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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三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毛泽东，他正独自专注而平静地在城墙的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毛泽东从冥思中回到了现实，四人一起去喝茶、吃瓜子。
这三个青年在社会地位上都比毛泽东高一等，其中一个常常借钱给他。对于政治，从世故的角度来说他们比他更懂。一位姓谭的青年是大官的儿子，他说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流浪生活（2） 当另一个学友说一些俏皮话来揶揄谭时，毛泽东不再闷声不语了，他激动地说：“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吧！”谭继续解释，对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争意志。毛泽东被这种看法深深地吸引住，他深思着，就像凝视长沙的红屋顶时那样。［21］
表面上看来优柔寡断的这个流浪者，实际上似乎正在孕育着一种新的世界观。 他又踏进了另一所学校的大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6个月之后就离开了。他对考学已很自信，在报考第一中学的考生中，他名列前茅。
也许有些自鸣得意，毛泽东对学校作了两点批评：“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生厌。”［22］这很能说明年轻的毛泽东的性格特征。
一位教员借给毛泽东一本很有趣的官方史书———《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为他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跳板。和课堂上讲的东西相比，他更喜欢这些谕旨、法令以及皇帝的御批等等。于是他决定自学一段时间。
好像6个月是毛泽东兴趣转移的自然跨度，他整天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时间也是半年。
他总是早上开馆就进去，下午闭馆才出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的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只是中午出去买个烧饼或几个包子当午饭。
他饱览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为了扩大知识面，他又转涉小说、中国诗词和希腊神话，还有改良派严复新近翻译的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和达尔文的名著以及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毛泽东在《世界英雄豪杰传》中就熟悉了后两位思想家。
他凝视着挂在图书馆墙壁上的《世界堪舆图》。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地图：中国只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几十个国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边境线把中国与外国分开，中国在这上面不是一个“中央帝国”。
他笑着对爱弥·萧说，在省立图书馆，他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23］他后来认为，这半年的书海生涯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
在不得不和别人共事时，毛泽东表现出一些猴气；但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时，他又会很有虎气。
毛泽东每晚都回到“湘乡会馆”，这里住满了当过兵的人、学生、过路客和一些虚度时光的闲荡汉。
有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一场武斗，士兵们袭击并想杀死学生。毛泽东此时似乎仍带着点道家自我保护的思想，而不像一位挺身而出的公民。他回忆那个血腥的夜晚时说：“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24］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房租是不能用读书的热情来交付的。不久，经济上的拮据迫使毛泽东又去查阅广告栏。他偶然发现了教书，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吸引了他：免交学费，食宿便宜，毕业后会成为一名教师。
毛泽东的两个朋友也力劝他进这个学校，他们指望毛泽东在入学考试时帮助他们，毛泽东答应了，便写了三篇文章。“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替朋友写文章的行为是不道德的。”［25］他回忆说。他认为这是友谊，他很高兴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学才能，就像在军队时那样。
三篇文章使他们都考进了这所学校。［26］家里同意了毛泽东的选择并给他寄来了钱，听凭兴趣、率意而为的时代已经结束。在23年后毛泽东回想起当年这段漂泊无定的生活，不禁有些好笑，他说：“从此抵制了所有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引诱。” ［27］
政局变得更糟，袁世凯丧心病狂，企图恢复君主制，并要登基当皇帝。在这个银样镴枪头的新复古派和孙中山领导的立场动摇而又松散的激进派联盟间互相角力造成的紧张气氛中，军阀们悄悄登场了。在长沙，一名军阀谋杀了两位在1911年起义次日上台的激进派领袖。到1917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军阀政府，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
日本在蚕食中国，但是没有人出来组织全国性的反抗。军阀乱于国内，列强迫于门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痛苦———湖南的生猪产量十年内下降了一半———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了悲观绝望的想法。 流浪生活（3） 中国虽已脱去旧的外壳，但是还没有获得新生。
这一切现象对毛泽东来说不是坏事。他还是需要冷眼旁观思索，而不是要去做些什么。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大好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段早年的课堂笔记道出了他学习的乐趣：“有了什么念头就随时记下来，头脑里有什么想法就高兴地表达出来，有助于保持平衡。” 毛泽东和其他400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一道入了学。学校两层楼的圆柱、拱顶和庭院完全仿照英国殖民地建筑的风格（其实是日本式的建筑翻版）。
和中国的一切高等学府一样，第一师范也是一所新学校，但它的设备和条件都不错，而且优秀的教员们继承了湖南的学术传统。
第一师范的外墙上写着校训：“实事求是”，所谓的“事”和这里的建筑一样是中西兼顾的。毛泽东上午读中国历史，午休时间看德国哲学。
毛泽东仍然精瘦，更显出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发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件灰色长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在聚会时更是很少说话。
通过许多课程的学习，毛泽东选择了自己的路。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他在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中遇到了一个观点，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解释的：“一则美国的格言说‘吾国说对即对，吾国说错即错’。”他有着广泛的好奇心并对折中主义有很高的兴致。他在给萧瑜的一封信中说：“耶稣被断章取义了，这样做的人未必有罪，即便真的有罪于一个睿智的人来说也不足挂齿。”［28］
毛泽东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在第一师范，他既有足以称道之事也有有失颜面的事。一次他读书到深夜，被子靠油灯太近，引起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父母包办婚姻而苦恼，毛泽东深表同情，到这位同学家，劝说他的父母放弃他们的安排。
在第一师范，人们很少呼他的名———泽东，而是叫他的字：润之，其意思是“施惠”或“润泽”。
毛泽东对于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连碰都不碰，经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对他喜欢的课程，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科学课程，他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见解，常得100分。
完全放弃枯燥的静物写生课不是毛泽东的做事风格，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在绘画考试时，他在试卷上潦草地画了个椭圆，题名“（又鸟）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一天上课时，一个简洁的构思使他得以提前离开教室。他画了一条水平线，在上边又画了个半圆，题名“半壁见海日”（这是唐代李太白的一句名诗）。他的绘画成绩不及格。 道德哲学和报纸（1） 毛泽东仿照维新派风云人物梁启超的自由文风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但是国文教员袁大胡子，“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做文章半文半白” ［29］。
袁还说毛泽东在自己每篇文章的最后都标上日期是傲慢自大。有一次，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他写有日期的那一页文章撕掉了。毛泽东站起来，抓住袁的胳膊，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要拉他到校长办公室去“评理”。［30］ 奇怪的是，这个对很多管束都进行反抗的青年却接受了古典文风对他的塑造。“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31］，他有点不坦率地说。实际上，他在心理上还是倾向于古文形式的，特别喜欢无神论学者韩愈（768—824）的行文技法。
22年后，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如果需要”，这句话含有讽刺意味，因为，毛泽东这时已开始对其他人用古文写成的文章大张挞伐了。）
因此，当毛泽东在政治上比改良派还激进时，他的文学风格还是落后的。他在文风崇古和政治革命两方面双双背离梁启超。
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在1919年给萧瑜的信中他写道：“胃病折磨我好多天了”；“注意健康很重要，一个人只有身患恶疾时才知道健康的幸福”［32］。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所受的教益主要来自道德哲学和报纸———这是他持续终生的两个爱好。
和绝大多数青年一样，毛泽东也从他的榜样和道德训诫那里学到了一样多的东西。从1915年起，他的道德楷模是一位很善于吸收门徒的人物，这位具有过激精神的绅士因为提倡寡妇再嫁而震动了整个长沙，这就是杨昌济，他是一根往旧中国的躯体中输入新鲜血液的导管。
杨昌济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人们称他“老夫子”。他讲课照本宣科。但是他在渴求生命意义的一代人的心灵中播下了会结出激进果实的种子。
杨昌济尊崇宋明理学（始于10世纪），但也花了四年的时间在英国和德国研究康德、格林（G．H．Green）和其他欧洲思想家的理论。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是他对心灵和意志的信仰。慎思、勇于任事、心之力能使世界改容。无疑，这是个人主义，但这是着眼于整个社会进步的个人主义。
没有哪位良师———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除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泽东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对杨先生的伦理学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他读了新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著的仅10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后，竟然写了12 000字的批注。一到星期天，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得宠的学生就带着敬畏的心情到杨家拜访，并在那里吃午饭。后来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结了婚，毛泽东最初遇到她就是在一次拘谨的周日午餐时。作为老师、朋友、岳父，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别人无法相比的。
毛泽东用文章回报了杨先生的德育观。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心之力》得到了一个奇异的分数：100＋5分，这使毛泽东很兴奋，他把这事告诉了许多人。
“一位道德高尚的人。”这位昔日的学生后来多次这样评价他的教授。［33］这是一种难得的赞扬，因为它已摆脱阶级分析的桎梏。
晚上，毛泽东常在学校图书馆全神贯注地读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至深夜。其他学生都到他这儿来听他讲一周来中国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动向。
对每一则来自欧洲的花絮新闻———凡尔登，兴登堡的权术，巴黎保卫战中的出租汽车的用途———毛泽东都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例证。他成了比较“活历史”（他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报纸）的顾问。
任何一位同学来找毛泽东，都会有人告诉他：“可能在报纸阅览室。”［34］
毛泽东用家里给他的一点钱中的一部分订了一份自己的报纸（他父亲说他这个习惯是“把钱浪费在废纸上”）。［35］他常把报纸周围的空白处剪下来钉成小本子，仔细一看就能发现，他在这些纸条上写着城市、河流、山脉的名称。毛泽东在读新闻时，手边总放着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新闻中提到的每一个地理名字，他都在地图上找到并记下来。 道德哲学和报纸（2） 杨昌济致力于他的精巧构思：对社会进行道德治疗；毛泽东则浏览报纸，这一通往社会行动的门径后来使他超越了杨昌济的道德范畴而走向暴力生涯。暂时的，对于这位仍坐在图书馆里的青年来说，德国的理想主义和热切的公民意识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为了使毛泽东遵循自己的路前进，杨昌济指引毛接近“船山学社”（王船山名夫之，17世纪的爱国者和关心民瘼的哲学家）和《新青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