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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朝戴克挤挤眼。
“根据你们的专家估计，骨髓移植的费用在15至20万之问。我们不想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进行辩论。现在假定，仅仅是假定，我的委托人有支付这笔费用的责任，比如说，这属于承保的范围之内，请你注意：这仅仅是假定。那么，我的委托人当时应该付出大约17万5。”
“你这么说也成。”
“那么我们现在愿意拿出同样的数目，来把这桩案子了结。17万5哪！不要再取什么证了，我7天之内把支票交给你。”
“我不同意。”
“听着，鲁迪！再多的钱也不能让那小伙子起死回生啦。你得跟你的委托人讲点儿道理。我想她是想把案子了结掉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当律师的，就得拿出律师的样儿，负起责任来。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可不知道开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
“那我跟她谈谈。”
“现在你就给她打电话。我可以等你1小时，1小时以后我可是怎么都得出去啦。给她打电话！”这个卑劣的混蛋，很可能把窃听装置与他的电话联接起来了。他要我给多特打电话，他这样就可以在一边偷听。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德拉蒙德先生。再见。”
我挂掉电话，倒好录音磁带，开始大声放音。
戴克退回到座椅上，嘴巴合不拢，4颗大板牙闪闪发光。“是他们在窃听我们的电话！”录音放完后，他无法相信地说。我们双双盯著录音机，仿佛只有它能对这做出解释。这突然的发现使我震惊。我全身麻木，有几分钟之久无法动弹，无法思考。电话铃又陡然响了起来，但我们谁都没有伸手去接。我们害怕它。此刻。
“我想得告诉基普勒。”我终于开口说，语调沉重而缓慢。
“我可不这样想。”戴克说着取下眼镜，擦了擦两眼。
“为什么不？”
“咱们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知道，或者说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或两者之一，窃听了我们的电话。德拉蒙德肯定了解窃听器的事，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逮住了他。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加以证明，没有办法当场抓住他。”
“他是至死也不会承认的。”
“完全正确。所以基普勒对他能怎么办？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指控他？还是再给他一顿训斥？”
“到现在他早已习惯训斥了。”
“而且这对审讯此案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你不能对陪审团说，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在取证阶段干了肮脏勾当。”
我们两个又对著录音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心里在反复咀嚼这件事，尽力想在重重迷雾中摸索出该走的路。去年上职业道德课时，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位律师在另一位律师通话时秘密录了音，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我是有罪的，但我小小的罪过，与德拉蒙德令人不齿的行为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麻烦的是，如果我把录音带作为证据。我就会被人揪住小辫子。而德拉蒙德永远也定不了罪，因为用录音带根本无法将他制服。他卷入到了什么程度？窃听我们的电话是否他的主意？或者他只是使用了委托人传递给他的偷来的信息？
对这一切，我们又将永远无法说清楚。但由于某种原因，这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清楚。
“我们可以利用窃听器实现我们的目的。”我说。
“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过，我们得当心点儿，不要引起他们怀疑。”
“对。咱们把它留到审讯的时候再用。咱们等到最后时刻，叫这些小丑统统劳而无功。”
我们俩不约而同，慢慢地咧开了嘴巴。
过了两天，我才打电话给德拉蒙德，把这个令他伤心的消息告诉他：我的委托人不想要他肮脏的钱。她现在的行为有点古怪，我向他透露道。今天，她害怕出庭；明天，她却又要去法院。就目前而论，她想的只是战斗。
他一点儿也没有起疑心。他又回到他那典型的强硬路线上，威胁我说，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提起这笔钱；本案的审理从头到尾都可能无比激烈，变化莫测。我相信这些话传到克利夫兰窃听者的耳朵里一定很受用。不知道要多久他们才能听到这段对话。
这笔钱该拿。多特和巴迪将会得到10多万，这么多的钱他们用也用不完。他们的律师可以得到将近6万，实实在在的一大笔。然而，对布莱克夫妇来说，金钱毫无意义。他们一辈子都没有钱，现在也没梦想发财致富。多特想要的，只是在某个地方记录下大利保险公司对她的儿子的所作所为。她希望最后的判决，宣布她是正确的，唐尼·雷是死在大利公司的手里。
至于我，我感到十分惊讶，自己居然能面对金钱却视而不见。金钱肯定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我没有被它吞噬。我并没有在忍饥挨饿。我年轻。我还会有别的案子。
而且，我坚信：如果大利公司害怕到窃听我电话这样的地步，那么他们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虽然为即将到来的审讯忧心忡忡，但我发现自己梦到了开庭的情景。
布克和查莲邀请我到他老家去过感恩节。他的祖母住在南孟菲斯一座小屋子里，她显然已为过节日的晚宴准备了一星期。天气寒冷，又下着雨，整个下午我们都被迫待在屋子里。屋子里至少有50个人，小的才6个月，老的年已8旬。唯一的一张白面孔，属于我本人。这顿饭吃了几小时，男人们挤在电视机房，观看一场接一场的比赛。布克和我坐在车库里的汽车头上，吃着山核桃馅饼，喝着咖啡，一边东拉西扯，一边浑身发抖。他很关心我的爱情生活，我向他保证这是子虚乌有。目前是如此。业务不错，我告诉他。他日夜忙碌，尽管查莲还想要个孩子，但怀孕却很成问题：他从不在家。
这就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律师的生活。
39
我们早就知道钱已寄出，但此刻这咚咚的脚步声，使我立刻明白：这笔钱已经寄到。戴克挥舞着手上的信封，冲进我的办公室。“钱来啦！钱来啦！我们发财啦！”
他一下撕开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支票，轻轻地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们用赞美的目光欣赏着它。斯泰发明保险公司寄来了2万5000美元！这一天是圣诞节。
德里克·道根仍旧拄着拐杖，行动不便，我们便带着支票匆匆赶到他家。他在我们指明的地方签了名。我们按比例分了这笔钱。他得了16667美元，我们拿了8333。戴克本想要他支付复印、邮费、电话费这样一些零碎的开支，虽然多数律师在结案时都要这样从委托人身上榨取一点小油水，但我没有同意。
我们向他道了再见，祝他早日康复，并且对这令人痛心的车祸整个处理过程，尽量装得有点儿沮丧和不快。但要完全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却很难。
我们决定每人分3000美元，其余的钱则放在事务所留作平时的开销，来来几个月我们的日子肯定不会有多大转机。我们用事务所的公款，在东孟菲斯一家豪华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事务所现在有一张金卡，这张信用卡是一家胆大妄为的银行发放的，我的律师身份显然给了他们深刻印象。以前申请破产时的种种问题，不请自来地在我脑海里盘旋，于是我和戴克拉手约定：不经两人一致同意，决不使用这张信用卡。
我拿了我分得的3000美元，买了一辆车。这当然不是一辆新车，但却是道根的案子肯定可以解决之后我一直梦想的那种车。这是一辆1984型的沃尔沃名牌轿车，蓝色的车身，四速，装有超速档，才开了12万英里，车况极佳。3000美元买一辆沃尔沃，并不算贵。而且它原先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是位银行家，他喜欢亲自伺候自己开的车。
我本来曾想买辆新车，但因此要背一屁股债，这我可是想也不愿想。
这是本律师用的第一辆汽车。那辆破丰田卖了300美元，我用这笔钱买了一部车用电话。鲁迪·贝勒正在慢慢地走向成功。
早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在本市过圣诞节。去年圣诞的记忆依然使我痛苦。我将独自一人度过假日，干脆离开孟菲斯，倒会更心安理得。戴克曾经提过一起过节的事，但他说得含含糊糊，没有详谈。我对他说，我或许要去看望母亲。
母亲和汉克在不驾车外出旅游的时候，把那辆该死的温内贝戈旅行拖车停在托菜多他家小屋的后面。我还没有见过那座小屋，也没有见过那辆温内贝戈，而且也不想和汉克一起度过圣诞节。在感恩节后，母亲曾打来过一个电话，邀请我去和他们共度圣诞。可是她的口气又是那么不太肯定，我于是婉言谢绝，对她说我实在是太忙，无法分身。我将给她寄一张贺卡。
我并不是不喜欢我的母亲。但我们已几乎不再来往。我们之间的裂痕是慢慢扩大的，而非起因于某一特定的事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把那些粗暴激烈的言辞忘记。
据戴克介绍，司法系统于12月15日开始关闭，要等到过了新年才恢复办公。在这期间，法官们既不开庭审案，也不举行听证会。各家事务所和他们的律师都忙于举办和参加晚会，以及员工午餐会。这正是我离开本市的大好时机。
我把布莱克档案和几件衣服，放进我那闪闪发亮的沃尔沃名牌小车的行李箱，起动引擎上了路。我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慢车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开到了雪花飘舞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我睡在廉价的汽车旅馆，吃快餐，一路上有什么景色就看什么。一场冬天的暴风雪刚刚从北方大平原横扫过来。道路两侧雪堆陡峭，白雪皑皑的草原万籁俱寂，像是云层从天上落到人问。
寂寞的道路，使我这孤独的过客，精神抖擞，充满了活力。
我最后到达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时，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顿可口的热饭，然后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样从一家商店钻到另一家。圣诞期间一些正常的享受，我并不愿意放过。
我脚踩积雪坐在公园里一条冰冷的长凳上，听着一支热情洋溢的合唱队大声演唱的圣诞颂歌。在这偌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州。我喜欢这样的自由。
吃了晚饭在旅馆酒吧喝过几杯以后，我拨通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当他的终身法学教授。此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向他求教。他邀我来访。我把大部分有关的文件、诉状、书面咨询和证词，全部复印后寄给他。快寄邮包重达14磅，化了将近30美元。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来到了麦迪逊，从声音可以听出，马克斯对此真高兴。他是个犹太人，并不太在乎圣诞节，前几天他在电话上还说过，这是干工作的上佳时间。他给了我指示，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时，气温华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学院。大门洞开，但不见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办公室恭候，我们聊了一小时，聊他记挂的孟菲斯的人和事，这自然并不包括州大法学院。他这里的办公室很像他在那里时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不干不净，墙上贴着政治上有挑衅意味的海报和招贴。他的外表也还是老样子：蓬乱的头发，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脚上倒是穿着短袜，但这也只是因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奋，精力充沛。
我跟着他沿着走廊来到一个小小的研究班专用的房问。他打开门。房间中央的长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寄给他的文件。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又从热水瓶中给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过6星期就要开庭。
“对方提过调解结案的建议吗？”
“提过几次。他们愿付17万5，但我的委托人不答应。”
“这很不寻常，但我并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揪住了他们的尾巴啦！他们要大暴露啦，鲁迪。保险公司的欺诈案，我见过何止成千上万，而这是最大的欺诈案之一。”
“还有别的问题呢。”我于是讲了电话被窃听的事，并且把证明德拉蒙德偷听的情节告诉了他。
“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他说。“那是佛罗里达的一桩案子，只不过原告律师是在开庭审理以后才检查电话机的。他想做什么，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而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他们一定是很害怕。”我说。
“他们不仅害怕，而且是吓坏了。不过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记住：他们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们县并不执行惩罚性损害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