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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个作证，因为他正心急火燎，想尽快返回总部，处理他的公务。
第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旁敲侧击。我坐在桌子一侧，上穿法兰绒衬衫，下着牛仔裤，脚穿白色短袜和一双平底船鞋，跟我对面全身一抹黑那严肃的色彩，是很好的对比。戴克说我这样打扮，是故意不敬。
录取证词进行了两小时后，基利交给我一份财务报表，我们对钱的问题谈了一会。戴克对财务报表钻研了一番，接着便向我提供一个又一个问题。德拉蒙德和他的3位伙计虽然也相互传递了几张条子，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十足的腻烦。基普勒在隔壁庭上主持申请日。
基利知道，目前在其他地区还有几件起诉大利公司的案子等待审理。我们就此谈了片刻，谈了当事人的姓名、受理的法庭、别的律师的情况和类似的事实。这些案子的律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他出面作证。我要尽快和起诉大利公司的别的律师取得联系，我们可以一起比较各自的文件和庭审时各自的战略战术。
在保险公司的经营当中，最有吸引力的绝对不是出售保单和处理索赔这种单调的业务，而是收取保险费和投资。基利精通投资业务，他说他就是从那儿开始一步一步爬到今天这样的位置的。对理赔他知至极少。
这次取证的费用由对方支付，我尽可以不急不忙。我问了许多毫无意义的问题，只是在黑暗中盲目地搜索和射击。德拉蒙德看上去已感到无聊至极，有时候还露出沮丧的神情，但那本教人使用拖延战术进行长时间取证的书是他自己写的，更何况他的计时器也一直在转动。他当然想偶尔做出一点反对的表示，但他明白我会立即跑到隔壁庭上向基普勒法官打上一份小报告，而法官就会做出对我有利的裁决，给他一顿训斥。
下午又问了成百个问题。到5点半结束的时候，我已筋疲力尽。而基利脸上的微笑，在吃好中饭以后便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但他决心和我周旋到底。他又一次对我表示感谢，谢谢我让他第一个结束，谢谢我不再向他提出更多的问题。他已经赶回克利夫兰。
取证的速度在星期二稍稍加快了一点，部分是因为我已经懒得再浪费时间，同时也因为几个证人要么知之甚少，要么就是已经忘记。我从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开始。除非是直截了当的问题，否则他决不轻易吐出一个词。我让他看了一些文件；上午过去了一半，他才终于承认，大利公司有一种名叫“后理赔保险”的政策。这种政策令人作呕，却并不违法。在一个投保人提出理赔申请时，最初处理其申请的理赔员便向他索取在此以前5年的医疗记录。在我们这桩案子里，大利公司是从布莱克家的家庭医生那里得到的病历，这位医生5年前曾为唐尼·雷医治过严重的流感。申请理赔时，多特没有填流感，尽管流感和白血病没有任何关连，但大利公司却以他保险之前患过流感这一事实，作为最初拒赔的根据。
我听到这个地方，不由得直想对他来一番穷追猛打。这不费吹灰之力，但并不明智。庭审时洛夫金将当庭作证，最佳的办法是等到那时再向他提出激烈的质询。有些律师喜欢在录取证词时就打出王牌，追根究底，但根据我的丰富经验，我知道应该把最有力的材料抖给陪审团。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一本书里捡来的。而且，这也是乔纳森·莱克惯用的战略。
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像洛夫金一样沉默不语，含糊其辞。保险部负责接受和审查代理人的申请，最终决定是否发售保单。案头工作量很大，报酬却不多，阿尔迪负责这个部，看来非常合适。我用了不到两小时，就轻轻松松地打发了他，而且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伤口。
布雷福德·巴恩斯是管理部副总裁。我差不多化了一小时，才弄清楚他的职责范围。这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些人令我讨厌。看到6英尺以外坐在桌子对面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几张熟面孔，我就想吐。他们老是穿着那一身该死的黑西装，脸上那阴沉沉的冷笑几个月来一成不变。我甚至鄙视法院书记官。巴恩斯对任何事都是一问三不知。我前进一步，他就向后缩两步，我连一根汗毛也没伤着他。将来开庭时不让他作证了，他对情况一无所知。
星期三下午，我召来了最后一名证人理查德·佩洛特。这位高级理赔监理给布莱克家至少写过两封拒赔的信。星期一上午以来，他一直坐在走廊上等待，所以现在对我已是恨之入骨。我刚问了几个问题，他就不止一次地朝我大声吼叫，而这反倒使我干劲倍增。我向他出示了他的大作，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骨髓移植只不过处于试验阶段，决不能认真地把它看做一种医疗方法。这就是他的观点，也是大利公司目前仍然坚持的观点。但他有一次拒赔时提出的理由是：唐尼·雷隐瞒了投保前曾经患过的一种疾病。他把这归罪于别人，说是那人一时的疏忽。他是一个谎话连篇的混蛋，我打定主意要给他一点颜色。我把一堆文件拿到面前，一份一份让他看。我逼着他一一做出解释，一一承担责任。他毕竟是杰基·莱曼西支克的上司，而且她现在又已失踪。他说她可能已迁回老家，现在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不时就她的离职提出尖锐问题，这使他非常生气。更多的文件。更多的推卸责任，委过他人。我毫不手软。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任何问题，打得他措手不及。我向他不停地猛烈开火。4小时后，他请求暂停。
星期三晚上7点30分，我们录完了佩洛特的证词；对公司雇员的取证宣告结束。前后3天，17小时，证词可能超过1000页。和其他文件一样，这些证词我也必须看它十几遍。
在他的伙计们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时，列奥·F．德拉蒙德把我拉到一边。“你干得很出色，鲁迪，”他低声说，仿佛我的表现确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并不想对此大肆声张。
“谢谢。”
他呼吸沉重。我们都已经非常疲惫，再也不愿继续瞪着对方。
“那么，我们还有谁的证词需要录呀？”
“我是没有了，”我说。我确实是想不出需要再录取谁的证词了。
“科德医生不录了吗？”
“他将出庭作证。”
他吃了一惊。他仔细地打量着我。毫无疑问，他难以理解我怎么出得起这笔昂贵的费用，请医生在陪审团面前现场作证。
“他准备说些什么呢？”
“隆·布莱克的骨髓和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骨髓移植是一种常规疗法。唐尼·雷的生命本来可以挽救，是你的委托人杀害了他。”
他听了这番话，依然心平气和，显然不觉得惊讶。
“我们或许要取他的证词。”
“一小时500美元。”
“这我清楚。哎，鲁迪，我们一起喝一杯好吗，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此时此刻，我怎么也想不出，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比和德拉蒙德一起喝一杯更糟的事。
“业务。调解的可能性。你能否在，譬如说，一刻钟之后顺便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们就在那个拐角上，你知道。”
“调解”这两个字听起来很悦耳。而且，我早就想欣赏欣赏他们的办公室。“那我们得赶快点儿，”我说，好像有几个又漂亮又重要的女人正在等我。
“行。咱们立刻就走。”
我吩咐戴克在拐角处等我，接着就和德拉蒙德一起步行了3个街区，走进了孟菲斯最高的那座大楼。我们边聊边乘电梯到了4楼。到处都是黄铜和大理石饰物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仿佛现在是大白天上班时间，而这是一个装饰格调高雅的工厂。我环首四顾，寻找我的老朋友劳埃德·别克，那个曾经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过的混蛋。但愿他不要让我看见。
德拉蒙德的办公室装潢精美，但并不特别宽大。这座大楼的租金全城最高，因而它的空间都得到充分的利用。“你想喝点什么呢？”他把皮包和上装向写字台上一丢，问道。
我不喜欢喝烈性酒，而且又已很累，我怕一杯下肚，就可能把我摆平。“就喝一杯可乐吧，”我说。他听了有点失望。办公室角落里有个小酒吧。他用苏格兰威士忌兑上水，为自己调了一杯。
有人轻轻敲了敲门；使我大为惊奇的是，跨进门来的竟然是M．威尔福·基利先生。我星期一折磨了他8小时以后，我们还未见过面。他见着我似乎很高兴。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寒暄。他走到酒吧边，为自己调了一杯酒。
我们在角落里一张小圆桌边坐下。他们呷着威士忌。基利这么快又来到孟菲斯，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想把本案调解了结。我准备洗耳恭听。
上个月，我苦苦挣扎，惨淡经营，才收入600美元。德拉蒙德一年至少赚100万。而基利管理的大利公司年销售额高达10亿之多，他本人的收入可能高于他的律师。而他们两人现在却想和我谈一笔交易。
“基普勒法官对我非常关心哪。”德拉蒙德突然没头没脑地说。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关心呢。”基利马上帮腔道。
德拉蒙德一向以准备工作做得完美无缺而闻名遐迩，我相信这两位演出小双簧，肯定做过精心排练。
“跟你说句老实话，鲁迪，开庭的时候他会干出什么来，我真有点担心呢。”德拉蒙德说。
“他对我们完全是草率定罪嘛。”基利摇着头不解地说。
基普勒使他们担心法律，但他们准备放血，都是因为他们已被当场拿获。他们杀死了一个年轻人；他们犯下的谋杀罪即将遭到揭露。我决定乖巧一点，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什么。
他们动作整齐地啜着威士忌。德拉蒙德说：“我们想把这桩事了结掉，鲁迪。我们对自己所做的辩护，感觉很不错。我说的全是真心话。要是有一个公平的裁判，我明天就可以上场。在过去11年里，我连一场官司都还没有打输过呢。我喜欢在庭上和别人较量。可是这位法官大人偏见太深了，真是怕人！”
“多少钱？”我打断他喋喋不休的废话，问道。
他们两位像肚子里的直肠一样蠕动了一番，动作惊人地协调一致。在痛苦了一阵以后，德拉蒙德开口说：“我们把原来的数目翻一番。15万。你拿5万左右，你的当事人得到——”
“算术题我自己会做的，”我说。我拿多少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知道我已破产，以为5万块钱可以让我变富呢。
5万美元！
“我拿你们这一建议该怎么办呢？”我问。
他们惶惑不解地相互瞧了瞧。
“我的委托人死了。他的母亲上星期埋葬了他。而你们现在却要我去告诉她：桌上的钱要比原来多。”
“就职业道德而论，你有义务告诉她——”
“你别给我上职业道德课，列奥！我会告诉她的。我会把你们的意见转告她，但她肯定要说‘不’。”
“我们对他的去世感到非常遗憾。”基利沉痛地说。
“我看得出你是多么伤心，基利先生。我会向他们家转达你的哀悼之情的。”
“哎，鲁迪，我们可是在真心诚意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呀。”德拉蒙德说。
“你们选择的时间太糟了！”
我们喝着饮料，谁也不讲话。过了一会，德拉蒙德脸上露出了微笑，首先开口道：“那位太太想要什么？你告诉我们，鲁迪，我们要做点什么，才能使她高兴？”
“什么都别做。”
“什么都别做？”
“事实上，你们什么都干不了。他死了，你们干什么他都不会复活。”
“所以我们又何必还要打这场官司呢？”
“为了揭露你们的所作所为。”
又是一阵蠕动。又是一阵痛苦的表情。又灌下了更多的威士忌。
“她要揭露你们。她还要让你们垮台。”我说。
“我们太大啦。”基利趾高气扬地说。
“等着瞧吧。”我站了起来，拿起公文包。“我自己找路走出去。”说完，我就转身走了出去，让他们在那儿坐着发呆。
38
我们事务所开展业务活动的证据，正在慢慢地不断增多，尽管这些活动微不足道，无利可图。到处堆放着薄薄的一袋一袋的档案，而且放的位置总是十分显眼，偶尔光顾的委托人一眼就可以看见。我手上有一打法院交办的刑事案件，当事人犯的不是重量级的轻罪，就是轻量级的重罪。戴克声称手头有30份有利可图的案卷，不过这一数字似乎偏高了些。
现在电话响的次数也更多了。在里面装了窃听器的电话机上讲话需要很大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