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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审问尼古拉耶夫时，在场的有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米隆诺夫和押送尼古拉耶夫的卫兵。尼古拉耶夫进屋后，就在门边站住了。他头上缠着绷带。斯大林打个手势，要他走近点，然后注视着他，用温和得近乎亲切的口吻问道：
“您为啥要杀害这样一个好人呢？”
假如不是当时在场的米隆诺夫作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斯大林会这样提问；这与他平时的谈吐习惯格格不入。
“我不是向他，而是向党开火！”尼古拉耶夫坚定地回答道。尽管是在斯大林面前，可他的声音却没有丝毫颤抖。
“您在哪里搞到手枪的？”斯大林继续问道。
“这事您为什么问我？请问扎波罗热茨去吧！”又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回答。
斯大林气得脸色发青，嘟浓道：“带下去！”一走到门口，尼古拉耶夫停了停，把头转向斯大林，想说什么，但却被一下子推到了门外，
门刚关上，斯大林就瞟着米隆诺夫，飞快地向亚果达说了声：“叫他出去！”米隆诺夫没让人请就自觉地朝门口走去。几分钟后，亚果达将门拉开一条缝，把扎波罗热茨叫了进去。扎波罗热茨进去与斯大林谈不到一刻钟，就从那不祥的办公室里跑了出来。他急急忙忙地，甚至对仍旧等在接待室里的米隆诺夫也没看一眼，就沿着走廊离开了。
对尼古拉耶夫的审讯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显然，尼古拉耶夫此时已经恍然大悟，知道是内务部唆使他杀害了基洛夫：是内务部派出特务与他“交朋友”，是内务部命令这个“朋友”怂恿他进斯莫尔尼宫。
这就意味着、别再指望对“其洛夫凶杀案”搞什么公开审判了。即使尼古拉耶夫能许诺用自己的口供去诬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这个许诺也靠不住。谁能保证尼古拉耶夫不会再次产生那种曾促使他采取恐怖行动的狂妄和行动？在法庭上，他完全有可能高呼：唆使他杀人的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是内务部。斯大林不敢如此锐而走险。他只能敦促内务部组织秘密审判。将尼古拉耶夫悄悄处死。
同时，关于凶手的情况；也应对人民有所交待。斯大林当然不会公开宣布，说这个年轻党负的行为是直发的、孤立的，是为了抗议党的官僚主义对他的迫害。只有把他说成是白俄反革命分子的爪牙才比较有利。于是，有关流亡的白匪从波兰、立陶宛和芬兰潜入苏联进行恐怖活动的神话便出笼了。
当然，斯大林还要竭尽全力消灭因扎波罗热茨工作马虎而留下的痕迹。不经审判，他首先下令除掉了“朋友”。其次，传讯了基洛夫的全体助手，目的在于弄清他们对此案是否知道得太多。但这些助手都很老练，早已明白，在这种事情上自作聪明，以表明自己目光敏锐，无异于是取灭亡。在他们的谈话中，引起斯大林注意的只有一个细节：他们听到枪声从会议厅冲到走廊上时，发现基洛夫的随身警卫部不在现场，而且，刚把基洛夫从会议厅叫出去的那个鲍利索夫也无影无踪，过后再也没看到过他。
其实，鲍利索夫的突然失踪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由于对内务部在组织这场谋杀中所起的作用略知一二，他被扎波罗热茨抓起来了。我无从判断鲍利索夫究竟知道些什么，但这一事实本身已使人心寒，要知道，鲍利索夫素以绝对忠于基洛夫而出名。如果他为讨好扎波罗热茨而有意出卖自己的“主人”，那就太不应该了。
斯大林知道鲍利索夫已经被捕并关在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大楼里。在问过基洛夫的助手们之后，他便来到分局大楼，提审鲍利索夫。他们的谈话很短。鲍利索夫后来很快就被斯大林指使的人秘密除掉了。就这样，斯大林迅速灭掉了两个证人。
斯大林以专车将基洛夫的遗体运到了莫斯科。为了与遗体告别，盛殓尸体的棺木就按历来的规矩安放在苏维埃之家的大厅中央。据报导，斯大林守灵时，因失去朋友和战友而万分悲痛，并怀着对基洛夫的深切“爱戴”，几次俯身亲吻死者。其实，他这个曾在神学校里上过学的人，这时不会意识不到，他这亲吻无异于犹大印在耶稣额上的吻。
扎波罗热茨在完成委托给他的秘密任务时，干得如此笨细，内务部又在谋杀基洛夫时留下痕迹，这一切迫使斯大林一度放弃了指控原反对派领袖杀害基洛夫的念头。但斯大林的退却历来都是暂时的。匆匆处决了直接凶手和秘密除掉了一些知道或怀疑内务部在此案中所起作用的旁证之后，斯大林又觉得平安无事了，于是决定重新回到起初策划的阴谋上。这一切事情处理得非常快，仅从官方的新闻报导就看得出来。起初还说基洛夫死于白卫恐怖分子之手，没几天就突然改变了腔调。其实，这并不奇怪：斯大林制造这宗案件。就是要尽快治罪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原反对派领袖。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举行的一次秘密审判，根本没能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与犯罪的证据。然而。在军事法庭的高压及斯大林的帮凶亚果达的不断讹诈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好同意对这一凶杀案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不过同时否认曾经参与此案。可是法庭却在这极不可靠的依据上，对他们作出了有罪判决：两人都被判处五年徒刑，关进了集中营。
第二章 斯大林的常备王牌
对这次开庭，仅仅是一个开端。往后。还曾有一连串旨在剪除几乎全部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和十月革命的领袖们的大规模审判。从此，暗杀基洛夫的罪名便要在每一次大的政治审判中被提出来，并且每一次都要强加于所有被告人的头上。
许多对这一次所谓的莫斯科审判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决定剪除老布尔什维克。其恶根在于他对这些人怀有不可遏制的复仇欲。他要报他们不趋附他的政治路线之仇，要报他们坚持执行列宁遗嘱之仇，因为遗嘱建议撤销斯大林的党中央总书记之职。斯大林的“复仇快感”这一术语，是他有一次在与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的似乎友好的谈话中无意间说出来的。这次谈话是一九二七年一个夏夜的事情了。隔了很多年，才有了这一系列的审判。当时，斯大林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样说道：“盯住敌人，仔细研究实施打击的每一个细节，为这不可避免的复仇开心一番。然后休息休息。哎，还有什么能比干这事更快活呢？”
斯大林有这种凶残的意识，实际上丝毫不足为怪。在高加索那块他出生和成长的土地上，流血仇杀的现象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如今也屡见不鲜。毋庸置疑，复仇欲在斯大林剪除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阴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复仇。其实，斯大林首先就是个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他办事冷静，老谋深算。众所周知，他曾出于谋略而多次克制自己的感情行动。在争权夺利的路途上，他不只一次地舍去尊严而吹捧自己的对手，有时甚至还吹捧自己的死对头。而且，只要对他有利，他就可以背弃自己的至亲好友。例如，尽管他对托洛茨基恨之入骨，但在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之际，他却出于个人需要，把这个对手吹捧一番。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将托洛茨基捧为十月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党应该把促使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几乎不放一枪就投奔到布尔什维克阵线上来的功绩归之于托格茨基。正如我们所见，斯大林当时就这么巧妙地把对死对头的刻骨仇恨埋藏在心中。后来，这种仇恨凶猛无比地发泄出来，最终导致了托洛茨基彻底灭亡。
另外，多年的友谊也丝毫不影响斯大林杀害布都·穆迪瓦尼和谢尔盖·卡夫塔拉泽，只因为这两人曾一度站在与他对立的政治立场上。
布哈林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斯大林的政治野心。他也强调过斯大林特别记仇。不过，他认为贪得无厌的权力欲，才是斯大林最主要的特点。一九二八年的一天夜里，身为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悄悄拜访过加米涅夫，以表示自己支持他反对斯大林及其卑劣阴谋活动的立场。布哈林与加米涅夫谈话时，曾用了这些话来形容斯大林：“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阴谋家，世界上的一切，全部都要服从他的权力欲他时刻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只要这样做有助于他除掉你和我他一心想着的就是抓权。为了巩固权力，他暂时向我们让步，但以后却会把我们都扼死斯大林只会报仇，他怀里时常都揣着一把匕首。我们可千方别忘了他那句“复仇快感”的言中之意呀！”
布哈林的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它不是为某个群众大会准备的，也不是为了蛊惑人心，而是单独说给一个本身也非常了解斯大林的人听的。
从逻辑上看来，斯大林消灭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决定，是其整个篡党夺权史的必然结果。开始，他满足于把对立派领袖放逐到西伯利亚和监禁在集中营里。但这仅是暂时的，因为他正忙于巩固自己的专制制度。这一目的达到后，他就认为自己的地位稳固，于是开始毫无忌惮地向潜在的对手们下毒手。这些人一个一个被杀害，彻底地、永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对斯大林来说，暗杀基洛夫这是审判和镇压老布尔什维克所必不可少的步骤。而这阴谋发生在一九三四年，也决非偶然。这一年，国家刚刚从深重的经济危机中挣扎出来，而国家之所以陷入这一危机，就是因为期大林在工业化和集体化道路上采取了盲目冒进的政策。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全面经济改造这一构想，首先是由托洛茨基提出来的。那时，斯大林还坚决反对过这种构想。他甚至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声称，修建德聂伯水电站对苏维埃俄罗斯来说，恰如一个俄罗斯乡下佬试图卖掉奶牛去买留声机。可是到后来，当他宣布反对派分子不受法律保护之后，他却改变了对这一思想的看法，更甚的是，他居然将这一构想据为已有。而且，既然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农业集体化要根据工业为大规模集体农庄生产提供必需的机器的能力而逐步实现，那么他斯大林就干脆来个“全盘集体化”运动。在这件事上，也与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斯大林极力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比托洛茨基更彻底、更不妥协的革命家！
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也使用了老一套的恐怖手段和强制手段。他拒绝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皮鞭不能代替拖拉机和康拜因。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使国家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斯大林以大规模镇压来回答农民的抵制。但这种镇压迫使许多省份的农民纷纷拿起刀枪作斗争。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某些省份。为了镇压暴动，政府动用了武装力量，甚至军用飞机。
然而，红军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他们明白，当他们在这个地区镇压暴动时，另一个地区的部队也在用同一手段镇压他们的父母兄妹。因此，小股红军投奔起义农民的事件屡屡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北高加索，一个飞行大队拒不起飞去轰炸暴动的哥萨克材庄。结果，这个飞行大队被解散，一半人员被枪决。斯大林的追随者之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阿库洛夫也很快被撤职，因为他未能及时派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部队去援救一个被围困的团，致令这个团被暴动的哥萨克人全部歼灭。无一生还。负责镇压暴动和指挥扫荡工作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边防军司令员弗里诺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河流里。顺水漂下的尸体数以百计一一讨伐部队的损失就是如此之大。同样，暴动被镇压下去的情景也惨不忍睹。成千上万的农民未经审判就被枪决。几十万农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里慢慢等死。
全盘集体化的另一恶果，是席卷昔日欧洲大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大饥荒。就连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也认为死于饥饿的人数在五至七百万之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三百三十万至三百五十万。发生这种令人胆寒的大规模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而是专制者的无知和专横。他既没有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本事， 又对民众所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