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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里当过客座教授，是诗人还是小说家什么的，来自罗马尼亚或者保加利亚那一类的地方。那人很恶劣，真是恶劣透了！”
“他做了什么？”安珀从办公室一侧的桌旁抬起头来问。我想起自己前几天差点在她面前脸红，便避免看她，但仍强烈意识到她的存在——那双惺忪的眼睛，那头橘红短发一绺绺柔软垂在骨节清晰可见的颈背上，那长着雀斑、白得不自然、几乎接近银色的肌肤。我对自己承认，这名年轻女子对我产生了影响，而且，由于我对这种事宁可面对处理而非逃避隐藏，因此在心里暗暗记上一笔，打算稍后再来思考这种影响究竟是什么，并由此建立起适当的回应态度。
“他还有什么没做过！”玛莎说，“他简直跟教过的每个女生示好调情，后来终于有人向校长申诉他，他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抓狂，在校园里大闹起来。他实在是闹得非常恶劣、非常夸张，对校长大吼大叫，把每个人骂得狗血淋头，学生也对他吼……真是一塌糊涂！最后他冲上桑葚街跑掉了，一路大叫大嚷，像个疯子一样。”
“他后来怎么了？”我问。 “他再也没出现过。学校得临时找另一个老师来接他的课。” 直到返回研究室，我才醒悟到玛莎这些话的真正意义。我坐在书桌旁，有黑色污渍的架子上那只铜钵捉住了我的视线，我想起先前在钵里看见的保加利亚硬币。 我走过去，想再看一次那枚硬币。小石头仍在上次看到的位置，石英、枞果、钥匙圈和松鸦羽毛也还在，但硬币不见了。 由于我最近常出这种小纰漏，第一个反应是认为自己一定又犯了类似的错误。要不就是根本没有硬币，是我自己不知怎么捏造出这段记忆；要不就是确实有硬币，但我自己背着自己把它弄丢了。
前者似乎不可思议：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枚硬币的样子——一面是浮凸的某个名人头像，另一面是一串葡萄，还有若干西里尔＇ZW（＇译注：Cyrillic，如今用于希腊语、俄语、各种斯拉夫语系等。字母，我靠着以前念书时学过、如今仍记得的零星古希腊文解读出其中一些。还有它在我手中的触感——那银灰色的合金几乎毫无重量，感觉更像塑料而非金属。我怎么可能自己编出如此鲜明详细的记忆？这实在不可能。至于后者尽管似乎很离谱，但我必须承认并非不可能——既然我移动过书签、看错过电话号码（如果那两件事真是这样），更不用说还在街上把别人误认为薛芙医师（这可毫无疑问确实发生过）。但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呢？尤其是先前我根本没听过楚米齐克这个人，更不知道他可能是保加利亚人！我跟保加利亚毫无关联，也想不出任何要藏起硬币的理由。这不合理啊。然而我仍无法完全相信有别人进入这个房间取走了硬币。依然百思不解的我，动身前往步行需要十分钟的火车站。
上星期的积雪大多已经融化，只有墙壁和树篱的阴影中留下几块白，沾染着点点煤灰。校园的造景是想做出乡村田园风光的效果，尽管学校位于索然无趣的城镇中心，而这城镇是纽约以西和以北整片蔓延城镇的一部分。上个世纪末，一名本地糖商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心爱侄子亚瑟·克雷而创办这所学院，这也是校名的由来。尽管这里有浓荫大树和厚壁哥特式建筑，但仍残存当年建校起源的侥幸偶然味道（要是那男孩没死，大概也就不会有这所学院）。尤其是冬天，没有植物枝叶遮掩往来车流和附近的住宅，你会感觉到此处所建构、所努力营造的，介于乡间宅邸和中世纪学院之间的浪漫幻象，其实非常薄弱，几乎不存在。 来到停车场，我看见安珀正走上桑葚街，以她惯常的梦游般步伐飘然前进。我还没机会思考她对我造成的影响，只能先采取我这种身份地位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所必须采取的，令人遗憾，但是，唉，不得不然的谨慎态度。如果被人看见我跟她一起走出校园，我想是不智之举，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希望径自走过她身旁，那样会显得很不友善。于是我慢下脚步磨磨蹭蹭，让她走在我前方两百码编注：1码约合0。9144米。左右，结果我因此没赶上火车，要等半小时才有下一班。
得打发时间。我不喜欢无事可做。我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看表：才过了一分半钟。熟悉的躁动不安隐约涌上心头。眼前空白漫长的时间仿佛变得浓密，形成黏稠而无法穿越的空无。我不想去想那些在这种僵死空隙我总是无可避免会想到的东西。对面月台上方，雨水淋皱的看板顶上，五只很冷的鸽子挤蹭着排成一列，那看板是足科医师的广告：1800何必疼痛？1800结束痛苦。 ＇ZW（＇译注：由于电话键盘上每个键也各代表两三个英文字母，美国的免付费电话（1…800开头）便常以简单的字词代替数字，让人容易记住。此处的两个电话号码原文分别是“1…800—WHY HURT”及“1…800—END PAIN”。＇ZW）＇ 楚米齐克……这名字又在我脑中蠢蠢欲动……我想像他沿着桑葚街跑开，一路大叫大嚷，像个疯子一样。他跑到哪里去了？火车站吗？他是否也跟我一样站在这里，等着搭火车到曼哈顿？如果是，然后呢？把行李打包，立刻订班机飞回保加利亚？ 我很怀疑。就我经验所及，来这个国家工作的外籍人士若非被迫，极少有人想回自己的祖国。心智不容真空存在＇ZW（＇译注：这里是仿照英文一句常见的话：Nature abhors vacuum。（大自然不容真空存在。）＇ZW）＇：我对保加利亚一无所知，正是一片彻底的真空，于是近期遇到的唯一细节便跃入其中，也就是那枚硬币——它那不似金属的质感，苍白浅淡的颜色（仿佛购买力都被淘洗殆尽），看来残缺不全的粗短字母，一面的乏味堂皇人脸，另一面那串圆得不真实的葡萄。而在我看来，一个把那一切都抛在脑后的人，只要有办法避免回国，就一定不会选择回国。
我发现自己开始想像楚米齐克半夜偷偷摸摸潜进研究室，坐在我书桌旁，读我从架上取下的那本书，打电话……我想到他从铜钵里取走那枚硬币……这时，微微不安的感觉传遍全身，尽管我试着加以分析，但那感觉太微弱，不及细察便已消失无踪。
六分半钟……一列快车穿过车站，鼓动空气。五只鸽子一并飞起，然后羽毛稍显凌乱地回到原位，仿佛认为一定要对列车进站有所表示，才算礼貌。
月台上有公用电话。打从走上月台，我就一直抗拒它那眨呀眨的光亮，但我发现自己忍不住朝它晃过去，仿佛看见自己拨打妻子的号码，听见她说喂的声音。我想像自己以随意的口气问她过得好不好，告诉她我正好想到她，等她建议碰面吃晚饭，接着明白她不会，然后友善轻快地道别，使接下来的这个夜晚更显得空虚。
最好别打电话，我边接近电话边告诉自己。最好认为如果我打了电话，她说不定真的有可能建议共进晚餐。如此一来，我吃饭时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想像她就坐在对面。 但我还是继续向电话走去。
我离电话只剩几呎编注：即英尺，1英尺约合0。3048米。远，正准备向自己的软弱投降，就像一个人即将无奈屈服于某项恶习。这时一群色彩鲜艳、吱吱喳喳的人来到月台上，除了其中一人之外全是学生。他们戴着小丑一般各式各样的帽子，穿着松垮得夸张的衣服，这种衣服曾短暂过时，但如今卷土重来变本加厉。
那个唯一例外的人身材矮壮，穿着黑色冬季大衣，正是布鲁诺·杰克逊。
看见我，他露出温暖的微笑，漫步走来，那群年轻随从吵吵闹闹地跟在后面。
这学期我跟他少有接触，但偶尔遇见时，他总是很友善，我感觉他仍没放弃想招揽我为盟友的企图。我们都是英国人，这一点对他似乎有些意义。尽管他待在美国的时间比我多了好几年，许多方面似乎已彻底美国化（他的口音变得扭曲，成为一种难听的跨大西洋混合腔，使我不禁想好好保护自己口音的纯正），但他仍对英国大众文化保持兴趣，也认定我有同感。我记得有一次他滔滔不绝讲起第四台的新节目，播的是英国的飞镖锦标赛，我礼貌地试着表现得同样热衷，但其实只感觉到一种对大部分英国事物的怀念之情——打从我拿到亚布拉莫维兹奖学金，以研究员身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以来，这种熟悉的感觉就常常出现。当然，现在我和他之间存在着更严重的差异。我不清楚他是否知道我是性骚扰委员会的一员，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就使我不可能跟他交朋友。
此时此刻他高高兴兴走向我，特别令我惊慌失措。先前我参加的会议刚讨论到他，现在如果被人看见我与他称兄道弟，一定会损及我的立场，尤其是有这么一批学生紧随在他身旁。我也很怕现在跟他友善交好，几星期后却在会议上评判他，会因此显得像个叛徒。
“进城吗，劳伦斯？”他问，自动从一个女孩（大二学生，也在我教的其中一班）刚从刺绣背包掏出的一包烟里拿了一根。
“是的。”
“我们也是。”
我微笑，不发一语。
有我在场，那些学生的态度似乎收敛了些。我当然感到好奇，不知他们跟教师一起去纽约做什么——这种举动就算并非不合规定，也是相当不寻常。但我担心如果我问了，之后可能会显得好像是在收集罪证。
“你住在城里哪一带？”布鲁诺问我。
我告诉他东村，他的黄绿色眼睛亮了起来。
“我们也是要去那里。”
“哦。”我注意到他长大衣下摆的背后开衩，样式是一种奇怪的巴洛克风格，一块突起的长方形底下伸出两条黑色厚羊毛料的长燕尾。 “我们要去看一出戏，《老单身汉布伦菲德》，改编自我们正在读的卡夫卡短篇小说。你知道这篇小说吗？”
“不知道。”
“哦，哇塞！”一个学生说，那是个矮小圆润的女孩，戴着秘鲁式羊毛帽。“你一定要读！”
另一个学生，一个脸如手斧、眼睛狭窄、目光游移的男孩，开始把故事情节说给我听：“小说讲的是一个寂寞的老头子，一天晚上回到自己的公寓，发现有两颗球到处乱跳不停。真的很好笑……”
火车来了，我不得不跟布鲁诺和那些学生坐在一起。戴秘鲁毛帽的女生取出V8摄像机，朝满是刮痕的车窗外照。铁路旁有条掺杂冰块碎石的油腻腻小溪，溪里满是半泡在水里的废车和废弃家电。
“哈罗明日……”另一个金发流浪儿似的女生唱道。
“拜托，老兄，这很美，好不好！”眼神游移的男生说。
他们把摄像机转向布鲁诺，他朝镜头抛了个飞吻，然后镜头转向我，我露出礼貌的微笑。
“卡萝好吗？”布鲁诺问。我忘了他早就认识我妻子——他们是好几年前在盖提研究所认识的。
“她很好。”我才不会告诉他我们分居了。
“你也来看戏嘛，带她一起来啊。”
我谢了他，但说我们不能去。 他转过头朝V8咧嘴一笑：“米勒教授很冷落我们哦。”
学生们大笑。
回到B大道和C大道之间我住的那个街区时，夜色已经降临。几年前，卡萝和我搬到这里时，这条街还充斥快克（Crack）——人行道上满是小玻璃瓶，好像变形的铺路石；戴着铁钉项圈的毒贩站在建筑物门口，身旁是拴着皮环铁链的狗，跟他们一模一样，满脸凶恶；一间挂羊头卖狗肉的小杂货铺，橱窗里永远不换的肥皂粉已经积了灰尘，总有不成人形的人蹒跚进出……这一切现在都不见了，被市长扫荡一空。这市长在我看来，似乎是以《自作自受》里清除维也纳红灯区的安奇罗为榜样。以前在英格兰时，我为了准备“O级考试”＇ZW（＇译注：英国中等教育制度的学历考试，通常分为两级：O级（Ordinary level）与A级（Advanced level），前者为16岁（约等于初中）学生程度，后者为18岁（约等于高中）学生程度。的英文科考试读过这部剧作，从此它就牢牢印在我脑中，再也没有其他书可堪比拟。别笑那耗子贪吃，不知道吞下的是毒饵；人也是这样，为了满足那七情六欲，会饮鸩止渴，把自己的命也赔上了译注：语出莎剧《自作自受》（Measure for Measure），第一幕第二场。本书中的译文皆引自方平所译《新莎士比亚全集》27（台北：木马，2003），该剧人物名亦从方译。：克劳第让一个女孩怀了孕，就得等着被砍头。小杂货铺如今成了网咖，街角那处常有毒虫注射毒品的空地变成小麦草果汁摊，对面的快克交易店也变成健身中心。 我爬上六层楼到我那间公寓，想着这种完全孤身一人的生活实在愈来愈难过。我在纽约结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