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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瓦尼始终拒绝诽谤自己，最后接死在枪口下。
第二十一章 囚室里的亚果达
不经审判的枪毙和不可理解的恐怖，象阴云一样，笼罩着苏联全国。正是在这种阴森可怕的气氛中，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这一次，将把作为列宁的亲密战友的最后一批老布尔什维克推上被告席。现在，斯大林的刑讯专家们对自己的“成功”更有把握了。首先，他们的逼供手段已顺利地经历了两次审判的考验；其次，几年来大规模的恐怖浪潮已使人们产生了胆小怕事的变态心理，这正好成了侦迅人员向受害人施加压力的辅助手段。
现在，要摧毁受审人的意志，恫吓比许诺要有效得多了。在头两次莫斯科审判的侦迅阶段，不少被告人还不太相信斯大林会把有关株连家属的威胁付诸实现。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受审人胆敢视这一威胁为儿戏了。仅管如此，为了彻底打消被告人的幻想， 叶若夫又在每间牢房里都安插了由内务部特务装扮的犯人。“这些阿巴人”的任务，是向自己同牢的“难友”讲述一些十至十二岁的孩子陪同父母上刑场的故事。在这种到处都在杀人和自杀成风的恐怖气氛下。处于精神极度痛苦和恐慌中的被告人，对任何胡扯都会深信不疑。
在这里，我很想举几个真实事例，来说明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子女的悲惨命运。我记得。一九三七年秋，我们这些在外国的内务部人员就听说，叶若夫曾命令内务部各分局领导人在全国各地逮捕那些父母被枪毙了的青少年并象对待大人一样，判处他们死刑。刚听到这一消息，无论我还是其他同志都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因为这不可能。斯大林怎么会指控十来岁的孩子，说他们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呢？然而，这一传闻非常“固执”，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国内传出来，而且是来自一些“消息灵通人士”。
当时，我无法得到有关老党员的子女受迫害的具体事实材料，脱离斯大林政权后。更不敢奢望找到这方面的材料。然而，生活总是充满意外——我很快就找到了能证实上述传闻的证据，而且是通过公开渠道，即苏联的官方报刊自已被露的。
一九三九年二月底，苏联报刊登出一则消息：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市内务分局局长卢尼科夫及其手下被逮捕，因为他们曾抓过许多儿童，并强迫他们承认自己参加了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阴谋组织、这篇报导还说，这些儿童被推进本来就已挤拥不堪的牢房里，同刑事犯和政治犯关在一起。该报还揭露了一个名叫沃洛佳的十岁男孩因受本了日以继夜的刑讯而承认自己参加法西斯组织的全部过程。
一名控方的证人在法庭上作证说：
“例如，我问孩子们是在哪里见过法西斯的，他们回答的大意是：‘我们只是在电影里见过法西斯。他们都戴白色的制帽。’当我又问到有关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时，孩子们的回答是：‘这些人我们是在监狱里看见的，他们同我们关在一起。”
既然孩子们在监狱里看见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就意味着，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也同样在狱中看见了这些儿童，并肯定知道他们也被指控犯了死罪——一参加反国家阴谋集团罪及其他罪行。豪无疑问，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和孩子的生命，不让他们遭受斯大林的严刑拷打，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斯大林怎么会允许这一“儿童案件”的公审和见报呢？这岂不是往他自己脸上抹黑吗？其实，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知道，这本是斯大林的惯用伎俩：每当自己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后（哪怕只是在内部），斯大林就会立即把责任全部推卸到自己的手下身上，装模作样地将这些替罪羔羊交付法庭。而在法庭上，人们是绝对听不到这些被告人出卖主人的话的，因为他们同样顾惜自己和家人的生命。
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开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出庭的主要被告人有：尼古拉·布哈林——原共产国际领导人、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阿列克塞·李可夫——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列宁逝世后曾任过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原党中央书记、为列宁主管组织工作的副手；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一个倍受尊敬的老党员，为革命立下过丰功伟绩，曾被列宁派去领导过苏维埃乌克兰的工作。
然而，与上述这些党和国家最优秀的活动家并排坐着的，或者，在列宁的这些被指控的朋友和战友之间，还有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此人在被告席上的出现，立即轰动了整个世界。
这不是别人，正是原内务部头子亨利希·亚果达！一年半之前，即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一个夜晚，就是这个亚果达，与叶若夫一块亲临内务部地下室监“斩”，枪毙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而现在，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亚果达自己也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了同一个阴谋组织的参加者，成了被他严刑拷打并枪毙了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老布尔什维克的“同案犯”！
世界上难道不能找出比这更离奇更荒唐的事吗？大概，斯大林把自己那制造冤案和假案的全部天才都用进了第一二次审判，所以，他那“创造性”想象力现在已消失殆尽
这个现象在肤浅的观察家看来确实是荒唐的，然而，对这一荒唐现象所作出的切合实际的解释，却正好能揭示出三次莫斯科审判的一个核心秘密。问题在于，斯大林采用这种“愚蠢”的方法，绝不是考虑不周，相反，只要是玩政治阴谋，他的目光就特别敏锐，手段就特别狡猾、毒辣。他这一次之所以显得这么“蠢”，仅仅是由于无法避免一些特殊的困难，实际上，一切伪造者在其伪造品露出马脚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些困难。
把亚果达说成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同伙，固然既荒唐又可笑，但是这样一来，斯大林便得以摆脱他很久以前犯下的另一罪行——谋杀基洛夫，要知道．那件事也干得并不干净，许多痕迹都直接指向了他——斯大林。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基洛夫被杀后的第—天上午，斯大林就扔下一切工作去了趟列宁格勒，名为调查案情，实为检查那些为掩盖真象而采取循一切措施是否已经落实。当他发现“内务部之手”在案件中暴露得十分明显之时，就采取了紧急措施去消灭痕迹：立即下令枪毙直接刺杀基洛夫的凶手，秘密处决所有知道内务部插手过这一案件的人。
斯大林企图永远隐瞒基洛夫被害的内幕，可他失算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基洛夫在走廊上被杀时。他的贴身警卫居然一个也不在现场，这件事不能不引起其他的州党委成员极大地震惊和怀疑。而且，基洛夫的副手们都知道，基洛夫被杀的两周之前，凶手尼古拉耶夫就因为私藏手枪进入斯莫尔尼宫而被抓住过。他们自然要想：是谁在两周后又把通行证发给了这个凶手呢？
最令人可疑的，也是最能证明基洛夫是被自己的政权“镇压”的，恐怕还要算斯大林紧接着下达给阿格拉诺夫和米隆诺夫的一项秘令：立即清洗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分子”。于是，几百名优秀干部被召到列宁格勒内务分局。这些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党政机关和经济企业的骨干被勒令在一周之内离开莫斯科，前往远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新的工作岗位。
在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不由党组织而由内务部来给党的干部重新分配工作，这还是第一次。由于出发期限规定得太短，许多厂长或经理根本来不及移交工作。所有试图抵制或要求给以某种解释的干部。 都被一句硬梆梆的回答给顶了回去、“您在列宁格勒呆得太久了”。一九三五年夏天，就有三千五百多名干部被这样起出了列宁格勒。这很象是几年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失败后在各大城市开展的那场清洗“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运动。难怪党内出现了传闻，说基洛夫企图组织一个新的反对派，但初露端倪就被消灭了。
此外，有关基洛夫被杀的真象，内务部工作人员所知道的，也比他们应该知道的要多，正是他们把有关列宁格勒内务分局曾插手这一暗杀的情况传进了中央各机关。
了解内情的党员都知道，亚果达这个内务人民委员实际上是个傀儡，内务部的真正主宰是斯大林。这些党员自然就会想出结论（起码要猜测）；既然内务部卷入了对基洛夫的暗杀。那就意味着这是斯大林授意干的。
基洛夫被杀的内幕，在党内基本上已不再是秘密，对这种状况，斯大林知道得比较晚：负责为他提供情报（包括各种传闻和人们的情绪）的亚果达一直不敢汇报这一情况。亚果达耳边一直回想着当初斯大林在列宁格勒骂他的那些话。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大人物虽然也逐渐听说了基洛夫案件的真相，可是他们也没及时向斯大林进言：那样一来，他们无异于主动把自己划进了“知情太多”的人。
总之，当斯大林知道这一切时，已经晚了。来不及采取更严密更合适的措施来掩盖真象了。他只剩下一条路：公开承认基洛夫死于内务部之手，但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亚果达身上；既然在前两次莫斯科审判中，谋杀基洛夫的责任是栽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身上的。那么，亚果达现在就只能是他们的同案犯。就这样，任何一个伪造犯都会产生的掩盖痕迹和推卸责任的“本能”迫使斯大林把两种互不相容的说法合为一体、从而出现了这一天方夜谈：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并枪毙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实际上是他的这些牺牲品的同伙。
亚果达，这个斯大林独裁政治中有权有势的代表人物。突然出现在被告席上，本来就足以引起全国大哗了，更何况斯大林还按照自己的习惯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硬栽到了他的身上。一个领导苏联反间谍机关长达十五年的人，居然自己就是个外国间谋，这本来就够荒诞了，更有甚者，这个以残酷镇压托派分子而闻名全国的刽子手，居然自己也是个托派分子，而且是托洛茨基的死心塌地的特务。
据指控，就是这个亚果达，曾把毒药喷洒在叶若夫办公室的墙壁上，企图毒死后者。正是这个亚果达，豢养一大群医生，以便将那些他不敢杀害的人“医死”。这些手段不禁令人想起古代那些用毒花的香味和毒蜡烛的烟雾杀死情敌的传说。
然而，人们却不敢把这一切仅仅当作是恶梦般的传说。法庭审理速记稿、枪毙人的大布告，用白底黑字将这些恶梦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在这些可怕的现实中，人们只能得出一个时刻都不敢忘记的结论：既然如此霸道的亚果达都被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大牢，那么，在苏联就没有人是安全的；既然连制造刑讯机器的人本身都承受不住这一机器的压力，那么，任何一个死刑犯都别指望得到赦免。
说实话，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斯大林是不会把亚果达推上被告席并指控他杀害了基洛夫的。要知道，失去亚果达，拒绝他那无人可及的效忠，这对斯大林可是个重大损失。十五年来，他们两个“携手共进”，亚果达几乎成了斯大林的“第二个自我”。再也没有人比亚果达更了解斯大林了。在斯大林的全部亲信中，就数亚果达最“劳苦功高”，斯大林对他的信任，也不是任何其他人可以相比的。
正是具备了斯大林那种狡诈和多疑的特点，学会了斯大林玩弄政治阴谋的高超艺术，亚果达方有可能用恶毒的蜘蛛网缠死斯大林的潜在政敌，才有可能为斯大林挑选一大群不讲原则却十分忠心的帮凶。
只要斯大林对哪个人民委员或政治局委员的忠诚起了疑心。亚果达立即会把自己的一名可靠的部下派去给这个被怀疑的人当副手。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亚果达的助手普罗科菲耶夫先后当上了重工业部的副人民委员和国家监委的人民委员；内务部的两位局长勒拉冈拉沃夫和基什金被派到交通道路部，给人民委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当助手；亚果达的亲信海辛和洛加诺夫斯基当上了外贸部副人民委员；内务部的一名副人民委员则被安插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身边。有关亚果达为加强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而向各国家机关和党政部门“掺砂子”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亚果达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