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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闲聊的过程中，我们说起了现如今的人情事理以及世道风气，我说：“现在的很多事连我都看不明白了，我想，你肯定会更不适应。”
光羽快速地接了一句：“你说得一点错都没有！”
他随之讲起了刚出狱时，走到街上，忽然看到满街川流不息的车辆，只觉得眼晕，说像没上过街的小孩一样，紧张得不知道怎样才过得了马路。他回忆并感慨道：“想当初，路面上哪有那么多的车，我自己整天开着辆大吉普到处跑，也没感觉过有什么不适应的。八年，不用想都知道，在社会生活方面该有多大变化啊！”
萧启端起酒杯和光羽碰了一下，说：“光羽，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你性格太张扬，要想咸鱼翻身，得学会谨言慎行。”
光羽乐了，说：“萧启，干！为你这句提醒。”
我也附加了一句：“光羽，人是要吃一堑长一智的。”
光羽认同，随后又发表了一种不同常人的见解：“不过，照我个人的看法，世事不管怎么变，人还是要遵循一种规则的。有能力的人，最终是要让自己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就说与人打交道吧，我是算吃过大亏的人了。不过，不知你们听过这样一种比喻没有？说世上的男人分三种：禽兽，衣冠禽兽，禽兽不如。在应付这三种人中，就看你怎么取舍和选择了。”
他的话总是出人意料，但即便为戏谈谬说，我也想听听他究竟如何阐释。
光羽继续说：“假如，你选了与‘禽兽’打交道，那么，你至少能知道他是真的；选‘衣冠禽兽’，你就要了解他的虚伪；而选‘禽兽不如’，你则需小心自己被害。这个比喻虽然比较损，但是说明问题。我觉得，凡事自己若能理性地去处理，通常情况下应该还是能帮到自己的。当然，有些时候，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不单单是一个为人与做人的问题，还有更复杂的社会背景在起作用，但是，人不是还得往前走吗？”
“是啊，人要想不跳楼，就总得想出不跳楼的办法。”萧启笑着插了句科。
……
我不知光羽是如何悟出了这么多道理的，不管其言是否算得上绝对正确，但也说不上是无稽之谈。或许，八年的牢狱生活，真的是让他做了太多的思考，也想过太多问题吧。
吃过饭后，萧启和光羽告辞了。我邀请说：“再去我那儿坐会儿吧，本该正式给光羽洗尘的，可赶在了这样的时候……”
光羽一笑：“反正我人都出来了，以后有得是机会。再说，等哪天我重新出发了，岂不更有聊天的乐趣？”
我没再坚持，回到家后，一个人坐下来，却觉得今天颇受刺激。
惑 54（4）
对比之下，我知道自己没有光羽这么超越的心态，甚至也赶不上他此刻的清醒、透彻。在自己的环境中，我常常被诸多的人与事绊得跌跌撞撞，也有着许多的想不开。看看光羽，一个坐了八年大牢的人，竟然这么豪放，我感到心中自有几分惭愧。
惑 55（1）
2003…4…30 嘎然而止……
五一放假前的最后一天，单位提早放了，一过中午各屋就几乎没什么人了。我没走，独自坐在办公室，想理一下自己十天来的思绪。
“非典”还是真耽误事，从上周和陆成杰谈完之后，抓紧着落实北京的事，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北京的疫情一日紧似一日地升级，鹏远集团总部的人暂时都撤回济南老营去了。
上次通电话时，周鹏远正在给他的办公室交代迁徙的事，我跟他通报了这边谈的情况，他表示非常高兴，但随之说：“现在看来时机不对，我们先分头把合作的具体方案搞出来吧，等‘非典’一过，我们再进入务实阶段。林总，你看这样可以吗？”
我当然是同意的了，这难道有选择吗，人命关天的。这些天，不要说像鹏远这样的进京企业在打算着离开疫区，就是北京的一些朋友，也在这几日开始把家人转移到有熟人接纳的郊区农村了。
苇城的情况其实也在发生着变化。这里虽不像北京的疫情那么严重，但上级严防死守的决心非常坚决，出版局下发了一个通知，要各单位暂停一切外出，一日一报本单位情况。各出版社都在紧急召回外出的人，而回来的也在按规定自行在家隔离，待潜伏期过后确定无发病的迹象方可上班。这一来，预防“非典”实实在在地成了最要紧的事，任何人都明白，战胜“非典”是全国人民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
所有的事情因之都变成纯纯粹粹的“案头”工作了。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样紧张也这样消闲。最忙的无疑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有冲在第一线的记者们。出版社显然不能跟他们比，虽说工作依然在正常进行着，但性质不一样，这些天都是凭借电话、电子邮件对外联系，手头的工作都是纯个体性的了。
为了防止外来人把疾病带入办公大楼，门卫采取了严密的监控措施，楼内的人都挂起了贴有照片的胸牌，每天进门还要测量体温。为了减少感染机会，本系统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再每天到各出版社取活了，非赶着要出的书，改成了由编辑们审稿后，自己送往工厂。
路上，人们行色匆匆，满眼看见的尽是些戴口罩的人。原本计划这几天要举行的编辑竞赛颁奖会也不得不取消了。不少单位打电话来询问情况，我让小韩和版协的于大姐她们先把奖品和获奖人员名单由各单位派代表取回，里面附有一份正式通知，讲明会议取消的原因———其实这是多余的话，并说获奖证书将在10月版协与编辑学会共同举办的年度论文颁奖会上一同颁发。其后，我让张成将获奖情况在大楼里张榜公布，这件事就算暂告一段落。
在这样的特别时刻，做着这样一些小事，实在是算不上什么的。如此的“闲”，让往日活跃的人们颇感到不适应，尤其是跑惯了或是心里有事的人，更不免心急火燎，但是也没有办法。
整天五急六受的，办公室里除了埋头看稿，就剩下围着“非典”的话题打转转了。那天，同事们像往常一样说起了各家的情况，我说到嫂子滞留在北京无法回来了，也说到弟妹正准备着去支援北京，她们医院已经动员医护人员报名参加预备医疗队了。编辑们也说起了另外一些见闻。
张智不无羡慕地说：“看人家学医的多好，这个时候，好歹还能帮上点忙，咱们这些老大不小的人，却是干着急，插不上手。”
回文科编辑室“娘家”串门的柳枚，不甘寂寞地插进话来：“这要长此下去，我们还不都练成游手好闲之辈呀。”
隔壁美编室的人，从两屋隔断墙“放风”的玻璃窗处探过头来，也参与着这闲聊似的议论。
我知道，大家心里急，被无用武之地的焦灼熬得难受。这些天来，虽说单位要求大家坚守岗位，但坚守其实并无多少事可做。除了案头编辑，不是每个人都有大部头的稿子要看。再说，即使是看稿子，也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没什么是非急着要赶的活儿。每年5月要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图书博览会，这时也已明确通知暂行取消，至于何时开办，要看“非典”的控制情况。所以，所谓要干的活，不过是准备着后面过日子的事。大家心里其实不相信这个“非典”就真能扼住国家的脖子，而让其在漫长的时间里横行肆虐。所以，在人们的心里还是存有一种状况很快会过去的念头。
惑 55（2）
每天办公室里例行的消毒，让我想起了有着相同一幕的唐山大地震。那时，自己因外出送病号而躲过了当夜惨烈的一幕，当再回到部队时，医院同宿舍楼住着的战友，有的已再见不到了，活着的也一个个断胳膊断腿，惨不忍睹。所有的房屋都倒塌了，一片狼籍的瓦砾下掩埋着这座城市30多万个原本活生生的生命。正值盛夏，尸体腐烂得很快，空气中弥漫着难以忍受的腐臭。师部游泳池那池一天前刚换过的水，成了当时部队及周围唯一可以饮用的清洁水源。各单位每天都在自行用消毒液消毒周围的环境，而每天也必有飞机在空中喷洒消毒药品。大灾之后，预防瘟疫的大流行是当时要紧的事情。那段日子对我来说，可谓记忆深刻，历历在目……
现在，面临这样一场如狼似虎般可怕的瘟疫，人类又在进行一场与其搏斗、人定胜天的较量。我早已不再是医护人员了，但我知道这其中将会有怎样不同的故事，也会有多少平凡人的不平凡经历将成为永恒。我把这个讲给了周围人听，大家都觉得似乎该为第一线的勇士或者普通的人们做点什么才好。
几天来，各种有关抗击“非典”的报导都相继地出来了，不少感人的事让大家心有所动。编辑室里就围绕这个点议论开了。
葛薇说：“咱们组织一本有关抗击“非典”的书怎么样，林总？”
周围的人在为此兴奋。柳枚三句话不离本行，说：“这个选题好，不，将来还一定能成获奖书呢！”
张智点着柳枚：“目的不纯！出书就出书呗，都这时候了，还想着获奖呐？”
柳枚不吃这一套，大着嗓门说：“那怎么着？这叫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
“小林黎”葛薇冲着美编室像真有其事似的喊开了：“陈老师，插图的活可就看你们的啦！”
陈亦庭从墙窗处探过头来：“那绝无问题！”然后转向柳枚，接她那句“两不耽误”的话说：“咱这叫‘蒋介石的兄弟蒋介（这）劲’，对吧？”
可算有正经事干了，我又认同，大家本着这个思路，开始了各显神通的准备工作。
组织实施的过程是困难重重的。真正进入视线的“作者”要么在一线忙着，要么担当着更重要的任务，除非编辑自己去完成这一非同一般的组稿过程。但是，不许出门的规定，使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成行，这件事仅仅凭着电话采访或操作都办不好。几天下来，大家有点发愁了，好在随之听说北京的同行正不畏艰难地做着此事，比起他们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大家甘拜下风，但是心里却为此高兴。毕竟，在出版同仁中有着一些不辱使命的人，这值得欣慰，只是自己的计划只得作罢了。
临近假期，我有些不知所措，想不好后面的几天该怎么安排。要说聚会，显然不合适，可工作，能做的多是些要写的东西，填不满整整七天的时间。剩下就是领导值班了，可值班也没什么大不了，出版单位不同于政府机关，不需要盯在办公室，按上级规定，只要全天候开着手机随时待命就是了。所以，唯一可消遣的，就只有读书了。
闲，是一种很难耐的感觉，有力使不上，这又是使人着急的。我不知道自己这几天来怎么就这么心浮气躁，真似一生的无所事事都要集中体现在这种日子中了。为了填满放假前最后一刻的没着没落，我又坐到了电脑前，想着，跟什么人聊聊天吧。
下意识地打开邮箱，有些吃惊，一个陌生的邮址贸然地出现在未读邮件中。要照通常习惯，我可能随手就把它删除了，可此时正觉空落，瞧着又不像是垃圾邮件，于是点开来看。没想到竟然是远野。
这个从不使用电子邮件方式跟我通信的人，今天也采用了特别的形式，他说，自己正“自绝于群众，外出回来后在服自动隔离的刑。因为懒得出门，索性老老实实像个‘服刑’的样，坐在家里写电邮，免得写了信也不方便寄”。
看到他这样一种说法，我禁不住先自笑了。
惑 55（3）
远野用邮件的方式给我传来了更多抗击“非典”的深入报道，他在信中还说，“非典”有许多地方是该引起人们反思的，但是当“非典”过去，一切归于平静之后，可能生活中原有的一切又会回复到旧有的样子。他让我把心静下来，趁这段时日好好地思考一下自己面对的现实，他说这将是一个比“非典”并不弱势的对手，不要老心存幻想。人太会想问题不是坏事，但太会想又偏偏只沉浸在自己的情结中，那就有问题。他的话把我带到了几天前电话中谈到的内容上。
那天，他打来电话，一上来就说看到了我发去的《预防》邮件，叮嘱我不要光会提醒别人，要知道自己才是最需要注意的。我告诉他这都不是问题，恰恰这种事对我来说比现实面对的事要简单多了。
于是远野问起了我的近况，我说：“俩字，累心。”
我给他讲了近日来接连经遇的事，也告诉他，最近才听说，一年多前社长任命这只煮熟的鸭子忽然又飞了，原来是与一笔旧账有关，味道很不好。
事情的原委是，几年前在社里负责财务的吴友道，私下将社里上千万的自有资金存到了一家银行，借此要求人家安排自己的老婆。可事情办得不如预想顺利，便威胁人家要把钱提走。那几年，银行的业务也早不像前些年那样好揽了，于是银行的一次内部工作会上，那家支行的行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