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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的。”我说。
“是吗？”
“我们想要这样已经很久了，不是吗？”
连我的声音听起来都不一样了，音质突然变得爱玩又大胆，仿佛进入了无可抑制的好心情，身旁的任何人都会无法抗拒地受到感染。 “我不是说只有这样，但是也包括这样……”
她看着我，一言不发。 我非常温和地亲吻她的嘴唇和喉头。她躺在那里没有反应，然后把脸从我脸下转开。
“不要吗？”我问，咧嘴而笑。“不要吗？”
“不要！”她说，语调突然坚定起来。
我再度吻她。
她朝我皱眉，把我从她身上推开，突兀地从沙发上站起，表情极度不悦。
不久后我沿着桑葚街大步前进，钥匙比原先想像的更早拿在手里，思绪径自往前飞奔，想着从书桌底下拿出楚米齐克那根棍子之后究竟该怎么办。 当然，第一个念头是拿去报警，告诉警方我对楚米齐克的了解。但我能列出的楚米齐克存在的证据，在纽约警探听来一定很无稽，而想到这里，我开始有些疑虑。没见过那书签、电话费账单、钱币或电脑文档的人，或许不会觉得这些东西的消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书桌下的藏身之处在他们看来可能只是一个空荡荡的空间。而且对不够世故、无法把某种钓女人的登徒子跟有厌女情结的凶手联想在一起的人而言，那根钢棍可能也没什么大不了。总之，我醒悟到，我可能会被有礼貌地当成疯子。
因此我决定自己留着那根金属棍，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直到有更实质的证据可以一起拿出来为止。 在某种程度上，我进房时发现的那东西正是实质证据，但不幸的是，它的实质实在太恶心、太令人不快，我完全不可能考虑透露给别人知道。如果说有任何讯息丑恶到将传送讯息的人处决也不足为惜，那么这就是了。那东西放在书桌上，就在我先前把钱留给楚米齐克的位置，被撕破的脏污纸片包围。钞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仿佛由某种梦魇般的反向炼金术变出来的，是一坨金字塔形的棕色物质，生猛恶臭，是一个人能送给另一个人最恶劣的礼物，稠密得仿佛使四周的物体（书籍、文件、电话、订书机）都有种试探性的抽象意味。 我大吃一惊，没开灯，没关门，走近那形状扭曲的一坨，那东西在校园灯光的微弱照射下发着可怕的光亮。
至少这坨反物质是在吸墨垫上，不需要直接接触便可移除。包围着它的那些脏污碎纸仿佛来自冥界的折纸作品，是安珀的文章，或者该说是她文章的残余部分。我拿起吸墨垫，尽可能稳稳端着，连碰都不想被那些肮脏皱烂的纸片碰到一下。我左侧那两张凑在一起的书桌对我散发出阴沉的压力。我走向门口，走上走廊。如果俗世的某些行动真的在其他地方——性灵的世界——具有真实意义，那么这个行动一定就是。我走向男厕，非常努力要对自己此时此刻所做的事表现得无动于衷。不让这个事件在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似乎相当紧急而重要。现在是晚上，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此时此刻，这事件曾发生过的所有痕迹即将名副其实地付诸流水。我告诉自己，这就等于它根本没发生过。走廊阴暗犹如墓穴，只有每隔一长段距离一盏低瓦数的夜灯照明，我几乎可以相信自己并不真正在这里，而是在别的地方，梦见这一切，就像我有时候确实会梦见这类事情一样。来到男厕，借塑料垃圾桶和马桶之助，我处理掉所有东西，包括吸墨垫。我回到研究室，惊恐已经被沉重的疲惫取代，我觉得心力交瘁，意志消沉。要是楚米齐克在这里，那就这样吧。我打开灯，开窗让依旧残存的臭味散去，然后走向那两张书桌，用力敲了一下表示警告，然后拉开。他不在那里。
然而，那根金属棍也不见了。
独角人 第7章
第二天午餐时间，我进系办拿信，看见安珀正在复印东西。她以惺忪的眼神注视我，眼皮似乎被色如玉米须的浓密睫毛坠得睁不太开。一时间我以为我们或许不用交谈，但在她表面迟滞淡然的表情下，一股热切的注意力开始朝我涌来，我再度有那种熟悉的感觉，觉得站在她面前的自己有必要作出解释。
“听着，我……”我狼狈地说，“我还没时间读——读你的东西……”
“哦，没关系。”她的声音遥远但令人安心，像不属于这个尘世的乐句随着微风吹过。她转回去继续复印。
我信箱里有一张没署名的纸条，写着一句拉丁文： ATROCISSIMUM EST MONOCEROS。译注：语出公元3世纪罗马作家朱利厄斯·索林诺斯（Julius Solinus）作品《奇妙事物大全》（Collectanea rerum memorabilium，其内容几乎全袭自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自然史》），意为“最残酷者乃独角兽”。相关的详细内容将在下一章谈及。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其中明显的敌意（想来是继昨夜那粗鄙的生理攻势之后，挑衅暧昧的追击）劈向我，仿佛黑暗中挥来的鞭子，我几乎真的感觉到身体被抽打刺痛。我看向安珀，想说些什么，想嘶鸣出愤恨的抗议，想听见另一个人同感义愤填膺的安慰。然而再度思索，我明白安珀不是听我倾诉的合适对象。我沉默地站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一时间很遗憾人有责任必须随时随地克制自己（尽管我承认这么做很重要）。我凝视她的背，她这枚金币的反面。她修长脖子上的细小绒毛被光照亮，柔软蓝色上衣下的双肩苗条挺直，交叉挂着刷毛棉吊带裤的赭色吊带。她的身材纤细如柳，腰臀处只有很微弱的拱起弧度，几乎跟她的脸一样足以表达她众多尚未完全苏醒的潜能。她转过身来，我来不及移开视线，被她逮个正着。我对自己非常生气——不是因为没有迅速闪避，而是因为根本就不该那样色迷迷望着她。我正要离开系办，却听见她轻声说：
“所以你确实认识芭芭拉。”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确实认识芭芭拉·海勒曼。”
“没有啊……” “但你跟她一起去过波特兰。”
安珀穿着蓝色衣袖的手臂懒懒指向公布栏的海报。我有点警戒，走向房间那一端，尽可能做出不以为意的样子。 那张海报是波特兰州立大学举办的跨科系研究所讲座，主题是性别研究，为期一周，列出的十五名演讲者包括我自己和芭芭拉·海勒曼。看着这张海报，我有种明显但尚不知从何而来的危险感，现在回想起来，我看出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无意间引起的强烈敌意。
“这东西怎么会贴在这里？已经过期三年了。”
“我不知道。”
“真奇怪。唔，也许我的确见过她。我不记得了。”
“她是我大三的老师。”
“哦。” 我本想撕下那张海报，但想到这样可能会让安珀觉得很怪，于是我只耸耸肩，离开系办。后来，我趁没人的时候走过去，悄悄取下那张海报，带回办公室仔细审视。看起来像是真的，不过就算是伪造的，我也看不出来。我心想，也许这海报一直都贴在公布栏上，而安珀在今天（就在我得知芭芭拉·海勒曼遭到杀害一事的隔天）指给我看，只不过是巧合：就像刚学到一个这辈子从不曾见过的词，结果几乎立刻又在不相关的脉络里听到一样。而也许，有段时间，芭芭拉·海勒曼跟我确实都在波特兰，只是我没注意到她而已。我记得主办单位办了晚餐会，还带大家散步，走一条泥泞小路，穿过长满野生红花覆盆子的花旗松林，来到哥伦比亚河上方壮观的瀑布处。我发表了我的论文——那一系列迷你研讨会的标题是“打造新男性”。此外我们就各自活动。我不是很爱交际，大部分空闲时间都在给卡萝打电话（她没跟我同行，只因为她太害怕坐飞机，若非绝对必要，她哪里都不肯去），一心希望赶快回到纽约她身旁。因此有可能芭芭拉在那里，我们只是没注意到对方而已。那么也有可能这张海报是真的，三年来一直贴在公布栏上，只是我没看见而已。有可能。
然而，我还是把海报带回家，丢进垃圾焚化炉。 之后，我从客厅书架拿下学生时代用的拉丁文旧辞典，翻译出那张纸条的意思。我立刻发现自己对楚米齐克的调查（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是调查了）转向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BT1＇第8章 浮肿的眼泡，眨个不停的湿答答的眼睛——看起来太赤裸、太脆弱，让人不忍长久注视。窄窄的鹰钩鼻，弯刀形状的鼻孔，紧闭的嘴唇带着种种压抑旧习——挫败，失望，生理上的疼痛…… 你只能猜想他这辈子都没舒坦过。这是我父亲。
祖父在镇上大街开药房。我父亲本来一心想进入学术殿堂，但大学念了一年就辍学：因为祖父过世，他必须拿到药剂师执照继承家业。 当时我母亲在那里管收银机，年仅十八，自己也抱有理想。
等我父亲醒悟到自己多讨厌身穿白袍站在那里，帮牧民灌木镇那些哮喘、胀气、脚肿、长针眼、长痔疮的居民开药时，我母亲已经怀了我。我母亲宣称她曾力劝我父亲卖掉药房。 “我希望他成为BOAC译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ritish Overseas Airways Corporation）；今天英航的前身。的机师，”她告诉我，“结果他偏要被那本蠢书害到生病。”
我出生后不久，他便动笔开始写作一本药学史，希望这本巨作能使他逃出金鹰路，逃离二手家电店和烂酒馆的重重包围，进入某个书香四溢、回廊重重的可敬的古老大学。由于缺乏他所谓的“正式纪律”（这个词我母亲常一再重复，其语气混合了诚挚与尖酸反讽，难以模仿），他的研究很快就陷入难以脱身的泥淖。但他没放弃，反而更顽强固执地投身其中，日复一日鞭策自己投入徒劳无益的努力。我母亲的话传达给我的景象是一种西绪福斯式的悲剧，但被不幸的因素破坏——徒有雄心壮志、未受专业训练的心智猛力撞击着自身的限制。有如撞击着包围大脑的脑壳，努力想把在他四周像石笋般逐渐累积堆高的一叠叠书本笔记变成精致博学的纪念碑，成为他想像目标中那些学术出版社会接受的作品。“结果他唯一的成果只是头痛而已；可怜人。”
这是我母亲淡然的结论。事实上，她这么说不完全对。
脑瘤首度发病之后，我父亲似乎对死亡这件事作出战略性的让步，把一些笔记改写成独立的文章，寄给学术期刊投稿。对于他这种没有来头的文章，那些期刊的审查过程无疑运作得比平常更加缓慢，等到其中一两本期刊的编辑来信，表示很乐意在下几期刊登他的作品时，他已经死了。但如此一来，至少他的努力（无疑他最希望别人记得这点）确实有了成果。而且，也是通过这些死后发表的文章，他意料之外地尽了一点父亲的责任，为他几乎不认识的儿子找到了妻子。之所以知道卡萝的最初线索，是来自麻州剑桥的一封信，寄给曼彻斯特药剂师协会的季刊。该刊将信转寄到我母亲原先的住址，再从那里又寄回大西洋这一端，寄到我位于何瑞修街的公寓。信是写给我父亲的。卡萝在哈佛做研究时，读到他一篇文章，想问他文中附注提到的著作是否完成了。
她的来信是以蓝墨水写在米色卡片上，字迹整齐有风格，用斜体粗笔尖写成，看起来有一点像绘有图饰的古代手稿里的文字，但也活力十足——那些字母披挂着许多点点撇撇，仿佛在微风中摇曳。我回信告诉她，我父亲书没写完就死了，并附上其他发表过的文章的复印件，还说，若她凑巧来到纽约，欢迎随时来看我父亲的文稿。几星期后，她从剑桥来电，表示要过来一趟。三月一个沁寒的下午，她来到我住的套房，身上裹着斗篷似的深蓝长大衣，帽兜滚金边。我把父亲的文稿交给她就出去了，给她几小时不受打扰的时间。她谢过我，在临着那扇大钢窗的书桌旁坐下，窗外可以看见西河。我回来的时候，太阳已快西下，卡萝的姿势跟先前一模一样，显然读得浑然忘我。“这些东西太有意思了。你父亲的头脑很独特。”我不想承认我从没看过父亲的文章，便把话题转向她的研究。她告诉我她正在写博士论文，论及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初期的欧洲关于纯净与污染的概念。研究的方向之一触及毒药和解毒剂，她一头埋进中世纪的药剂文献，配方包括粪石、狮鹫爪、赭色黏土、蝎子油、磨成粉的祖母绿等等，过程中偶然读到了我父亲的文章。
令她感兴趣的是中世纪思想中心的若干矛盾吊诡，比方人们相信极端纯净与极端不净的东西都有同等的治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