高树，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生命的痕迹。
那天夜晚我们在悬崖下宿营。我们上边的悬崖不但是垂直的，而且高处的那形状，爬上去也不可能。靠近我们的是一块高高的、不太宽的金字塔式的岩石，这个我在照片上看见过了。岩石的最顶上和高原一样高，但是被断裂分开了。岩石的高峰上长着一棵树。相对来说，岩石不高——五六百英尺的样子吧，我想。
“就在那上面，”查伦杰教授说，指着那棵树，“我第一次看到翼龙。我爬到岩石的半腰，才把它打下来。我想，好的登山运动员，象我这样，能够爬上岩石顶峰，虽然这也不会使他更接近高原。”
当查伦杰教授说到他的翼龙的时候，我看着索摩里教授，第一次我看到一些迹象——他开始相信查伦杰不是个骗子。他的嘴唇上没有那种怀疑的微笑，而且相反，是兴奋和惊奇。
查伦杰也看到了，尝到了第一次胜利的滋味。
“当然咯，”他带着讽刺地说，“索摩里教授会明白，当我说到翼龙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一只鹤——不过是一种没长羽毛的鹤，而且长着很坚韧的皮肤，长着膜状的翅膀，牙床上还长着牙齿。”他鞠躬又鞠躬，一直到他的同事转过身去走开。
早晨，在用过咖啡和木薯的早饭后——我们得节约我们储备用品——我们开了一个磋商会，研究爬上我们头上高原最可能的办法。
查伦杰主持会议。想想吧，他坐在一块岩石上，后脑勺扣着一顶好笑的男孩子戴的草帽。下边坐着我们三个：年轻、健壮、经过多日野外生活晒得黝黑的我；叼着烟斗、庄严但仍然挑剔的索摩里；和身子前探、胳膊时压在步枪上、眼睛急切望着讲话人的约翰勋爵。在我们后边，是高木兹、赞波、马奴尔和几个印弟安入。而同时在我们的前上方，矗立着那些使我们无法到达目的地的巨岩。
“前次探险，”我们的首领说，“我用了各种方法打算爬上悬崖，我无需多说，我没有上去的地方，我想别人也上不去，因为我是一个登山运动员。前次我没有带爬山的东西，但这次我带来了。靠它们的帮助，我有把握爬上那块孤立的岩石的顶峰，但是只要岩石最上面不和高原联在一起，爬上去也没用处。上一次探险，雨季的到来限制了我的时间，我只观察了我们以东大约六英里的地方，找不到上去的路。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假如你探索过东边，”索摩里教授说，”我们就必须探索西边，看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是这么的，”约翰勋爵说。“我们绕着高原走，一直到要么我们找到一条容易上去的路，要么我们回到原来的出发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