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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毛泽东的唯一真正的朋友。在南岸私塾度过的痛苦岁月却培养了他扎实的古文基础，这有些讽刺意味。他能用古文体写出很有说服力的文章，这让他的其他弱点和过激行为不再那么引人注目。 对当时改良政治的了解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知识能够改造世界。
除了学校的全部课程外，他还读了两种很重要的著作。文表兄借给他几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梁是当时很著名的政论作家。还有康有为撰写的《戊戌变法》，这是改革（禁止）的最后宣言书，康是那次运动中卓越的思想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严谨的政治思想。
一位曾留学日本的教员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虽然他教的英语和音乐两门课毛泽东都学得不好。这是因为强大的日本对他很有吸引力。毛泽东喜欢当时那些描绘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功的故事和诗歌。“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好，并且感受到一些她的骄傲和强大。”［3］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这让他一生都深信日本是中国的兄弟友邦。
对战争这个主题的了解也标志着他迈出了了解世界历史的第一步。一天黄昏，刚刚做完运动，听到晚自修的铃声满头大汗的学生们就进了教室。毛泽东走到萧家二兄弟之一的爱弥跟前，想知道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书。那是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由于书籍对他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毛泽东就问他是否可以借读此书。在以后的几天里，就像陪伴着一个新情人一样，毛手不释卷地读完了这本书。
当毛泽东把书还回去时，爱弥·萧*发现书中被画上了各种各样的符号。毛泽东在描述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格莱斯顿、林肯、叶卡捷琳娜一世、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段落旁边都画了许多圆圈和圆点。
* 他的正式名字是萧三，我这里使用的是他半西方式的昵称（他自己根据卢梭的《爱弥儿》取的）。他的这个昵称广为同学们所知，可以把他和他的哥哥萧瑜区分开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 “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伟人！”毛泽东情绪激昂地对萧说，中国也要富强起来，“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他引用了学者顾炎武（1613—1682）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翻开《世界英雄豪杰传》，大声地向同学———他们还不习惯老老实实地坐着听他宣讲———朗读其中关于乔治·华盛顿的一句话：“只是在华盛顿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 苦的战争，美利坚才赢得了胜利和独立。”［4］
就像看到了地平线上方的一丝光亮，年轻的泽东开始注意西方了。当时以及后来，他一直在思索中国应该从西方借鉴什么而对西方本身如何并不感兴趣。美国已完成了一场革命，那么中国呢？
毛泽东喜欢读描写中国古代皇帝的书，对英雄的爱好使他想了解更多的伟大人物。其中有两个皇帝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一个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中国铁腕人物；另一个是汉武帝，是很有军事头脑的一代王朝的奠基人，他帝号中的“武”字即来于此。
同学们都很敬佩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等传奇小说的掌握，他们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段。但是毛认为小说描绘的都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他曾和历史教师去争辩这件事，诅咒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毛泽东不愿意接受批评，正像他后来在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时所承认的那样。［5］
为了这事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战国时期［6］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那些摸不着头脑的同学签名。
毛泽东是一个刚直的孩子，他不会通过变通来保护自己。他对在韶山时就使他如痴如醉的小说的看法如此天真、固执。
《三国演义》事件使他在东山的日子更糟，同时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到他后来思维特点的影子：思考方式偏执、坚持己见、任性地否定简单的事实、藐视异见。
毛的成绩很好，试读五个月后，校长允许他继续留在学校读书。虽然好的学习成绩对孤寂的他是一种安慰，但事情总是有两方面，一些学生因此更加嘲笑他褊狭的热情。于是，他开始考虑离开这所学校了。
在东山，毛泽东大大地开阔了眼界。现在，他又想周游湖南，看看长沙。
两次回韶山———一次在春节，一次是在初夏学期结束时———更坚定了他要实现自己理想的决心。毛顺生温和多了，但仍缺乏远见。“你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学业当上先生，回来光宗耀祖？”父亲问道。［7］
1911年9月，毛泽东挑着行李离开了湘乡。爱弥·萧自己也对东山有些不满，和泽东一起离开了。他们步行到湘潭，毛泽东在那里想申请进一所高小读书，因为年龄太大、个头太高而被拒绝了。［8］
毛泽东还有一条退路，他已请东山的一位教员在长沙的一所中学为他疏通一下。萧和毛泽东挤进从湘潭开往省会长沙的小轮船的三等舱。让毛泽东感到高兴而又惊讶的是，他没有费劲就进了一所漂亮的学校：湘乡驻省中学。
萧回忆说，长沙熙来攘往的人群使毛泽东“兴奋得讲不出话来”［9］。当时长沙有80万人口，气候炎热，缺少特色，又脏又乱。在1904年辟为通商口岸和外国通商后，长沙有些繁荣了，并且日益成为反抗清朝廷革命的堡垒。
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报纸。在这之前，他只知道印刷品是了解历史的窗口，可是报纸上讲的都是当今发生的事件啊！
《民立报》是孙中山鼓吹民族主义的喉舌。毛泽东从这份竖排版的报纸凌乱的栏目中看到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起义是由一位湖南籍革命者黄兴领导的。他回忆说：“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内容。”［10］
毛泽东受到了鼓舞，自己写了一篇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毛泽东在回忆他那篇贴在校门口墙壁上的充满激情的文章时说。他主张新政府应由维新派和革命派组成，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这和一个20世纪末的美国青年出于统一的热情呼吁美国政府应由杰克·凯姆当总统，奥普若·温弗瑞为副总统，Al？郾戈尔为国务卿一样天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2） 英雄仍然是17岁的毛泽东崇拜的对象。但是，君主不再在他所崇拜的英雄之列。在一次激进的行动中，他成为全校第一批剪辫子［11］的学生之一。为了反清事业，他和另一个剪掉辫子的同学一起催促原先曾“相约剪辫子”而后来又后悔的10个同学，用剪刀强行把他们的辫子剪掉。
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只待了四个星期。1911年10月，武汉城里的革命军向清朝发起了 进攻，统治了中国267年的最后一个王朝崩溃了。一个月内，革命军占领了17个省，清廷统治中国的时代过去了。
长沙宽阔的林荫大道上忙乱纷纷，群情高涨。政治脱离了旧的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新的轮廓。课本被暂时丢到了一边，学生们不再去写古文了，而是书写一些要求美好未来的标语。
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来到学校向学生发表演说，承诺要开创一个新时代。毛泽东听后非常激动，他决定“参加革命”。［12］他花了五天的时间来规划自己的生涯，之后参加了湖南革命军（即新军）。
毛泽东在长沙每月的饷银是七块大洋，两块用于伙食，其余大部分都用来买报纸。毛泽东看报纸时全神贯注，将其奉为至宝。他买的都是些左翼报纸；媒体是一种信息来源，因为报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种崭新的工具。
在《湘汉新闻》上，毛泽东看到曾留学日本的一位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其他的文章也大谈“社会主义”是一种重新组织社会的新思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词。
那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是指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士兵毛泽东却深为所动，他热情洋溢地写信给以前的同学，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概念，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 流浪生活（1） 在政治形势尚未明朗化的时期，半知识分子总是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军队，毛泽东开始显露出自己的半知识分子的特征。毛泽东不愿参加学生组织不只是因为自己年龄大，而且还是因为他对教育一直存在着矛盾心理。
毛泽东担心学校生活对他的影响。作为毛顺生的儿子，他比自己所期望的更像一名有教养的绅士。他喜欢那些没有文化的士兵把他看作学问人。他后来回顾说：“我能写，有些书 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13］他为士兵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纸。
虽然其他的士兵都是亲自去白沙井挑水，但毛泽东却是从到营房来卖水的挑夫那里买水。毛泽东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明确身份，他回忆说：“但我是个学生，不能屈尊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去买。”［14］他的父亲虽有绝对的权威，但始终未能把泽东培养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毛泽东在回忆1912年春天时说，“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15］孙中山已和袁世凯达成妥协，袁是个阴险的铁腕人物，他表面鼓吹共和，内心却留恋中国过去的帝制。革命的军事对峙阶段已经结束。
毛泽东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生活。在军队那段时间，他没打过仗，只是给长官们办些杂事。他之所以当兵，是因为他认为军队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中会起重要作用。他在与一位朋友的交谈中激烈抨击孔孟之道：“如果民众都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强大起来。”［16］
连长和排长们都劝他留下来，但是当他认为军队不再是时代的先锋时，他突然离开了。这位18岁的半知识分子决定重返学校。
去哪所学校呢？毛泽东拿不定主意，于是他查阅《湘汉新闻》和其他报上的招生广告。学费到哪里去找？家里捎来信说，到现在泽东必须谋份差事了。
这个曾经的士兵住进了很便宜的“湘乡会馆”，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流浪生活。
一个警察学堂的招生广告吸引了毛泽东，但他也喜欢一个开设肥皂制造课程的学校，是因为他认为这对中国的清洁、文明有益吗？这两个学校他都报考了，但是即将开学之际，他又退了出来。
他又报考了另外两所学校，政法学堂和商业中学，他指望这两个学校对家里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从他父亲那儿弄到学费。
毛泽东在第一次谈到他给父亲写信要钱时说：“我向他们描绘了我未来的美好前程，我说我会当律师或做大官。”［17］还没等到家里回信，这位犹豫不决的青年对这两个学校又失去了兴趣，当然也又一次搭上了报名费。
毛泽东不断地接受同学的劝告，今天听这个的，明天又听那个的。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决定下来。他什么都想抓住，结果一无所获。
不久，毛泽东瞄准了一个目标，他花钱报考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毛顺生同意支付学费，“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17］，年轻的毛泽东坐下来学习经济。
他起初肯定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很多课程和教材都是英文的。他的英文并不好，只是在东山高小时学了点入门的知识。
毛泽东回忆说：“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18］
不名一文，邋里邋遢，毛泽东无所事事地混迹于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用他那发呆的大眼睛盯着报纸。干什么去呢？
毛泽东一度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他看到了一切事物的两重性，他反求诸自身（其思维我们无从得知）。他坐在人生的高处，俯视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他以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19］
湖南省政府军的军火库爆炸，烈焰熊熊，他和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这支军队。但是现在，他以旁观者取乐的口吻说：“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 ［20］
一天，三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毛泽东，他正独自专注而平静地在城墙的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毛泽东从冥思中回到了现实，四人一起去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