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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首先要解决大明百姓们的吃饭问题，仓廪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识荣辱。百姓们吃饱了。们自然会选择他们应该走的路。到时自己只要关注并顺应历史潮流就是。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发展生产。并招募一些听话的文人。将自己的理念传播下去，为自己培养一批忠实的信徒和思想的继承者。
明代的邸报，大体由六科收集和发布有关的诏令和题奏，再由提塘抄出，经过筛选和复制，传发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官绅中传阅。邸报每天一期，每期三五千字不等，内容包括皇上的旨意、起居信息，官员的任免，臣僚的奏疏，军事信息，甚至一些可能是地方官奏疏中出现的社会轶闻。邸报本是发给各级官吏阅读，以了解朝政的，民间想要抄读，并不容易。
【109】要收商业税
明代，官报由通政司负责传发，16世纪中叶以后，明朝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在封建政府的监督下，编选一部分从内阁有关部门抄来的一部分邸报的稿件公开发售，这一类报房大多设在北京。它们所发行的报纸，通称“京报”（有时也混称“邸报”。报房在京城，又从京城向外传发。内容由皇帝谕旨，朝廷政事，官吏的奏折三部分组成）。报房出版的“京报”有报头。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以后，普遍使用活字印刷（明末邸报的活字印刷是我国新闻传播技术一大进步）。出版和派送京报，从明朝中叶起，成为一项公开的职业。明末的“京报”曾经刊载过社会新闻。邸报贩卖商人形成了更大的售卖规模，甚至出现了印局和报馆，直至万历时期南北“报馆”甚多，且多为民办，这些商人相互竞争，甚至直接买通某些官员的小厮或司礼监的太监，将奏章内容提前透漏出来以供贩卖，他们是至今可考的最早的“狗仔队”。邸报等原始报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明朝政府的信息透明度和民间团体的参政性。
财力雄厚的宋友亮要办报纸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以当时印刷书籍的成本来说，一厘银子可以印两到三页，如果一份报做成八个页面的大小，印刷成本也就是两三厘，再算上其它的费用，每份卖一分银子，应该可以保本了。登州府人口有二十多万，但是大部分是文盲，断文识字的人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算来也有八千来人。这八千人中有一成人愿意买报纸，就有八百份的发行量。
一天八百份，每份银一分，总计八两，此外还需要探听消息的包打听、编写的编辑、排版的工人等等，按照这样办报纸，铁定是亏本的。不过宋友亮不在乎这点钱，比起掌握舆论导向和话语权，这点钱不算什么。
当然，媒体的舆论力量是把双刃剑，为了有效地控制媒体，确保这些报纸成为自己的喉舌，宋友亮专门成立了一个宣传司，齐鲁报馆依旧日后所有开设在登州境内的报馆、印局，统统要到这个宣传司来备案登记。同时，报馆雇佣的包打听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和甄别的，除了在其中安插了锦衣卫番子，这些包打听也要参与到情报收集工作中来。后来，宋友亮干脆让锦衣卫百户司徒弓参与其中，齐鲁报馆成了舆论宣传和情报收集的结合体。几百年后，脱胎于齐鲁报社的情报部门变成了全球最大也是最神秘的部门，常年拥有上万名情报人员和遍布全球的四百多万线人。
很快，齐鲁报馆的第一期报纸就发行了，报纸的名字叫做《齐鲁新闻》但是售价却不是一分银子，而是两个铜板。因为宋友亮从一开始就不打算靠报纸赚钱，他要赚的人心。第一期一共印刷了一万分，绝大部分是用来免费派送的。
《齐鲁新闻》和现代报纸差不多，分作各个版面，头版是一些抄自邸报的信息，如皇帝的圣旨。一些官吏的任免升迁等。二版是新闻性的东西，主要介绍山东和登州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吸引各方人流，在报纸上还连载小说传奇和杂闻之类，还有各地一些商事及农事上的东西。《齐鲁新闻》还接受个人投稿，一些穷秀才要是自觉文笔尚可，就可以写一些骈散之文前来投稿，已经录用稿费从优。
同时，报纸还接受刊登广告。不过，当时人们还没有做广告的意识，甚至很多人不知道“广告”是什么。于是最让宋友亮哭笑不得的事情发生了，第一个来要求刊登广告的，是一位眼光独到的老妇女。这人不是别人，乃是登州府城内新开张的妓院群玉院的老鸨徐妈妈。她刊登的广告是：群玉院新店开张，有南方淑女，北方佳丽，各个国色天香，吹拉弹唱色艺双绝，欢迎各位大爷前来赏光。徐妈妈还特地注明，前十位拿着这份广告来群玉院的相公，喝花酒只收一半钱“有辱斯文~真是有辱斯文~”许多识字读书相公嘴里一面骂，一面将这份广告揣进怀里，按照广告所写的地址，直奔群玉院而去当然了。作为宋友亮的喉舌。《齐鲁新闻》主要作用是引导舆论。为皇帝和宋友亮唱赞歌。头版头条陆续就是。
《皇帝陛下敕内臣勿干外政》《紧密跟随宋军门——建设美丽富饶登州府》《阳光明媚的早上，黄军门、袁监军和陈知府共商登州府惠民仁政》《依法纳税光荣、偷税漏税可耻——登州工商司挂牌成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说工商司成立的必要性》《鳏寡孤独笃疾皆有所养——随宋军门、陈知府慰问养济院见闻》《艺高人胆大——登州将士操练忙》《登州粮食大丰收贫苦百姓笑开颜》《山东各地垦荒忙来年粮食装满仓》另一个成立的部门就是报纸上提到的登州府工商司了。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宋友亮发现登州和海阳的商人越来越多，但是自己一直没怎么收那些商人的商业税。经过清查，只有古雨山为首的几大商帮是照章向自己纳税的，其余一些商人则是能偷就偷，能漏就漏。
于是宋友亮决定严格贯彻实行大明各州的牙帖制和市籍制，并依此而照章纳税，有偷税漏税者，将严惩不贷。依大明的规定，城市地商人必须实行商人市籍制度。所谓地商人市籍制度，就是商人们手持申请市籍开业保证书到地方政府登记，经官府批准，取得了某地居住的权利，并交纳一定地市租后，才准在城内建立商店，从事商业贩卖等经营业务，和后世的工商管理证书，营业证书等差不多。这种制度的实行，有利于对商人的管理和征税。
至于牙帖制，是指一些收取佣金的中间商，批发商，金融商，商业经纪人之类的人物，经本人申请，官方批准后，领取印信文簿，就可以从事各式各样的经营活动。考虑到登州商业的繁华，已经出现一些牙行，钱庄当铺之类的商店，这个管理制度，有必要跟上。至于这些商人们的管理，商税的征收工作，便由新成立的工商司管理，该司设大使、副使、攒典、巡拦等小吏。收上来的钱，每年除了公费外，按登州镇内各官的大小集体分红。
大明凡商税，皆是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今上于万历十年又有言，铺行下三则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其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壹分伍厘。登州府依旧按照这个标准执行，但是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一条：逾期不补缴税金的，如果查实偷税漏税，非但要补缴税金，还要处以相当于税金十倍的罚银。
【110】洛阳破了、福王死了、崇祯纠结了
崇祯十四年二月中旬，李自成攻破洛阳。
杀死福王的消息才传到了北京的。消息之所以迟，是因为洛阳已经没有地方官向朝廷飞奏，而是住在开封的河南巡抚李仙风得到确实消息之后，然后向北京发出十万火急的塘报和奏本。洛阳的事，几天来北京朝野已经有些传闻，但是谁也不肯相信，认为是不可能的。在李自成破洛阳之前，住在北京的人们心中只有个张献忠，知道李自成名字的人很少，原来知道他的人也几乎把他忘了。如果仅仅是破永宁这个县城也不会引起北京朝野的注意。十几年来，内地州、县城池失守，成为常事，在北京确实早已算不得重要新闻。李自成的人马在永宁杀掉一个万安王，才使这件事有新闻价值。但是万安王毕竟是一位不重要的郡王，又同当今皇上不是近族，所以这件事在北京不能成为轰动的新闻。关于李自成是从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到河南的，有多少人马，如何行事，几乎没有人关心。直到破洛阳和杀福王的消息正式报到北京，才真像是晴天霹雳，使大家猛一震惊。从此以后的十来天内，不论是在大小衙门，王。侯、贵戚邸宅，茶馆酒肆，街巷细民，洛阳事成了中心话题。
崇祯得到飞奏是在快迸午膳时候。他登时脸色大变，头脑一蒙，几乎支持不住，连连跺脚，只说：“嗨！嗨！嗨！”随后放声大哭。他从来没有在乾清宫中这样哭过，使得乾清宫的大小太监和宫女都十分惊慌，有头面的都跪在地上劝解，没有头面的都在帘外和檐下屏息而立。一个站在檐下的老太监，曾经服侍过万历和天启，一向不大关心宫外的事，总以为虽然有战乱和天灾，大明江山的根基如铁打铜铸般地牢固。他日夜盼望能亲眼看见国运中兴，此刻忽然知道洛阳的消息，又见皇上如此痛哭，忍不住哽咽流泪，不忍再听，脚步蹒跚地走到僻静地方，轻轻地悲叹一声，不自觉地说道：“唉，天，可是要塌下来啦！”
崇祯哭了一阵，一则由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德化也闻信跑来，跪在他的面前劝解，二则想着必须将洛阳事禀告祖宗神灵，还要处理洛阳的善后事儿，便止了哭，挥退众人，孤独地坐在乾清宫西暖阁的御榻上沉思。
午膳时候，撤去了照例的奏乐，将几十样菜减到十几样，叫做“撤乐减膳”，表示国有不幸，皇帝悲痛省愆。崇祯正在用膳，忽然又想起洛阳的事，悲从中来，簌簌泪下，投著而起。原想午膳后休息一阵，方去禀告祖宗神灵，现在实在难以等待，他也不乘辇，步行去奉先殿，跪在万历的神主前嚎啕大哭。
周后听到消息，传旨田、袁二妃，太子和永、定二王赶快来到坤宁宫，率领他们赶到奉先殿。因为不奉诏不得入内，便一齐跪在殿门外，劝皇上回宫进餐，不要过于悲伤，损伤“圣体”。崇祯哪里肯听，反而哭得更痛，皇后等劝着劝着，一齐大哭起来。因为皇帝、皇后、皇贵妃、贵妃、太子和二位小王都哭，众多随侍的太监和宫女无不哭泣。从殿内到殿外，一片哭声，好像就要亡国似的。
这天下午，工部把新筑好破虏将军大印以及一身做工精细的山文甲和一柄同样精雕细琢的龙泉宝剑送到了崇祯面前“这是什么？”崇祯双目因为哭泣而变得通红浮肿“这是陛下下旨，专为登州总兵宋友亮打造的大印、盔甲和宝剑。”工部官员小心翼翼地答道“对~~真还有宋友亮！”崇祯强打起精神，“改~”
“改？”工部官员听不懂崇祯在说什么“改为破贼将军印。”崇祯取出锦帕，轻轻地擦了擦眼角，“让兵部发文，封宋友亮为破贼将军，领兵赴河南绞杀闯贼。”
“遵旨~”工部官员心里暗暗叫苦，这下又要日夜赶工了崇祯话音未落，只见王承恩急匆匆地从殿外跑来，工部官员赶紧借机离开王承恩说道：“陛下，宋友亮上表请战。”
“请战？他又要扬帆出海去辽东吗？”崇祯有气无力地说道“非也，他听说闯贼肆虐河南，乱我大名心腹之地，说攘外必先安内，自愿请战河南。”王承恩答道“好~~”崇祯一听这话，立刻象一个被打足气的瘪气球一样鼓舞了起来，“各地兵将畏贼如虎，接到调令都是阳奉阴违。难得宋友亮还想着精忠报国，为国除贼。”
“但是~”王承恩又用很低沉地声音说道：“宋友亮说自己年轻气盛，有资望不够，请求陛下派几个德高望重又沉稳老练的老臣和熟悉地方事务、办事干练的地方大员一起前往，以助统筹全局。”
“他到谦虚”崇祯笑了笑，随即忙问：“他说要谁一起前往？”
“孙传庭和方孔炤！”王承恩小心翼翼地答道“孙传庭和方孔炤？”崇祯一听二人的名字，立刻眉头就皱了起来孙传庭，字伯雅，代州镇武卫（今山西代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21年，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于崇祯八年（1635年）秋天出任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