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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年迈的老人会逐渐适应孤独的生活，尽管谁也不会希望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形单影只地度过最后的岁月。在她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她展望未来时，一定是满怀信心地以为，自己将会在孙辈们的簇拥下欢度晚年。她的两个儿子将会住在附近，每天回来看看妈妈，给她带来鲜花、甜饼干和礼物。包娣小姐没有想到会在一座老房子里，怀着对往昔的模糊的记忆，孤孤单单地走向人生的尽头。
她很少谈论自己的儿孙。屋里虽然放着几张照片，但从式样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若干年以前的产品。我在这里已住了几个星期，却没发现她和儿孙们有过任何接触。
我晚上没有陪她坐坐，我感到很内疚，但我有我的道理。她喜欢一个接一个地看那些愚蠢的情景喜剧，而我对这种东西却最受不了。再说，我需要复习，为资格考试作准备。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包娣小姐一直在相当强烈地暗示：房子需要粉刷；等到把覆盖土料撒完，她将开始下一个工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得离她远一点。
今天，我给亚特兰大的一位律师寄了一封信，信末用J．利曼·斯通律师帮办的头衔签了我的名，就包娣小姐最后一任丈夫安东尼·L．莫丁的产业提了几个问题。我在慢慢地向前走，尽管运气不太佳。
她卧室的灯光熄灭了，我轻手轻脚地走下摇摇晃晃的楼梯，赤脚穿过潮湿的草坪，走到挂在两颗小树之间的帆布吊床上。吊床的帆布已经脱线，不是十分安全，但前天晚上我躺在上面摇晃了一个小时，并未发生危险。躺在吊床上，透过树丛，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圆圆的明月。我轻轻地摇着。今夜真温暖。
今天在医院亲身经历了范·兰德尔事件之后，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将近3年前初进法学院时，我有着崇高的理想，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用我的律师执照，使社会有所改善；而制约我将从事的那个光荣职业的道德准则，我以为所有律师都会努力遵守。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梦想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里工作，在这个环境里到处都是聪明绝顶的能干人，而且他们都能坚持高尚的道德标准。我想努力工作，发展我的事业，不是靠花言巧语的广告而是靠名誉来吸引客户。在我的本领提高和财富增加以后，我将能够承办一些别人不愿承办的案子，接受一些别人不愿接受的委托人，而不必考虑律师费的多寡。对刚进法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些梦想并不特别。
我们学习和讨论职业道德，不知化了多少个小时，这对法学院的名声自然大有裨益。由于特别强调这一课程，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一行业对于执行一套严格的道德准则非常热衷。而现在，所见所闻却让我沮丧。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一个又一个真正的律师，用飞镖击穿了我的氢气球。为了一个月1000美元，我让自己成为医院自助餐厅里的偷猎者。堕落到了如此地步，令我悲伤恶心；堕落速度如此之快，令我胆战心惊。
我念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名叫克莱格·巴尔托。我们在同一寝室中住了2年。去年我还参加了他的婚礼。刚进大学时，他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毕业后教高中历史。他很聪明，大学的课程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我们对这个问题曾讨论过很久。我觉得他说想去教书，是在欺骗自己；我拿自己未来的职业与他的比较时，他常常会生气。我追求的是赚大钱，并且获得高档次的成功；他追求的却是课堂，但当了教师，那些影响工资的因素他自己就无法控制。
克莱格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娶了一位教师，目前在教九年级历史和社会研究课程。她已怀孕，在幼儿园里当老师。他们在乡下有座漂亮的房子，占地几英亩，里面还有个小花园。在我认识的人中，他俩是最幸福的一对。两个人一年的收入大概有5万。
但克莱格对钱并不在乎。他在干的正是他一直想干的事，而我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他的工作意义巨大，他在浇灌学生的心田，他可以预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可我呢，明天去办公室上班时，却不得不希望通过设置圈套或使用欺骗的手法，能逮住某个正在不幸的泥潭中打滚而又轻信别人的客户。要是律师挣的工资和学校教师一样，10家法学院马上就会有9家立即关门。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在改变以前，至少还有两个灾难，可能会落到我的头上。首先，可能会因为莱克事务所那场大火而将我逮捕；即使不逮捕，也会使我处于窘境。其次，我可能会在律师资格考试上翻船。
想到这两个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不禁全身抖动，在吊床上一直抖到凌晨。
布鲁索一早就到了办公室，眼睛红红的，余醉未醒，但穿著名贵的全毛西服和浆得笔挺的全棉白衬衫，打着高价真丝领带，一身打扮十分醒目。头上那几绺蓬松的鬃毛，今晨显然做过精心的梳洗修饰，干干净净油光发亮。
他今天要去法院，就一件贩毒案进行预审辩论，因而十分紧张。我奉命站在他的办公桌前，聆听他的指示。
“范·兰德尔的案子干得不错，”他说，头仍旧埋在一大堆文书档案之中。德鲁在他身后忙忙碌碌地转来转去，离他不远也不近，恰好处于危险范围之外。鲨鱼们用饥饿的目光盯着她。“刚才我跟保险公司通过电话啦。投保的数额很大呀。看来责任也很清楚。那小伙子伤得怎么样？”
昨夜我在医院和丹·范·兰德尔及其妻子一起度过了一小时。他们问了许多问题，让我大绞脑汁。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能拿到多少。有几个问题我做了具体回答，大多数问题我都含糊其辞，表演的律师说话技巧很值得赞赏。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变卦。“断了一条腿、一只手臂、几根肋骨，身上有很多伤口。医生说他在医院要果上10天。”
布鲁索笑了笑。“抓紧点儿。调查一下。照戴克说的办。这件案子可以解决得很美满。”
美满是对他布鲁索而言。拿到的费用我可分不到一文。这个案子弄到的钱，不算是我的产出。
“警察要你弄个声明，谈谈那场大火的事，”他一边伸手取一份档案，一边丢出了这么一句。“昨天晚上跟他们谈过啦。他们将在这里和你谈，在这个办公室，有我在场。”
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一切已经决定，我别无选择。“我要是拒绝呢？”
“他们可能就会把你带回去审问。假如你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话，我建议你给他们这份声明。我在场，你可以跟我商量嘛。跟他们谈谈吧，谈完不就没事了吗？”
“这么说他们认为是有人纵火？”
“这一点他们相当有把握。”
“他们想从我这儿了解什么？”
“你当时在哪里，做什么，时间，地点，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诸如此类的。”
“我不可能什么问题都答得出，我只能陈述事实真相。”
布鲁索笑着说：“那么事实真相一定会让你获得自由。”
“我把声明写下来行吗？”
“咱们下午两点一起来写。”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真怪，目前处境如此困难，我竟然对布鲁索·斯通深信不疑，而在其他情况下，我是决不会信任这样一个人的。
“我需要请一段时间假，布鲁索。”我说。
他那双动个不停的手凝固在半空中，眼睛瞪得老大地望着我。在一个角落里理着文件柜的德鲁，也停下瞧着我。一条鲨鱼好像也听到了我的话，停在那里不再游。
“你才刚刚开始嘛。”布鲁索说。
“是的，这我明白。但是资格考试的日期就要到了，我确实已经落下了很多功课。”
他的头歪向一边，用手捋着山羊胡。布鲁索饮酒作乐的时候，目光总是变得很严厉，此刻他的目光却与激光差不多。“要多少时间？”
“呃，我想早上来上班，工作到中午左右。然后，你知道，再根据出庭和约会的时间表，在恰当的时刻溜进图书馆学习。”我本想幽默一下，但说出来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平谈。
“你可以和戴克一起学嘛，”布鲁索突然笑了一下说。他这是在开玩笑！所以我也哈哈傻笑了一阵。“我告诉你怎么办，”他又严肃地说。“你工作到中午，然后带上你的书，去圣彼得医院自助餐厅。你要拼命用功，啊，同时也要把眼睛睁大点儿。我当然希望你能通过资格考试，但目前我对搞几个新的案子来更为关注。带个大哥大去，我可以随时跟你通话。这够公平了吧？”
我干吗提这件事，提出资格考试，我等于自己在屁股上踢上一脚。“当然。”我皱着眉头说。
昨天晚上躺在帆布吊床里的时候，我还梦想交上一点好运，可以不再去圣彼得医院。可现在，我却奉命成了那里的常驻代表啦！
光顾过我的房间的那两位警察，出现在布鲁索面前，请他恩准对我进行审问。我们四人围着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坐下。桌子中间放着两台录音机，磁带盘都已开始转动。
审问很快就变得令人犯腻。我重复着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小丑时就说过的那些话，而他们则把大量时间花在芝麻绿豆上炒冷饭，企图逼得我在毫无意义的细节上自相矛盾——“记得你说过穿的是件海军蓝的衬衫，可你现在却说蓝衬衫啦。”——但我讲的绝对是事实，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嘛。磨了1个小时，他们似乎意识到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了。
布鲁索听得很不耐烦，一再叫他们别老在原地踏步。他们也听他的话，但只有一会儿。我毫不怀疑，这两个警察害怕布鲁索。
他们最后终于走了，布鲁索说事情到此为止。我不再真的是个嫌疑犯，那两个警察来此只是为了擦干自己的屁股而已。他明晨跟他们的头儿打个招呼，让他把这件事彻底了结。
我谢了谢他。他给了我一只巴掌大的大哥大。“随时都要带在身边，”他说。“特别是准备资格考试的时候。我一想找你就必须立刻找到你。”我手上那个大哥大突然变得沉重了，通过它，我一天24小时，都要听凭他那异想天开的念头支配。
他打发我回自己的办公室。
我回到靠近整形外科病区的那个餐厅时，已经做出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决定：躲在角落里复习我的材料，把那该死的大哥大放在手边，但对周围的人则视而不见。
这儿的饭菜还可以。在大学食堂里吃了7年以后，吃什么东西都会津津有味。我买3个甜椒奶酪三明治和一袋油炸土豆条。靠墙坐在角落里，面前的桌子上摊着资格考试的复习材料。
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一边打量别的食客。多数人穿着医院的工作服，医生们穿着消过毒的手术服，护士们穿着雪白的护士服，技术人员穿着在实验室穿的茄克衫。他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谈论着我闻所未闻的疾病和治疗的详情。这些公认为关心健康、营养的人，吃的却是差得不能再差的东西：炸土豆条、汉堡包、玉米片和比萨饼。我望着几个挤在一起吃饭的年轻医生，心里想着：假如他们知道身旁坐着一位律师，一个正忙着准备通过资格考试以便将来有一天可以起诉他们的人，他们将会有何感慨？
他们会不会在乎，我拿不准。我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光顾这个自助餐厅的权利。
谁也没有注意我。偶尔有个把病员扶着拐杖一跛一跛地走了进来，或者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进来。我没有发现有别的律师坐在旁边，随时准备扑向我。
我在下午6时买了第一杯咖啡，不久就专心致志地把头埋在合同和房地产这两门课的复习材料之中。复习这两门折磨人的课程，使我不仅又回想起在法学院读一年级时的可怕情景。但拖拖拉拉拖到今天，已经无法再拖，我只有奋力向前。一小时后，我又去把咖啡杯加满。顾客已经稀稀落落，我看见在餐厅的另一头有两个伤员坐在一起，两个人身上都裹着许多绷带和纱布。换了戴克，一定会迎面向他们走去，但我决不。
又过了一阵，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自己居然喜欢呆在这里。这里很安静，又无人认识我，是个理想的读书之地。咖啡味道不坏，而且把一杯重新加满只收半价。远离包娣小姐，我无需为体力劳动担心。老板叫我呆在这里，虽然是要我站岗放哨寻觅猎物，但我卖力与否，他做梦也别想知道。再说呢他又没有定下指标，规定我每周一定得签下多少个委托合同。
大哥大发出了一阵软弱无力的嘟嘟声。是布鲁索打电话检查来啦。运气怎么样？不咋的，我说，一边望着餐厅另一头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