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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24小时将这种药物注入他的体内。在头3天，还同时注入第二种药剂，这种药剂名叫‘红色杀手’，因为它的颜色是红的，而且对骨髓中的细胞具有极大的杀伤力。由于血细胞大量死亡通常会出现痛风，因而给他服用了别嘌呤醇，以防治痛风。给他做了大量的静脉输液，以便排掉肾脏中的副作用物。由于他很易感染，还给他注射了抗生素和抗菌素。为了杀死霉菌，让他服用了两性霉素B。这种药物毒性很大，使他发烧到华氏104度。而且还使他发抖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所以这种药被人称为‘又烤又抖’。尽管如此，他依然表现得十分坚强，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接受治疗。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青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种强诱导疗法的理论基础是，杀死骨髓中的所有细胞，从而希望能创造一个环境，使正常细胞再生的速度高于白血病细胞。”
“这种情况有没有发生呢？”
“发生了，但时间很短。不过，我们治疗任何一个病人时，心里都很清楚：白血病是会复发的，除非病人接受骨髓移植手术。”
“你能不能向陪审团解释一下。科德医生，你怎样做骨髓移植手术？”
“当然可以。这种手术并不是非常复杂。病人在做过我刚才描述的化疗之后，假如他或她有足够的运气，能找到一个在遗传基因上十分近似的骨髓捐赠人，我们便从捐赠人身上抽出骨髓，通过静脉注入病人体内。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将一个人的大量骨髓细胞转移到另一个人体中。”
“对唐尼·雷来说，隆·布莱克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捐赠人呢？”
“绝对合适。他们是同卵双胞胎，做这种手术是最容易的。我们对他们两人都做过试验，如果做骨髓移植，本来会十分容易，而且会有效的。”
德拉蒙德跳了起来。“反对！这纯粹是推测。移植手术是否会有效，这位医生不能就此作证。”
“反对驳回。到反诘的时候再反对吧。”
我又就这种手术问了几个问题；科德回答时，我注意观察陪审团的反应。他们一直听得很仔细，但应该就此打住啦。
“你能不能回忆一下，你大约是在何时准备替他做这个手术的？”
他看了看笔记，虽然他知道答案。“1991年8月，大约18个月以前。”
“这样的移植手术会不会使急性白血病患者幸存的可能性增加？”
“当然。”
“增加到多少？”
“80—90％。”
“假如不做手术，幸存的可能性是多少呢？”
“零。”
“我谢谢证人。”
时间已经过了12点，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基普勒宣布休庭，1点半再继续审理。戴克自告奋勇去熟食店购买三明治，我和科德留下准备下一轮。他在细细品尝和德拉蒙德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想法的滋味。
德拉蒙德为本案的辩论做准备的时候，究竟聘请了多少个医药顾问，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也没有义务向我透露。他只提出了一位专家准备出庭作证。科德医生一再要我放心，说是骨髓移植手术，作为一种优先考虑的治疗手段，目前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只有冒牌医生才会发表相反的看法。他给了我许多文章和专业论文，甚至还给了我许多书籍，以支持我们的立场：这绝对是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最佳措施。
很显然，德拉蒙德发现的结论与此十分一致。他并非医生，他坚持的观点又缺乏根据，因而他没有和科德展开激烈争论，他们之间只有短促的交火。他的主要论点是：与没有接受骨髓移植的急性白血病患者相比，接受过这种手术的病人数目极少。不足5％，科德说，不过这仅仅是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捐赠者而已。就全国范围而言，每年约有7000名接受移植的病例。
那些有幸能找到捐赠者的病人，存活的机会大得很多很多。唐尼·雷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他有一位骨髓捐赠者。
德拉蒙德匆匆问了几句，很快便举起了白旗。这时，科德的脸上几乎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没有再进行直接询问，于是科德走下证人席。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我将宣布我要大利公司的哪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出庭作证。今天上午德拉蒙德早就问过我，我回答说我还没有决定。他向基普勒告状，可基普勒却把他顶了回去，说是我在准备好之前，并无必要透露。那帮人此刻正把自己关在走廊尽头的证人室里，一边等待一边抱怨。
“埃夫雷特·洛夫金先生，”我宣布道。法警一出去传唤此人，被告律师席上立即出现了一阵忙乱。可是我可以看出，这种忙乱多半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是把文件推来推去，把笔记传来传去，把案卷翻来翻去。如此而已。
洛夫金走进法庭，六神无主地左顾右盼，仿佛是刚从冬眠中被人唤醒。他整了整领带，跟着法警沿着过道走向证人席，紧张不安地望着过道左侧他那帮支持者。
德拉蒙德培训证人的方法远近闻名。他让他们反复接受野蛮的盘问，有时候甚至让手下的四五位律师对证人狂轰滥炸，并且把整个过程拍成录像带。然后就和证人一起化几个小时观看录像，研究战略战术，为作证的时刻进行充分准备。
我知道这些合伙人所做的准备，将是无懈可击的。
洛夫金瞧瞧我，望望陪审团，尽量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可他心里明白，他是不可能回答即将向他提出的全部问题的。他约有55岁，灰白的头发披在额上。五官端正，声音沉静。你完全可以把本地的童子军托付给他。但杰基·莱曼西支克曾经告诉我，想要和她搞关系的人当中也有他。
她明天要在此出庭作证，他们还丝毫不知呢。
我们谈论理赔部，谈论它在大利公司运营系统中的作用。他在理赔部已经工作了8年，最近6年担任副总裁，把这个部门牢牢地抓在手里，是个十足的大事小事一把抓的头儿。他想让陪审团明白他的分量，所以不到几分钟，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个重要事实：他的职责是全面负责理赔部。他并不具体处理每一个理赔的要求，可是他负责整个部的日常运转。我先跟他漫不经心地扯了一会公司的行政系统，然后突然出其不意地发动了攻击：“杰基·莱曼西支克是谁？”
他的肩膀不折不扣地抽搐了一阵。“一位前任理赔员。”
“她在你的部门工作吗？”
“是。”
“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在大利公司工作？”
他耸了耸肩。日期忘了。
“是不是去年10月3日？”
“差不多。”
“那是不是就在她预定要为本案录取证词两天之前？”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我给他看了两份文件，帮助他恢复记忆。
一份是她的辞职信，日期是10月3号。另一份是我在10月5日录取她的证词的通知。他看了以后，总算想起来啦，不得不支支吾吾地承认，她确是在作证日期两天前离开大利公司的。
“而她是贵公司负责这一理赔申请的人吧？”
“对。”
“而你解雇了她？”
“当然不是。”
“那你是怎样把她开掉的呢？”
“是她自己辞的职。这封信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嘛。”
“她为什么要辞职呢？”
他自作聪明地拿起那封信，向着陪审团高声念道：“由于某些个人原因，我特此辞职。”
“这么说离开大利公司是她自己的主意啰？”
“信上正是这么说的。”
“她在你手下工作了多久？”
“我手下有那么多人，这样的小事我怎么记得！”
“你记不得吗？”
“我记不准确。几年吧。”
“你对她很了解吗？”
“不十分了解。她只是一个理赔员，像她这样的雇员多得很。”
明天，她将在此作证；他们之间的肮脏关系前后持续长达3年之久。
“你已结婚了，洛夫金先生？”
“是。而且婚姻很幸福。”
“有孩子吧？”
“有。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
我让他在证人席上晾了一分钟，自己回到位置上取了一摞文件。这是布莱克索赔的全部案卷，我把它交给洛夫金。他慢腾腾地翻了一遍。说是看来很全。我迫使他明确保证，这是全部卷宗，一份不缺。
为了陪审团对处理索赔要求的过程有基本的了解，我问了他一系列枯燥无味的问题，他也作出了同样枯燥无味的回答。我们当然都是以假定大利公司一切都按章办事作为问与答的前提的。
接着触及的便是那些卑鄙的信件。我让他对着话筒一封一封宣读那7封拒赔信件。每封信我都要他讲清：是谁写的？为什么写？这符不符合理赔部工作手册中的有关规定？符合工作手册哪一节的规定？他是否亲自看过这封信？
陪审员们似乎急于听他念那封“愚蠢之至”的信，他当然早就做了准备。他读了一遍，然后用一种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声调解释道，写这封信的人后来已经离开了公司。此人错了，公司错了，现在，此刻，在这一公开的法庭上，敝公司为这封信表示道歉。
我让他啰啰嗦嗦说下去。我给他一根长绳，让他自己上吊。
“你难道不觉得现在道歉为时已晚吗？”我最后终于打断了他。
“也许。”
“那年轻人死了，不是吗？”
“是。”
“现在我要郑重地请你回答，洛夫金先生，大利公司到目前为止并未就这封信做出任何书面的道歉，对吗？”
“就我所知，没有。”
“到目前为止，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道歉，对吗？”
“对。”
“根据你有限的了解，大利公司是不是从来没有为任何事道过歉？”
“反对。”德拉蒙德喊道。
“反对有效。继续进行，贝勒先生。”
洛夫金在证人席上已经呆了将近两小时。陪审团对他或许已经感到腻味。而我则更是肯定如此。该给他致命一击啦。
我对理赔部的工作手册，有意识地大肆渲染，把它说成是公司方针政策的不容违反的文字体现。我把举证时得到的那本手册交给洛夫金，接着提了一系列问题，他用完美无缺的回答证明：是的，这是理赔部工作的圣旨。经受过时间的考验，正确而又英明。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定期做过研究、修正、补充、使之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所有这一切全是为了一个目的：向客户提供最佳的服务。
在他对这该死的手册所做的冗长解释到了几乎令人生厌的地步时，我突然问道：“洛夫金先生，这一本手册是完整无缺的吗？”
他迅速翻了翻，仿佛他熟知每一节每一个字。“是。”
“你肯定吗？”
“是。”
“在举证阶段，我曾要求过你们给我一本手册，是不是？”
“对。”
“我要求你方律师给我一本，而你手上拿的正是他们给我的那一本，是吗？”
“是。”
“给我的这一本手册，是你亲自挑选的吗？”
“是我亲自挑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几步跨回到我的桌子边。在桌子下边，有一个放满文件的硬纸箱。我弯腰把手伸进去摸索了一阵，然后突然站直，伸出一双空空的手向他说：“请你拿起手册，翻到U节，好吗？”最后一个字刚44
我头上带着一顶有老虎标识的蓝灰色便帽，身上穿着一套整整齐齐的新西装，靠在孟菲斯机场第一休息大厅的一侧墙上。要是在平常的日子，这副模样可能会让我感到尴尬，但今天绝非平常。天色已晚，我筋疲力尽，但兴奋异常。作为开庭第一天，比今天更好的结果是决不可能的了。
芝加哥飞来的航班准时到达，对方立即根据我头上的帽子认出了我。一位带着很大的太阳镜的女人走到我身边，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贝勒先生吗？”
“是我。”我和杰基·莱曼西支克握手，并且和她的男伴拉手。这位男伴自我介绍时，只说了声他叫卡尔。他随身带着一只拎包，两人都相当紧张，急于走出航空港。
我开车送他们去旅馆。那是位于市区的一家假日酒店，离法院只有6个街区。她和我坐在前排，卡尔坐在后排。他一声不吭，只是像一条凶悍的警犬一样保护着她。我把开庭第一天激动人心的镜头向他们重放了一遍。不，她要来孟菲斯，对方毫无所知。她的手在颤抖。她很脆弱，看见自己的影子都感到恐惧。除了报仇雪恨，我想不出她来此还有什么动机。
根据她的要求，我是用自己的姓名预订的房问。房间在15楼。我们三人围坐在小桌边，立刻开始了直截了当的问与答。我的问题事先都已打好，先后顺序井然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