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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都似一片废墟。
真是叫人绝望。
我长叹了一口气，关掉电脑，呆坐了一会，吞了两粒安眠药，睡下去。
第二部分
第四章 过年（2）
我坐在自己的桌子边，抽抽搭搭地抹着眼泪。
小蒋劝我说：“算了，别伤心了，你今天这么一闹，估计她以后再也不敢打你Ｂ—了。”
小乐说：“早该有人骂骂她唾她唾沫了，台巴子老板也是的，平时对我们抠得要死，可是公司上有导演下有组长，导演还有导演助理，还要再养什么狗屁动检，也不知他是怎么算账的。”
“哎呀，还不是上海的地方保护政策，是不是好像有规定——外商企业的经营管理层里面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上海人？”小蒋问小乐。
小乐摇摇头，“这倒不清楚，不过，反正‘三金’政策就是变相地照顾当地就业率。”
“他妈的地方保护主义！”小蒋悻悻地骂了一句。
“算了算了，别哭了，会把眼睛哭肿的，今天晚上还要聚餐呢……”小乐一边拿纸巾替我擦脸，一边劝我。
“今天晚上我不去了……”我抽泣着。
小蒋拍了拍我的肩，“哎呀，钱都交了，你不去吃，王雅芬不笑死才怪呢，别傻了！”
“让这个老Ｂ一边吃一边笑死好了！”我赌气的，一边擦了一把眼角的泪，一边恨恨地忍不住骂了一句粗口。
小乐与小蒋听得直想笑，又好声劝了我半晌，我才渐渐收住了泪。
负气归负气，然而晚上的聚餐（年夜饭）我还是去了，虽然心底窝着气，可是混在一大桌子人里面，似乎也并没有少吃少喝。
聚餐的钱一半是我们自己出的，每人八十块，每桌十人，每桌一千六（公司再每桌贴八百块，台巴子老板就是这样的抠搜气），菜还可以，生猛海鲜猪牛羊鸡鸭鹅鱼翅燕窝（鱼翅燕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差不多都上到了，每个人都吃得嘴角流油心满意足，于是，一年的职场生涯算是画上了句号（年年如此：累死累活地画了一年，年底大家凑份子趴在一起大吃一顿，然后拍拍屁股做鸟兽散）。
翌日，揣着昨天领到的那三千块，我上街去采购。
拎回Ｙ州的好烟、好参、好酒（一年才回家一次，手上拎的总不能太寒碜了），自己再买了一件羊绒衫、一点护肤品，那三千块花得精光（还从牡丹卡里刷掉了七百块）。
然后，下午又去电信局补了手机号（顺便买了一只银白色的松下手机），回家的路上，又绕到相熟的茶叶店去，吩咐伙计称一斤特级的西湖龙井，那伙计依言，从冷藏箱里捧出一只硕大的圆铁筒放到柜台上，一匙子挖下去、倒入纸袋子里，一过称，不多不少，正好五百克，八百八十块，我肉痛地将九张一百块数出去递给他，一边忍不住抱怨：“一斤茶叶八百八，一两就是九十块，这是什么世道？喝茶都喝不起。”
那伙计一边利落地找出二十块给我，一边油嘴滑舌地道：“哎呀，小姐，自古以来茶叶赛黄金嘛，何况这可是最好的明前茶，九十块一两算是很便宜的啦。”
我忍不住抬眼瞄了他一下，“哇噻，师傅，你口气好大，比人家吃了大蒜的口气还大，请问你一个月薪水多少？”
伙计臊眉耷眼地讪笑笑，没接话。
我拎着包好的龙井踱出去，只听见那伙计在后头阴阳怪气地咳嗽了一下，想必是抗议我适才的刻薄。 我心里冷笑笑：我刻薄？好吧，就算是吧，可是我这两天心情不好，活该你倒霉。
我的心情的确不好，工资的事且不算，最主要是因为我怕过年，怕回家。
之所以怕回家，是因为回家没意思，家里除了我父亲，还有继母，以及继母后来生的儿子。
我母亲是在我五岁时去世的，继母是在我六岁时进的门，她并没有虐待过我，也并没有怎么使过晚娘的脸色（事实上，我们之间一直维持着很客气的关系），可是，我在家里不快乐（无所适从），怎么说呢，继母进门后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父亲自然心满意足，继母母凭子贵，渐渐完全成了家里的女主人，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我反而有点成了我父亲的拖油瓶似的，一切都不够理直气壮，总觉得自己似一块绊脚石（他们一家三口的绊脚石），当然，这种微妙尴尬的感觉外人是不能体会的，个中滋味只有我自己能体会，这就是我在Ｎ市读完美专后只身来到上海的主要原由，既然他们一家三口似一个严丝合缝的整体（幸福的整体），我插不进去，索性躲远一点，眼不见为净。
但是，不快乐归不快乐，过年我必须回家，一是因为不回家也没地方去，二是因为世上诸人诸事诸关系，再不愉快（再龌龊），都可以转身离去然后努力忘记，可是，惟有血源关系千丝万缕，无法割断。
此外，心情不好的缘故，还因为柳果庆，今天早上，我踌躇了好久，用他给我的手机给他发短信，跟他说我想把他的手机还给他，隔了很久，他才回复：“忙，过了年再说吧。”此外，便别无一字，陌路人似的。
第四章 过年（3）
如此冰冷干燥的七个字令我觉得沮丧，心底直后悔不该主动给他发信，好像我在找借口要与他见面似的，一边沮丧，一边不知道为什么又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失落感。
自从火锅店当着唐可德的那一次未接电话后，柳果庆再也没有给过我电话，本来，自从喝醉香槟的那一夜后，我对他还有点提心吊胆的，以为他还会怀着什么坏心思，还会有什么花招，可是如临大敌地等了很久，结果却没有一丝风吹草动，现在连短信也回得这么冷冰冰的，我觉得有点怔忡，仿佛下楼的时候忽然踏空了一脚似的。
一边失落怔忡着，一边心底又安慰（告诫）自己：这样也好，还是离这些臭男人远一点的好，因为你永远搞不懂他们心底卖的是什么鬼点子、藏的是什么奸计。
惹不起，总躲得起。
翌日（也就是阴历二十八），我坐快客回家，车子从虹桥客运站出发，四个半小时后即到达了Ｙ州。
Ｙ州比上海冷，但是我家里却热闹得很，人来人往，麻将声日夜川流不息。
在Ｙ州，在我们家，过年基本上就意味着两件事情：打麻将、吃饭。客厅就似麻将房，麻将客刚走一拨又来一拨（要么是父亲与继母的同事、朋友，要么是亲戚间的七大姑八大姨），朝九晚五，简直像上班似的（有时还要加夜班），经常开饭的时候要开两桌子（有时还要另外供应夜宵），家里只有一个保姆吴妈，整天忙得团团转，但是她好像也并没有什么怨言（因为过年的工资是双倍给的），当然，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父亲也入厨房，他烧菜，吴妈打下手，继母则阔太太似的若无其事雷打不动地坐在牌桌子后面。
客厅是麻将房，书房则是电脑游戏房，同父异母的弟弟一天到晚霸着一台联想液晶电脑打游戏，有时候他一个人打，有时候邀了同学三五成群地打，十七八岁的人了，已经读大学一年级了，生得亦人高马大的，可是一打起游戏来即跟丢了魂似的，吃饭都没空（经常是要吴妈端送到电脑边，就差一口口地喂他了），但是没人管他，在这个家里，他就似小皇帝（他妈似皇后）。
所以，可想而知，在这个家里，我根本已近无立足之地，白天全靠走走亲戚与同学（难得的两三个同学还有联系）打发时间，晚上则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闷得要死。
如此，一直熬到初四，因为继母的亲侄子结婚，他们一家三口不得不去吃喜酒，吴妈亦趁机回家放假一天，家里才忽然清静了下来，我从我自己的亲娘舅家里拜过年吃过下午茶回来，家里还空无一人。
我泡了一杯龙井茶，独自坐在客厅里，客厅里没有了“哗哗”的洗牌声，只剩下空调的“咝咝”声，空气里都是甜丝丝的馥郁香，茶几上摆了一盆单瓣的水仙花，正开得如火如荼，细碎的白瓣黄蕊的小花，一串串一叠叠，蝴蝶丛似的。
坐了一会，我站起来，开了门，踱到阳台上去，阳台很大，搁了许多盆花，开得最盛的是茶花，海棠红的花朵足有碗口似的那般大，两株粗根的素心种的早黄腊梅亦开满了花，透明金黄的花瓣发出油润的蜡光，清悠的梅香直沁人心脾，铝合金窗外的宽阔的檐角下高高地挂满了（腌制过）风干着的鸡鸭鹅鱼及猪羊腿，半个咸货铺子似的，我不由地看得暗暗叹了口气，他们在家里过得可真惬意，吴妈把他们伺候得这么舒服，连角落里瓦盆里种着的万年青与葱、蒜也都长得郁郁葱葱的。
要是我母亲还在，我应该也是这个安乐窝里理所当然的一分子吧？至少不会孤苦伶仃的只身流落在上海吧？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抬头，看看天，天阴沉沉的压得很低，含了铅似的，似乎就要下雪的样子。
望着天空，我忽然觉得很寂寞，很寂寞很寂寞，无以复加的寂寞。
忽然，“的铃铃”，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我不由地一怔，麻将房今天歇业，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打来？反正不会是找我的，我在这个家里身份已近似客人。
可是，那铃声一直响一直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过身回到客厅，拿起听筒，问：“喂？”
那边不响，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咳嗽了一下，缓声地开了口，“喂……你好吗？”是唐可德！
我先是一愣，随即不高兴地问：“你打到我家里来干吗？”
“我除夕晚上给你发信息，你没回我，我昨天打你手机，你又不接。”他很委屈似的。
“接了干吗？我跟你又没话说。”
“喂，新年头头的，别这样好吗？”他软声央求的。
我不响，沉默了一会，问：“你找我干吗？”
“我现在在市区。”
我怔了怔，“你到市区来干吗？”他家是Ｙ州下面的郊县Ｊ都的。
第四章 过年（4）
“来看你。”
“我不想看到你。”
“为什么？我可是特地从Ｊ都打车上来的。”
我皱皱眉，“有什么好见的？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还动不动要死要活的。”从Ｊ都打车上来至少要一个小时。
唐可德不响，沉默着，隔了一会，恳求地说：“上次不是喝多了嘛，原谅我吧，啊？求求你了，出来吧，一起吃晚饭？”
我不响，犹豫了一会，问：“你现在哪里？”太寂寞了，多少有点心动。
“在Ｙ州宾馆的西餐厅。”
我一愣，“你跑到宾馆里去干什么？”
“街上的饭店好像都关门了，我想找个环境好点的地方跟你吃饭。”
“还吃什么饭？你天天在家里还没吃腻？”
“不吃饭，喝杯咖啡也行，求求你了，出来吧……”他低声下气地恳求。
我不响。
“要不我打车去接你？你家在哪条街？啊？”
我皱皱眉，迟疑了一下，“别烦了，你就在原地等我吧。”
他一听，马上欢天喜地似的，“噢，那，等会再见。”
收了线，我穿上大衣，戴好手套，出门，出了宿舍大院的门，在路边招了一部红色的桑塔纳街车，十分钟后，即到达了Ｙ州宾馆（城小，闹市区只得巴掌大）。
唐可德果然坐在西餐厅临长窗的一张台子边，灰色的休闲西服，外面罩了一件浅灰色的呢绒大衣，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看见我，扬扬眉，咧咧嘴，笑嘻嘻地问：“外面冷不冷？”全无宿怨似的。
我淡淡地看看他，忍了忍，还是止不住嘲弄地钉了他一句：“那天晚上不是说要一头撞死的吗？”
他不响，眨眨眼，依然笑嘻嘻地望着我，一脸喜孜孜似的。
我瞪了他一眼，“买彩票中奖了啦，这么开心？”
他摸摸鼻子，笑，“我还以为你不会出来呢，喝咖啡？”
我皱皱眉，“有在西餐厅饭前就叫咖啡的吗？你那奶娘是怎么教你的？”
他不以为意地看看我，仍然一副喜孜孜的神色，“要不，咱们叫一瓶朗姆酒吧？我看见他们吧台有朗姆酒。”
“你喝醉了又要要死要活的怎么办？”
他不响，讪讪地笑笑。
“先要两杯葡萄酒吧，过会儿再叫点色拉、烤鱼什么的就是了，年饱，吃不下什么的。”
“噢……”他一边唯唯诺诺地点点头，一边招手叫侍者。
我转过头，四下里扫了一扫，此处西餐厅的生意居然不错，几乎座无虚席，居然还有两张台子在讲上海话，大概是特地来Ｙ州过年（兼旅游）的上海人。
餐厅门口还搁着圣诞树，大概是圣诞节的遗迹（小地方就是这么不伦不类），空气中流淌着叮叮咚咚的泉水一样的钢琴声，但是是吧台里ＣＤ机流出来的成品。
我想起不久前在希尔顿的那夜，不由地暗暗叹了一口气，越有情调的地方，人越放松，越容易出事（出轨）。
半晌，侍者呈上两杯（张裕）红葡萄酒，我一只手握着葡萄酒杯子，一只手托住下巴，转头，看看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雪已经开始飘起来了，硕大的雪花，一朵一朵的缓缓飞舞着，粗鹅毛似的。
“怎么啦？怎么不说话？”唐可德问。
我不响，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