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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藏有大量法文医学书，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夏科的人写的几本书，由此可以推断你曾在法国学习过。医学是一门十分深奥的学问，更不要说用一种外国语言去学了。可是这些书的封面却破损得很厉害，这说明你在上面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一个奥国学生除了在法国还会在哪儿读过这些医学教科书呢？夏科的那些著作——他的姓名听上去象个现代人物的名字——被你读得破破烂烂，这使我觉得他是你本人的老师。”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仿佛这是间实验室。
弗洛伊德望着他，两手交叉在胸前。他无法止住脸上惊喜的笑容。
“你爱莎士比亚可以这以从这本书上下颠倒着放置推测出来。你不大可能把它遗忘在这批英国文学书中，你之所以没把它重新放正是因为你随时准备把它抽出来。至于那位俄国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告诉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书上没有灰尘——这表明你对它的兴趣持久不衰。从墙上挂的医学博士学位证书我可以肯定你是内科医生。你在工作时间里悠闲地待在自己家里，证明你不再行医。你同许多协会团体的分裂可以从墙上看出来。墙上有一些长方形的白色痕迹（它们四周布满灰尘）那些地方曾经挂过各种证书。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一个有成就的医生把它们取下来的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与那些协会、医院等等的关系已经不那么亲密了。”
“你说过我具有荣誉感，”弗洛伊德提醒道。
“我想是这样，”福尔摩斯说。“那些协会不再承认你是会员之后，你便把它们颁发给你的证书取了下来。”
“那么我喜欢打牌呢？”
“噢，这个问题相当微妙，不过我不想说出我怎么了解到的，那会使你感到我在贬低你的智慧。现在该轮到我问你了。告诉我，究竟为什么不远千里把我弄到这儿来见你。”
“我刚才问过你，”弗洛伊德笑着说，脸上仍旧保留着赞叹的神情，“为什么你认为自己是被骗到这儿来的呢？”
“我不知道，”福尔摩斯又用原先那种刺耳的声音说道。“不过你究竟为什么要用这么一种方式把我弄来——”
“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就是你不合逻辑了，”医生轻轻打断他的话。“按照你刚才的推理，我现在并没遇到特殊的困难。而且，如你所说，把你带到这儿来是用的极反常的手段。显然，我们认为你不会自愿来这儿。你以为如何呢？”
“我的确不会自愿到这儿来。”
“正是这样，可是为什么呢？决不是因为你担心我们要加害于你。莫里亚蒂可能是你的敌人，我可能是你的敌人。甚至——对不起——华生先生也可能是你的敌人。但你的哥哥呢？他怎么可能和我们一起与你为敌呢？我们大家难道会联合起来反对你吗？如果不是为了伤害你，那么就可能是为了医治你，你想过这个吗？”
“医治我什么？”
“你猜不出？”
“我从不猜测。我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弗洛伊德靠在椅背上。“那样说，你就不够坦率了。因为你正受着毒瘾的折磨，而你宁肯冤枉帮你摆脱这种折磨的朋友，却不愿承认自己的过错。”
我屏住呼吸。我在与福尔摩斯的长期交往中，从未见过任何人用这种口气同他讲话。我担心我那不幸的朋友要勃然大怒了。然而，我低估了他。
又出现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福尔摩斯低头坐着，一动不动。
“我在这些事情上是错了，”福尔摩斯终于说道，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我无可辩解，但是说到医治，你们还是丢开这个念头吧。我已经用上全部意志力戒除这种习惯，没有成功。一个人一旦走错了第一步，他就永不复返地中了毁灭之路。”
我呆呆地坐在角落里，感情的潮水在心中起伏激荡。这时的静默令人震骇，我不敢打破这静默。然而弗洛伊德医生打破了它。
“在那条路上，你的腿是自由的，”他说话时身体前倾，目光明亮。“你可以转过身子离开那条通向毁灭的道路，不过可能需要一些帮助。第一步并不能决定一切。”
“但实际上是这样，”福尔摩斯呻吟着说，他那绝望的声调撕碎了我的心。“还没有一个人照你说的那样做过。”
“我做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
福尔摩斯慢慢抬起头，无神的脸上现出几分惊异。
“你？”
弗洛伊德点了点头。
“我曾经注射过可卡因，现在戒掉了。如果你允许，我也会帮助你戒掉。”
“你做不到。”福尔摩斯屏住呼吸说。
“我可以做到。”
“怎样作？”
“这需要时间。”医生站起身来，“在此期间你们两位就作为我的客人住在这里。这样安排你觉得合适吗？”
福尔摩斯不觉站起来，走上前去，但又突然转过身，痛苦地拍了一下额头。
“没有用！”他绝望地嚷道。“就是现在，我已被那可恶的冲动征服了！”
弗洛伊德夫绕过写字台向他走过去，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
“我可以止住这种冲动——暂时地。请坐下。”他指指福尔摩斯原来坐的椅子，“你懂催眠术吗？”
“懂一点，”福尔摩斯疲倦地回答。
弗洛伊德说，“如果你愿意信任我的话，我可以使你暂时脱离痛苦。下一次犯瘾的时候，我会再给你施催眠术。用这种办法我们可以人为地控制毒瘾发作，直到你身体中的化学反应完全结束。”他说得很慢，仿佛要把福尔摩斯心中的惊恐和懊丧压下去。
他说完话，福尔摩斯盯住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耸耸肩头，默然同意了。
弗洛伊德医生轻轻叹了口气，走到弓形窗前拉上窗帘，房间里顿时昏暗下来。然后他走到福尔摩斯身旁。
“现在，”弗洛伊德拉过一把椅子，“我要你挺直坐好，眼睛盯住这里。”
他从背心口袋抽出一截表链，慢慢地前后晃动起来。
六 炼狱与意志
当福尔摩斯在维也纳滞留时，我必须处理托比。
莫里亚蒂教授打心眼里不愿带着托比回伦敦，那天下午我牵着托比来到格拉本街旅馆，他向那只狗瞥了一眼，然后声明他的慷慨不是没有限度的。
“限度就在这里，”他说着，一边从眼镜片上面望着托比，托比用讨好和顺从的目光回望着他。“我是个很能忍耐的人——香草精把我的一双崭新的靴子完全毁了，我一句怨言也没有，但现在我不想带那个畜生回伦敦，决不。”
我告诉他，可以把托比放在行李车上，我暗示地提了一下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于是莫里亚蒂不再多辩了。
对于他的抱怨我很是同情，但并不想听。我自己的烦恼已经叫人受不住了。
福尔摩斯奋力挣脱可卡因魔掌的壮烈之举是我所见过的最英勇的行为。第一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的催眠术成功了。他把福尔摩斯弄到二楼一个房间，放在一张精致的床上，随即拉住我的手臂急促地说：“快！我们必须彻底搜查他的东西。”
我点点头，不需要问他找什么，我们俩便开始检查福尔摩斯的毡子旅行箱和所有的衣服口袋。找到装可卡因的瓶子不是难事，福尔摩斯到维也纳来，随身带了大量的可卡因。我一边把那些瓶子从旅行箱里往外掏，一边想：一路上怎么没听到瓶子碰撞的声响呢？噢，原来福尔摩斯用一块黑绒布把瓶子包起来了。那块绒布他本来是盖在提琴上的，现在却用来干这个，我心里不由得又是一阵痛苦。我把那些瓶子递给弗洛伊德医生。这时他已经巧妙地检查过睡在床上的福尔摩斯的衣袋，以及他的斗篷，找出两三个小瓶。
“我想，我们已经全部找到了，”他说。
“不一定，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病人。”他听了耸耸肩膀。我取下瓶塞，用手指尖蘸了点瓶中的液体，放到舌头上。
“水！”
“这可能吗？”弗洛伊德检查另外一个瓶子的液体，然后吃惊地望着我。在我们身后，福尔摩斯翻了一下身。“那么，他把它藏在哪儿了？”
我们拼命绞着脑汁。我们把旅行箱里的东西全都掏出来，放在贵重的东方地毯上。他的衣服里什么也没有，油彩和其他化装用品里也是同样。剩下的只有一些英国的银市和纸币，还有他常用的几支烟斗。黑色石南根烟斗、樱桃木烟斗、陶制烟斗，那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里面没有藏东西的地方。不过还有个大葫芦烟斗，是我没见过的。
“看看这个。”我把葫芦烟斗的嘴拔掉，一倒，倒出一个很小的瓶子。
“我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弗洛伊德承认道，“但他会把它们藏在哪儿呢？已经没什么地方好藏了。”
我们面面相觑，在我俩之间放着那只空空的旅行箱。随后，两人几乎同时把手伸向旅行箱。不过弗洛伊德的脑子比我快些。他提起旅行箱，掂掂分量，摇了摇头。
“太重了点儿，”他一边小声说，一边把它递给我。我把手伸进去轻轻敲敲箱底，声音沉闷而空洞。“夹层！”我惊叫道，立即着手把夹层拆开。不一会儿，夹层板卸掉了；下面，在一团团揉皱的伦敦报纸之间，散放着货真价实的可卡因药瓶和一个黑色的小盒，盒子里放着一只注射器，用一块红绒布裹着。
我们默默地把这些秘藏的珍宝拿出来；和装水的瓶子放在一起，把夹层板重新装好，把其余的物品放回，然后一起下楼，弗洛伊德把我带进一间盥洗室，我们俩把所有找到的液体全部倒掉了。他把注射器放进衣袋，陪我走进厨房，女仆（名叫保拉）把托比交给我。这以后我便到旅馆去找莫里亚蒂了。
我把托比留给它的满腹牢骚的保护人之后，便顺着格拉本街向格林施泰德咖啡馆走去。我和弗洛伊德大夫约好，趁福尔摩斯睡觉的时候，在那儿碰头。
把格林施泰德称作咖啡馆是很不确切的，维也纳的咖啡馆倒是更象伦敦的俱乐部，人们到咖啡馆来交流思想、谈话、阅读，也可以一个人独自坐着。
弗洛伊德已经先到了，告诉我福尔摩斯仍在睡觉，我们必须在他醒来之前赶回伯格街19号。我们两人似乎谁也不愿马上着手讨论我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解释说，他对可卡固的研究仅仅是附带搞一搞，与他现在的研究项目没有直接关系。他和另外两名医生之所以对这种药品发生兴趣，是因为他们发现它具有神奇的麻醉功能，对于眼科手术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弗洛伊德学的是神经病理学。
“你是神经科医生？”
他耸了耸肩。
我正想问问他神经官能病是什么意思以及福尔摩斯关于他的某些理论遭到医学界普遍反对的推断是否属实，但我还没开口，他却提议回到我们在家的病人那儿去。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和他一起走出熙熙攘攘的格拉本街，坐上一辆有轨马车。
我们在瓦林格街和伯格街交叉路口下车，徒步向东面的弗洛伊德家走去。
我们刚走到门口，就意识到楼上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急忙往里跑，一旁站着女仆保拉和一位妇人——后来知道她就是弗洛伊德太太。弗洛伊德和我冲进房间，福尔摩斯正发疯般把毡子旅行箱拆开。他的头发蓬乱，衬衣假领拖在肩上，手臂因用力过猛而不住颤抖。
我们一跑进房间，他立刻转过身，睁大眼睛瞪着我们。
“在哪儿？”他尖声喊道。“你们把它藏到哪儿了？”
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安静下来，然后他又一次沉到地狱之中，这一次更深、更可怕。
催眠术时而有效，时而无效，有时需要事先给福尔摩斯注射镇静剂，但不到万不得已弗洛伊德不愿这样作。
“决不能让他依赖镇静剂，”当我们在他书房中一起匆匆进餐时他解释
当然，在福尔摩斯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时，我们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看护他，免得他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他越来越讨厌我们两人，还有保拉。他那些无休止的辱骂深深刺伤了我的心。我没想到他骂起人来竟有那么多不堪入耳的词句。到第三天，我终于忍受不住了。当他不顾我的拦阻企图跑出房间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打倒在地，不过用力猛了些。我下手太重，把他打昏过去。我吓坏了，一边喊人一边捶着胸口，责备自己缺乏自制力。
“别在意，大夫，”弗洛伊德拍拍我的肩膀，这时我们已经把福尔摩斯抬到床上。“他失去知觉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