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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没别的事好做，我决定读一读被改编为剧作的那篇小说。我小心避免去看窗台上的电话答录机（只要不确知卡萝没打电话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自己她可能打过），走向书架，取出卡夫卡短篇小说集，找到那篇小说。
故事情节非常奇怪，讲的是两颗蓝色纹路、来路不明的球，在布伦菲德的公寓里到处跟着他，但几乎比情节更奇怪的是（也跟我对布鲁诺所言相反的是），我显然读过这篇小说。而且不只读过，还教过！字里行间到处是我自己在词句下画线、手写注记的痕迹。尽管如此，这篇小说读来一点也不眼熟。半个字也不熟悉！“秘密过着不受注意的单身汉生活，毕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因为现在有人，不管是谁，穿透了这个秘密，送来这两颗奇怪的球……”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么特殊古怪的情节？我脑袋里的内容一定整个清除过，现在读来没有一个字是熟悉的。为了摆脱那两颗球，布伦菲德使出一招——倒退爬进衣柜，它们因之也得跳进去。“就在柜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刻，布伦菲德猛然跳出来，他已经好多年没这么用力跳过了；他砰然关上门，转动钥匙，两颗球便锁在柜里。”布伦菲德松了口气，擦擦额头上的汗，离开公寓。“现在他跟那两颗球分开了，他几乎完全不担心它们……”
我还没读完这篇小说，视野角落突然出现一个跳动的银色小点。
尽管我十二三岁之后便不曾再有过这种经验，但我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放下书，紧张起来。
一如我所畏惧的，那个小点愈来愈大，在我眼前来回闪烁跳动，像一群被激怒的昆虫。我站在客厅中央，无助地看着窗外，任眼前的幻象逐渐挡住中庭里的臭椿树和对面公寓窗内的灯光。片刻后，能看见的只剩天花板和四周墙壁的零星片段，再过一两分钟，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站在那里，试图保持冷静，听着突然变得明显清晰的夜间声响——猴叫般的警车警笛声，中庭对面那家比萨店厨房屋顶上通风口的嗡嗡声。楼上的邻居库尔文先生打开一台电视，踩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公寓另一端打开另一台电视。隔壁有人冲马桶。然后，一如来时那般快速，挡在我眼前的东西消失了；接着，分秒不差，就在幻象的最后一丝痕迹消失的同时，我的头开始阵阵剧烈作痛，痛得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常有这种偏头痛：同样是银色光点逐渐扩散，让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消失，留下严重激烈的头痛，一连五六个小时不会稍减，不管吃什么药都不见效。最后母亲带我去看一个顺势疗法的医生，一个芬兰老头，在气味奇特的房里，四周摆着一个个盘子，盘内放着长石和一种黏黏的物质，他告诉我那是捣碎的红蚂蚁。他给了我五粒小小药丸，吩咐我每天晚上吃一粒，连吃五天。从此我的偏头痛再也不曾发作——直到现在。
我走进卧室，在黑暗中躺在床上。疼痛集中在前额中央，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想破骨而出——一会儿用榔头，一会儿用鹤嘴锄，一会儿用电钻。楼上库尔文先生的两台电视轰然作响，声音穿过薄薄的层石墙壁传来。自从他妻子几个月前死去，他就一直这样。有一次我半夜上楼向他抱怨，他打开门，不但毫无愧色还横眉竖目。他那张满是白色胡楂的满月脸有点奇怪——过了一会儿我才醒悟，他有一只眼睛是玻璃做的假眼，比另一只更亮更蓝。他身后的黑暗中有好几只小狗尖声吠叫，两台电视将耀眼色彩投射在对面墙壁上。“我老婆才癌症死掉没多久，你就叫我把电视关小声一点？”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在楼上的噪音和前额的阵阵剧痛夹击下，我感觉房间的墙壁仿佛往内收缩，慢慢把我压扁。那个芬兰人的小药丸有什么成分？我纳闷。我用病人的混乱逻辑，试着思考什么物质可能跟这种形式的疼痛有顺势疗法的关系，最后判定是咖啡因：喝太多咖啡，偶尔会让我头痛。我起身，抓起外套出门。屋外密密下着软而湿的雨雪，像冰冷的芒刺挥之不去。我本想走到两条街外的那家波兰咖啡馆，但在这情况下只好直接走进那家网咖——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点了一杯三倍浓缩咖啡。 这地方到处是看起来颇为富裕的小鬼，身穿利落整洁的黑毛衣和便裤。在我自己这一代之后出现的可以清楚定义的两三代人之中，就属这一代最令我焦虑。在他们面前，我第一次感觉到随年龄增长而来的某种隐晦的羞辱。他们瞳孔缩小的平滑脸孔被显示屏映成蓝灰色，有棱有角的苗条肢体在键盘、鼠标、饮料、PDA之间优雅移动，手指点击不停，仿佛他们已经跟这些附加物一同演化了千百年。我喝着咖啡，看他们鱼贯钻出门去，仿佛一批有钱有势的蚂蚁，这时某样东西吸引了我的视线。角落有个公布栏，上面钉着各式传单，其中一张是舞台剧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老单身汉布伦菲德》，法兰兹·卡夫卡原著。 海报上模糊的图案是一个躲在衣橱里的男人，底下一排小字写道：伯戈米·楚米齐克改编。
楚米齐克！再度看见这名字，我感觉心里一阵微微动荡或起伏，仿佛远远某处换了档。先前在火车站那种稍纵即逝的不安又回来了，而且这一次，可以说相当惊讶地，我看出了原先就应该很明显的一点：铜钵里那枚硬币的消失只可能代表一个意思，就是我近来意识到楚米齐克这人的存在，也促使他相对意识到我的存在。此外，我不禁觉得他取走硬币（假设我猜想得没错，这事确实是他做的）这个行为有种侵略性，或至少是侵略性的守势，仿佛他要不就是想威胁我，要不就是视我为威胁。无论如何，他的名字如此意外地重现眼前，在此刻头痛欲裂的我看来，仿佛是召唤我也必须采取行动。 我起身付账。咖啡在我脑袋里飞掠、迸冒火花，在我脑中阵阵震动的干雷之外又增添了闪电效果。出了店，我往北、往东走，离开那些变得高档的街区，来到我所熟识的昔日的字母这里为版面，如版面更改，请注意！！！译注：曼哈顿东村一带有此别名，因为有A、B、C、D四条直接以字母命名的大道。有焦黑的分租公寓和宣泄郁积情感的涂鸦。然而即使在这里，也能感觉到市政府大力开展的新秩序。C大道与横向街道交叉的街角，以前都站着应召女郎：有些有毒瘾，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底下露出骨瘦如柴的大腿；有些住在东河廉租房，有快克瘾、有小孩，踩着高跟鞋走来走去，眼睛闪闪发亮。现在她们都不见了，就像安奇罗宣言要扫荡罪恶之后，维也纳的鸨母也都消失无踪。如今这里唯一闪闪发亮的东西是重新安装的公用电话，一身“贝尔大西洋电话公司”的贴花装饰，银色的线路和肚皮在街灯下发亮。我远离它们，在依然密密下着、有如冰冷油漆的雨雪中低头疾行，直到抵达剧场。这地方相当朴素，位于地下室，上面的建筑看起来像是废弃的犹太会堂。
我走下楼梯，推开一扇看似淤血斑斑的金属门，来到霓虹灯照明的大厅。一张桌子上放着节目单和一叠票，旁边一张空椅子，再旁边是自动关闭的两扇门。我把耳朵贴上去，但门上加装了隔音设备，只听得到无法辨识的模糊人声。我本想打开门，但不想冒着被布鲁诺和他朋友看到的风险，事后还得解释自己怎么会跑到这里。
又一阵炮弹般的疼痛在我脑袋里爆开——咖啡因似乎无效。我站在那里，正纳闷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时一个穿寒酸黑西装的男人出现了。他跟我年龄相仿，脸色古怪苍白，一双白手。他点起一根烟，用讳莫如深的神色看我，我想那是不信任的表情。
“你要干吗？”
“唔，我……” “戏已经演完一半了。” 我打算开门见山直说。
“我其实是想打听伯戈米·楚米齐克的事。”
男人瞄我一眼，抽他的烟。
“你想知道什么？”
“唔……首先是，他在哪里。” “你是他朋友？” 我看着他。我讨厌撒谎，也很不善于撒谎，就算当时撒个无伤大雅的小谎可能对我有利，我也开不了这个口。 “应该算是同事，或者前同事。我在亚瑟克雷教书。”
“嗯哼。”男人脸上又出现某种讳莫如深、几近狡黠的神色。我隐约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唔，他人在保加利亚。”他以一种盖棺论定的口吻说。
“你确定吗？”
“你说什么？”
“我是说，你确定他人不在纽约吗？”
“他为什么会在纽约？”显然我给了他一个可以生气、对我不理不睬的借口。我改变战术。
“可不可以请问你们是怎么拿到他的改编的？”
“你是说这个剧本？我不知道。你得去问导演。”
“啊。我本来以为你可能是导演。”我这么说，其实只是想在离开前引他说些话，什么话都好，而不是因为我真的这么认为。
“我？不是。我是布伦菲德。”
这时我才明白他的苍白肤色是化装的关系。但我还是大吃一惊：照我的想像，原著小说里的布伦菲德年纪大得多。他瞥了一眼入口上方的时钟。 “我马上就得回台上去了。”他对我咧嘴一笑。“只有很快抽根烟的时间，然后那些女孩就会找到我的球。”
我有点气恼，头痛愈发激烈，转身要走。 “我可以拿一份节目单吗？”
“请自便。” 我拿了一份节目单。 “你该不会是正在偏头痛吧？”我离开之际，那人问。
这问题让我当场停下脚步。
“你怎么知道？” “你的眼皮很肿，嘴唇发白。我弟小时候也有偏头痛，我认得出这些症状。来，请容我……”
令我惊讶的是，他双手扶住我太阳穴，两只大拇指狠狠按压我前额中央，非常用力。一时间，我简直觉得脑袋要裂开了。然后，突然地，奇妙地，疼痛消失了，同时一股意料之外的情绪涌遍全身，仿佛我们两人之间刚发生了某种甜美的亲昵，无比神秘，有如梦幻。 我向他道谢，惊异不已。他耸耸肩，露出愉快的微笑。
“我会试着传话给楚米齐克，告诉他你在找他。现在我得走了。”
“谢谢你。我叫劳伦斯·米勒。”我对着转身离去的他说道。他发出意思不明的声音，离开。
来到户外，我感觉神清气爽，几乎兴高采烈。我动作迅速，不想回家。头痛虽已消失，但咖啡因仍在我体内加速运转。回想刚才与布伦菲德的对话，我醒悟到，他对楚米齐克这话题的闪烁其词没有改变我对那人仍在纽约的印象，反倒更强化了这个印象。我醒悟到我甚至开始对楚米齐克的处境有些初步想像——这想像无疑受到我自己焦虑的影响。自从来到纽约，我就一直有种程度轻微但挥之不去的匮乏与焦虑。我想像他留在这个城市，叛逆地过着某种半非法的边缘生活，住在某个默默无闻的外围区域，晚上悄悄回到亚瑟克雷的昔日研究室，在那里工作或者读他的书。想到他仍在这里，让我有种奇妙的兴奋，感觉像是一扇门仍然开着。而仿佛被那扇开着的门所漏出的光照亮，我脑海中又出现另一扇门，后者是我先前不曾注意过，或至少不曾当作门户的。
我走到艾斯特街，搭地铁到火车站。时间不算晚——九点或九点半，开往郊区的列车还很多。 这时间在“离站列车”的看板下等车的人，跟身穿西装或裙装的上下班乘客不同。他们面色凝重，疲乏的苍白是由于室内的辛苦的体力劳动。我猜他们是晚班的办公室清洁工或大百货公司的货物搬运工，臃肿的连帽大衣下穿着预防疝气的束带。列车到站了，我跟着一群人走上月台。他们下车的那些车站专为廉价住宅区所设置，有些住宅是水泥剥落、钢筋裸露的成批公寓，有些是一排排直盖到铁路旁的平房。我以熟悉又挂虑的好奇心看着他们，透过他们感觉到贫困深渊令人晕眩的边缘。在这个国家，你离那边缘永远不会太远。
我到亚瑟克雷时，已经又下了薄薄一层雪，覆盖了先前经过时的那些肮脏突起和泥泞积水。
我从不曾在这么晚的时间来到校园。这里的感觉收敛、低调得令人惊讶——没有任何你以为夜间走过这些地方会有的疯狂作乐，只有这里那里几个学生在宿舍之间匆匆来去。 我的研究室所在的那栋楼一片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