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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员同志们，”维辛斯基说道，“你们一定不难发现，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认罪是真心诚意的，在这个法庭上，他们曾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叶甫多基莫夫这几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的确，对公诉人的夸奖，赖因霍尔德当之无愧，从审判开始到结束，他都一直在给维辛斯基捧场。为了攻击其他被告。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热情和超群的记忆力。无论哪个被告人，只要其陈述与预先确定的台词稍有出入，赖因霍尔德就会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做一番纠正，活象他的同伴因为害怕而故意要向法庭隐瞒什么。甚至当公诉人在某一点上弄错了的时候，赖因霍尔德也会坐立不安。跃跃欲试他请求法庭允许他对维辛斯基的话“做一点补充”。而这时，维辛斯基也总是对这位被告人的补充洗耳恭听，嘴角还挂着宽宏而善意的微笑。
皮克尔则象个应声虫，不折不扣地重复着赖因霍尔德的每一句话。不，他讲话时显得很冷漠，缺乏赖因霍尔德那种做作的义愤和激情。
对于维辛斯基来讲，尽管没有物证，但要揭露被告人和发表激昂的起诉演说并不困难，因为对他在起诉中提出的罪名，被告们不仅不反驳，不鸣冤叫屈，反而想方设法予以承认。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绘声绘色地描述这骇人听闻的大阴谋，甚至不顾及许多众所皆知的事实，例如，在所谓实施这一阴谋时，这些被告人中相当一部份报本不可能参加，因为他们有的在坐牢，有的在遥远的流放地。维辛斯基在结束起诉演说时高声喊道：“我强烈要求将这群疯狗统统枪毙，一个不留！”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即开庭的第四天，被告们都把自己的“最后陈述”的底稿交给了莫尔恰诺夫，而后者又把这些底稿送去给叶若夫审阅。叶若夫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底稿中有关被告人同列宁的密切关系和他们的革命功绩的文字统统勾掉。审判闹剧的导演们不愿意让老布尔什维克们向法庭陈述自己那光荣的过去，因为那样一来，全部指控就会显得更加站不住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公开发表的审判材料中，根本看不出主要的几位被告人曾经参加过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建活动，曾经是十月革命的领导成员。甚至连他们过去正式在苏维埃政权中担任的职务也不准提及，在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决书中，紧挨姓名的职务栏里，填的全是“职员”。
被告们作“最后陈述”，可以算是整个审判中最悲惨的一幕。在这一幕中，被告们怀着能使自己的家庭和同志免遭斯大林迫害的希望，走到了自己抵毁自己的极限。他们都了解斯大林的报复心和残忍，所以，不顾一切地甚至“超额”地去完成侦讯机关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唯恐让斯大林抓住一丁点借以撕毁其许诺的理由。他们时而把自己骂成是丧尽天良的凶手、法西斯，时而高声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尽管他们心里知道斯大林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和革命事业的叛徒。
第一个站起来做“最后陈述”的，是穆拉奇科夫斯基。尽管有过不准向法庭提及革命经历的警告，可他实在忍不住，居然置这警告于不顾，一开始便简短地叙述了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过去，他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甚至连他的爷爷都是革命者，组织并领导过著名的南俄工人协会。他的父母都是投身革命的工人，蹲过沙皇的监狱，而他本人第一次被捕时，仅仅才十三岁，罪名是散发革命传单。
“但现在，”穆拉奇科夫斯基苦笑着嚷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却是一个反革命！”
审判长与检察长惊慌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又警惕地盯着穆拉奇科夫斯基。维辛斯基甚至欠起身来， 准备发暗么这暗号只要一发出， 大厅里那些经过训练的“听众”就会大声起哄，穆拉奇科夫斯基就别想再继续说下去。就在这个时候，穆拉奇科夫斯基自己却说不下去了。他流着绝望的泪水，使足全身力气一拳砸在被告席前的木栅栏上。大概，皮肉的疼痛帮助他战胜了精神的软弱，他恢复了自制力。
他赶紧解释说，他刚才之所以提到自己的过去和为革命立下的功绩，并不是想替自己开脱，而是要让在场的人都知道，不仅沙皇的将军、公爵和贵族会当反革命，而且象他这样出身无产阶级血统的工人，只要稍微偏离党的总路线，也会成为反革命。
我清楚地记得，当穆拉奇科夫斯基讲完这句话后，审判长乌尔利赫朝维辛斯基投出满意的一笑，而后者也显然放下心来，坐了下来。
“在这以后，穆拉奇科夫斯基就再也没有背离预先批准的“台词”了。他从各个角度痛骂托洛茨基，并承认中央严惩反对派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
在即将结束自己的“最后陈述”、时，穆拉奇科夫斯基简直是向斯大林跪地求饶了。不幸的遭遇，使他完全陷入了一种被虐待狂的精神亢奋状态之中，他竟出人意料地竭力狂喊道：“我们没有及时听从他的话，他才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教训！他对我们的斥责太好啦！”
实际上，这是穆拉奇科夫斯基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他想以此向斯大林表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仍然希望得到对方的宽恕。
他清楚地知道，再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愚蠢而肉麻的恭维更能讨得斯大林的欢心了。换言之，斯大林最讨厌的和要惩罚的，是那些敢于同他唱对台戏的人。穆拉奇科夫斯基一定是相信斯大林这一次会实践自己的诺言，不枪毙他，所以在“最后陈述”中，他没有公开请求宽大，相反，却用了这样一句结束语；“我的所作所为，背叛了党的事业，所以，作为叛徒，我活该被枪毙！”
加米涅夫在做“最后陈述”时再次强调，他承认对他提出的全部指控。他不仅没为自己做任何辩护，反而向法庭证明，他不应该得到宽大。然而，当他讲完并坐下去后，又突然站起来说道：
“我还想给我的孩子讲几句话。我没有其他机会对他们讲话了。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空军飞行员，一个是少先队员。在我临死之前，我想对他们说：无论我将得到什么判决，我现在都认为它是公正的。孩子们，请不要朝后看。要向前走。同苏联人民一快跟着斯大林向前走。”
说完，他一只手捂住眼睛，重新坐了下去。在场的所有人都无不为之动情，甚至连几位审判员的脸上，此时也失去了平常那石头般的冷漠。
该到季诺维也夫做最后陈述了。人们很难相信，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那个曾经多次在党代会和共产国际大会上使听众为之倾倒的天才演说家。他呼吸沉重，讲起话来既无自信，又缺表情。他甚至一反多年的习惯，既不看听众，也不寻求他们的共鸣。只是在讲了好几分钟之后，他才逐渐有了自制力，语言也流畅起来。他直立在栅栏后面，宣读着斯大林的手下为他拟好的稿子。他那副模样，令人想到一个平庸的替身演员，而且，这个演员正在竭力模仿季诺维也夫过去的演说风格，以便把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角色扮演得象样一点儿，从而让人们更加相信，季诺维也夫过去的功劳全是骗人的，因为如今的事实表明，季诺维也久历来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叛徒。
季诺维也夫的最后陈述，同加米涅夫的如出一辙。他也没有为自己，反而为斯大林作了一轮辩护，在结束时，他讲了一套含糊不清的，明显带有斯大林式的拙劣推理的话：“我先是歪曲布尔什维主义，后来变成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接着又通过托洛茨基主义走向了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而我的季诺维也夫主义，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变种”
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及内务部的三名暗探——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杯，也都分别做了“最后陈述”。除了奥利别尔格之外，其余四人都向法庭表示，他们不要求得到宽大。然而，这几名冒牌被告无论嘴上怎么一说，内心都丝毫也不怀疑：他们绝无生命危险。
八月二十三日晚上七点三十分，审判庭成员离庭进入会议室。亚果达也跟了进去。判决书的内容是早就拟好了的，抄写一下顶多只需两个小时。可是，审判庭成员们在会议室中整整呆了七个小时。半夜两点三十分，即八月二十四日凌晨，他们又重新出现在审判席后面。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审判长乌尔利赫开始宣读判决书。他呆板地读了十五分钟，才念到量刑部份。这时，大厅各个角落都响起紧张的咳嗽声。审判长停顿了一下，等大厅恢复平静之后，才一个接一个地念完全体被告人的姓名，接着又来了个长时间的停顿，最后宣布判处全部被告人极刑——“枪毙！”
熟悉政治案件审判程序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们，都以为审判长接着会讲出这种场合惯有的公式化语言：“但是，考虑到被告人过去的革命功绩，本法庭认为可以不对他们适用死刑，并改死刑为”
然而，这种老一套没有出现。无论人们多么惊愕与不解，审判仍然以死刑判决而告终。在场的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马尔利赫已经不慌不忙地将刚刚宣读过的那份判决书放进了自己面前的文件夹中。
就在这一瞬间，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厉刺耳的吼叫打破了审判大厅里的沉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事业万岁！”喊这口号的，是被告人鲁利耶。他身材瘦小，满头继骛不驯的散发下．一双乌黑的眼睛熠熠闪光。
按照苏联法律的规定，被判死刑的人有权在七十二小时内递交赦免申请书。一般来讲，在这一时限之内，即使赦免请求被驳回，也不能执行死刑。但这一次，斯大林践踏了这一法律规定。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即宣判死刑仅仅一昼夜之后，莫斯科的报纸上就登出了官方通告。死刑判决已经执行。十六名被告人全部枪决，无一幸免。
第十五章 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失策
内务部的侦讯人员们万万没有想到，斯大林并没有因为把老布尔什维克送上法庭受辱而感到满足，居然没把他们送回监狱或集中营以保留其生命。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被告人被统统枪毙这件事在内务部工作人员中间引起的震惊，绝不比全体苏联人民的震惊小。
只有象切尔托克和尤日内这样的迫害狂，才依旧挂着一副了不起的神态，活象他们是履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的英雄。而大多数侦讯人员却垂头丧气，心灰意冷，对刚刚结束的审判避而不谈。不少人忙着预订火车票，想尽快离开莫斯科，去度过他们早就该得到的休假。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大失所望。八月底，他们又被召到秘密政工局。莫尔恰诺夫向他们宣布了一项意外而惊人的通知：“今年，你们不得不忘掉休假，因为侦讯工作并没结束，还仅仅才是开始！”
莫尔恰诺夫告诉到会人，政治局委托他们准备第二次审判。这次要指控的，是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索柯里尼柯夫等人。对斯大林交下的这一新任务，没有任何一个侦讯人员敢说个“不”字。当然，也有少数抱怨说，连续几个月的审讯和熬夜，已经把他们折磨得筋疲力尽，现在再也无力去审新案子了。但无人理睬这些嘻嘻话。
有个审讯员试图逃避这项新任务，他散会后就跑进内务部医院，真真假假地诉说了一番病情，指望弄张病假条。可是这个“门子”也很快被堵死了。
就这样，内务部又投入了第二次审判的预审工作。这次审判将把列宁的另一批战友送上被告席。
而在这项工作开始之前，心报手毒的斯大林还实施了一起独裁行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他召见亚果达，下达了一道连最残忍的剑子手听了也舍不寒而栗的密令。
那一天，即枪毙了那些他亲口许诺要保全其生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后的第六天，他又命令亚果达和叶若夫，从监狱和集中营里挑选五千名当年参加托派最积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予以秘密枪决，尽管他曾经也答应过不伤害他们的生命。
在苏联历史上，这是首次对共产党员的集体大屠杀，而且连形式上的审判也没进行。后来，一九三七年夏天，当叶若夫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之后，斯大林又命令他准备了第二批五千人的原反对派成员名单。这五千人也同样未经审判就被集体枪毙了。这样的屠杀究竟发生过多少次，我不清楚，大概，在最后一名原反对派成员没被消减之前，血腥的杀戮就不曾停止过。
一九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