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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钻出来。“听着，”我告诉他，“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他瞅着我，一开始没听懂，然后难以置信，然后生气，气愤之外又加上老人的畏惧动摇。“搞什么鬼？”“我就是楼下那个家伙。那个混账东西。我只是上楼来抱怨你电视开得太大声。你一定是在等别人来，对吧？”“你不是柯尔温？”“不，我不是柯尔温。”他不信任地看着我。“我的视力实在不行了。”他嘀咕。“很遗憾。”“糖尿病。”“哦。”“我老婆死了，我又得了他妈的糖尿病。”“真不幸。很遗憾。”他站在门口，灯光照得他脸庞四周的胡楂发亮；我穿过走道，空气不足又没有灯光的空间把臭味和热气压缩到令人窒息的强烈程度。“所以可以请你把电视关小声一点吗？”我问，从大门口转身看着他。他做个怪表情。既然我不打算把他痛揍一顿就要离开，他虚张声势的勇气又回来了。“我考虑一下。”他恶狠狠地说，接着却又害怕地后退一步。
“如果你愿意把电视关小声一点，对我会很有帮助，库尔文先生，真的。”他的脸色突然一垮，转过身，一跛一跛地走开，什么也没说，只是个老头。我离开，被他搞得很沮丧，但很高兴我以坦白的方式解决这个情况，这让我有种自己很宽宏大量的愉快感。回到楼下，我又读一次那段捉住我视线的词句：伊莲苍白的乳房和大腿……我意识到我用最刻板印象、最老套的方式来想像主角的情妇，把她当作一具没有职业、没有个性、没有历史的躯体，只是色欲与不忠的化身。我纳闷，要是我用真的那个伊莲当作这角色的原型呢？会让这篇小说起死回生吗？但我要怎么描绘真的伊莲——她整个人投射出一种先验性的平凡普通，尽管她今天举止这么古怪？就算我描绘成功了，又要怎么解释男主角何以受她吸引？话说回来，男主角也没什么个性就是了，甚至连姓名都没有。我选择以简洁的风格写这篇小说，因此只称男主角为“他”。此时此地，我决定给他一个名字，拿起笔划掉第一个“他”，然后抱着好玩的心情改填上“卡米罗斯”这个词。纸页上似乎立刻有了变化，有了一丝微微颤动的生机……加进卡米罗斯/楚米齐克之后，伊莲这个角色似乎突然可以从情色幻想变成有血有肉的真人。此外，依照真正的伊莲而塑造的她，在卡米罗斯的眼睛观看之下，原本的平凡普通也突然有了魅力。我想到我们三人（我自己、楚米齐克、伊莲）都在这里，透过对彼此或多或少虚幻的想像而存在，那是我们对自己的隐秘象征。
一时间，我觉得自己仿佛就要抓到那种感觉，那种另一个人完全展开在自己意识中的感觉是如此痛苦炫目，以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设法过滤、挡住，在自己和他们之间设下迷宫般的通道，掳来他们的形象供自己做各种剥削用途，总之就是尽一切力量挡掉他们那问题重重的客观现实。电话响起。我让答录机接电话。伊莲的声音传了出来。“嗨，又是我。看来我是错过你了。希望你看到我的纸条。唔……”她声音有点哀怨，但接着改用比较坚定的语气继续说下去。
“你回来之后，打个电话给我好吗？多晚都没关系。”她说出她的电话号码，然后挂断。这时我才想起前一天晚上没听就删掉的那则留言，明白那八成是伊莲打来的。我试着猜测她可能说了什么，我又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作出某种回应，使她接下来幻想连连、言行异常。我立刻想起她纸条上提到我午餐时间“那样穿着衬衫出现”。我脑中开始形成一个想法，其轮廓逐渐明显，我知道这想法很荒谬，然而其中又自有一套疯狂的逻辑，与今天下午伊莲展现出的另一面个性似乎并无不符之处。我猜想，昨天她打电话来作了一番示爱的表白，然后建议，如果我也对她有意，就穿上某件衬衫与她同桌共进午餐——想来就是我今天恰好穿上的那一件。真是乱七八糟又复杂！然而我发现我可以想像她做出这一切。我心想，假设她已经被我吸引了一段时间；假设我无意识地一直对她传送鼓励的讯号；假设她的感情愈来愈澎湃，使她一定要对我表白，以便打破这个僵局——从她的观点看来，这可能是一段缓慢得令人心焦的调情阶段，要是我们都不赶快采取行动，就有错过时机的危险。以她这样一个想来对自己的吸引力并非很有信心的女人，她一定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破釜沉舟地打破拘谨天性，对着我的答录机一吐衷情，冒着被拒绝的痛苦风险。感人的是，为了免除我们两人的尴尬，她想出一个办法，要我用间接的方式回答，可以让这个误会（如果到头来的确是她表错情的话）从此沉埋遗忘，不必留下任何字词在耳中回响的记忆。
我只要穿着某件衬衫出现即可。我想到她坐在教职员餐厅时一定七上八下，焦虑等待，也许对自己的衣服或新发型没有把握；或是仍然对自己的大胆举动有点迷惘，却又感到兴高采烈，随着自己倾泻而出的热情一鼓作气地前进，看着表，心想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老来有个故事可以讲给孙子听——如果她够幸运（够幸福），能有孙子可抱的话。然后她抬起头，看见有如异象显现的我正不甚确定地朝她走去，身穿黑纽扣蓝衬衫，像一波蓝色的爱之浪潮，拍打着涌向她，带着祈祷应验的奇迹般力量……这就是我们对彼此创造出的幻影。尽管就幻影而言，总比“楼下那个混账东西”好一些，但仍同样使我有种现实耗竭的感觉，仿佛我被不恰当地复制，自己也因此变得更轻飘、更不牢靠。我心想，难怪很多人到头来都会觉得自己像一枚保加利亚硬币那样无足轻重。
独角人 第4章
“今天开始之前，我想先请你看一样东西。”我感觉身后空气一阵动荡，然后有东西进入我的视线范围，是薛芙医师一手越过我躺在沙发上的头，手里拿着一小张纸。我的心莫名其妙地猛然一跳。那张纸是支票，是我前一天签好寄给她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有点奇怪？”她问。我签了其他人的名字吗？没有，签名看起来很正常，除非我真的疯了。金额也是我向来付给她的数目。日期看来也没问题。“哪里不对劲？”我问。“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看看受款人的姓名。”这时我才看见我把支票的受款人写成薛若德医师，而非薛芙医师。这个错误使我笑了出来。“我怎么会这样写？”“你认为你怎么会这样写？”“我一点概念也没有！”“你是不是认识某个叫薛若德的人？”“就我记忆范围没有。”“也许是你的学生？”“不是。”“在英格兰的朋友？”我想不出任何姓这个姓的人。“那你看到的时候，为什么会笑出来？”“我想是因为这种小纰漏本身就带有某种喜剧意味。”“我在想，你之所以笑，是不是因为你意识到自己对我抱有某种敌意，要承认却又很尴尬？”我告诉她我不认为如此，她也没再继续追问。我改正了支票，还给她。今天我本打算谈伊莲的事，但某样东西一直干扰我的思绪，把我的思路拉往另一个方向。片刻后，我醒悟到那是什么。
“刚刚你的手伸过我头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点瑟缩。我一定是一时以为你要揉乱我的头发。以前我继父就常这样做，那是他传达感情的唯一讯号……”讲到这里，我想起昨晚我经过库尔文先生身旁、走进他家客厅时，他也揉过我的头发；我意识到，后来我就一直隐隐约约想着童年的事。但我没继续谈下去，反而打断原先的话头，改把我跟库尔文先生的那段互动告诉薛芙医师：他把我误认为某个他先前叫来帮他找那只玻璃假眼的人，而我不喜欢跟人发生争执，所以多少将错就错地顺着他讲下去，但后来还是忍不住跟他说实话，说他搞错了，然后以“楼下那个混账东西”的身份请他把电视关小声一点。我继续讲了好一阵子，说如此坦诚的态度让我感觉自己多么宽宏大量。
“除了揉乱你的头发……”停顿一下之后，薛芙医师问：“这个人有没有其他地方让你联想到你继父？”“我猜我一定是一直在想他是不是把我误认为他儿子。这也有点类似我对我继父向来的感觉。不确定他是否把我当成儿子，不确定我究竟是他的儿子到什么程度……”“说下去……”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意识到薛芙医师出自专业兴趣的温和压力，促使我谈论童年往事。我一直抗拒这么做，有两个原因。首先，我没有兴趣接受精神分析；我见她是为了自己的专业理由，也就是我打算写一本书，谈论精神分析领域中正在演变的性别关系。我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回忆录和病史，但我觉得第一手经验也有价值，能让我感受到这种诊疗室里谈话互动的特殊氛围肌理。我没向薛芙医师提过这个动机，原因不言自明。其次，尽管为了这个实验目的，我必须对薛芙医师透露若干关于我自己的事，甚至是相当私密的事，但我觉得身为美国人的她就是不可能了解我童年的背景脉络。
有些明显的事物我可以解释，但也会有无数我甚至不知道需要解释的微妙细节，因此，总而言之，她很可能会对我归纳出一连串完全错误的结论。举例来说，她怎么可能知道，一个守寡的母亲为了把八岁的独子送去念寄宿学校而欠下巨额债务，这种行为既非违反自然也非缺乏母爱——以这个母亲所渴望跻身的英国社会上层阶级背景脉络而言，这么做正好相反。薛芙医师怎么可能了解（或者就算了解，又怎么可能认真看待）在那个过度拥挤的岛国，每个阶级用以捍卫自身界线的言行规范；比方说，她怎么可能了解，我母亲在我继父的昔日同学面前把餐巾说成揩嘴巾，被引见给他们时说幸会，或者把争议这个词的重音念错，这种事有多么严重失礼？而如果她不能了解这些事，又怎么能了解我们家里种种固有的紧绷张力和断层线，那种由于这个家庭的组成方式而造成的特异驳杂氛围：一个深具文化素养、喜好享乐的公司董事，拥有贵族出身的妻子、三个小孩、一座祖传宅邸，却愈来愈沉迷于新来的秘书的魅力，于是，内疚地把他那犹如陈年佳酿的人生从高贵窖藏、带有历史光辉的瓶子里倒出来，倒进我母亲和我仿佛来路不明的廉价水晶玻璃杯的人生？谈这个话题大概只是浪费时间。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我听见薛芙医师说。“我觉得我……没有清楚表达出我对自己以直接诚实的态度对待楼上老头这件事的感觉有多好。后来我以那种男人对男人的简单方式与他对话，让我几乎感觉自己……很美国。”“感觉自己很美国，这一点对你有什么意义？”“解放。”我解释我对美国的看法，说这里的一切，从建筑到讲话方式，都单纯直接地表达解放的感觉。这时，对讲机响起，这一次的谈话结束了。我从长沙发上起身，穿过下一个患者正在等候的小等待室，正要离开，却听见身后传来薛芙医师的声音。“劳伦斯，麻烦你回来一下好吗？”我走回她的诊疗室，她关上门。“你好像留了样东西给我。”她说着指向长沙发。猩红的灯芯绒椅面上是库尔文先生的玻璃假眼。我已经忘了自己的这个小小恶行。昨晚我从库尔文先生家的厨房地上捡起这只假眼之后，一定就一直放在口袋里。我还来不及意识到（没有平常的警讯），脸已经红得像薛芙医师的沙发。她疑惑地看着我。“我可以解释……”我急不可遏地说，看见她那本小笔记本放在座椅旁的架子上。
“也许下次吧？”她用指尖捡起沙发上的玻璃球，递还给我。户外晴朗冷冽，通往公园的小径旁积了新雪，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先前气温一定暖得足以融化最上层的雪花，因为现在积雪表面有一层金属般的平滑结冻。我发现自己信步走进其中一处小入口。抬起头，树枝间的天空是绝美潋滟的深蓝，我仰望好几秒，觉得心旷神怡。视线回到地上，我看见了先前误认为薛芙医师的那个女子，她正从公园走出来，那条小径与我走的这条恰好交叉。
我看得非常仔细，以便确认是她。略短的黑发，橄榄色的肌肤，那种独特的写意优雅模样……绝对是她没错。她身穿绿色长大衣，领口与袖口滚着羔羊皮，一双及踝短靴，边缘镶滚黑色的毛皮或羊毛料。她来到两条小径交叉处，比我先走过，我突然想赶上去拦住她。我加快脚步。她一定是眼角瞄到了我，转过身来暂停脚步，直视着我。她的黑发下有一对金耳环。Aretes！我几乎脱口说出这个词，因为想起楚米齐克在移民归化局大楼排队照相时认识的那个女人。她正是住在这附近，不是吗？达科塔大楼以北一个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