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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不久,李菊告诉吴玉萍,工作组进驻桥头营一接触这案件,马永昌一帮人可猖狂了,千方百计阻挠调查,多亏你们那些材料非常扎实,经核对完全属实。最后马永昌那一伙全抓起来了。朱一夫袒护马永昌,在那一片搞着好几个女人,干了不少坏事,县委已决定他停职反省。步明清一直是斗批改办公室大拿,当时出事就是他处理的,故意掩盖事实真相,压制不同意见,可能是让马永昌喂饱了,这回副主任也撤了,让他交待问题。
黎娟受刘大娘之托,特地带了刘大娘给的花生、红枣,来看望吴玉萍。说刘大娘总是千谢万谢,说没有你们这些好心人,他外甥这个大冤案就会冤沉海底,全村百姓在马永昌这帮坏蛋手下,也会永无宁日啊!
吴玉萍总算又去了一块心病。白刚又有了正式工作,而且分到了创作组,干起了他梦寐以求的文学创作。整天没什么任务,就是看书和琢磨创作。虽然工资比以前少了,但是他们俩一月收入八十多元,一家三口住在机关,自己起火做饭,花费很少,在县里生活还算富裕的了。多年争取的不就是一家团聚吗?她本来觉得不管让干啥都行,想不到两人工作还都遂心如愿了。吴玉萍从多年的苦恼压抑中解脱了出来,她没有过高要求,觉得这样已经够好了。
白刚正好相反,他不仅没有安心,却变得更加急躁了。听说中央有文件右派搞错的可以纠正,为什么县里一句不提?根据过去历次运动经验,往往是中央落实政策文件一开口儿,落实很顺利,后来看问题越来越多便来个急刹车,截至几月几日完全冻结,再也不许解决了。反右涉及这么多人,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白刚觉得不能傻等了,决定出去看看,摸摸外边的气候,决心争取平反,他不相信共产党内会永远没有说理的地方。
他怀着期待,带着惶惑,偷偷地参加了上访的行列。他没敢想出去问题就会解决,只是先摸摸气候,是乍暖还寒,还是冰冻三尺?如果仍然是严冬,探探春天还有多远?最高的愿望就是想了解有一份什么文件,里面有没有如果搞错了可以纠正的意思?
几年没有出门了,他不敢贸然去北京,他奔了省城。省里终究还有些熟人,省委省政府和自己原来的机关现在都在一个大院里,那地方他还熟悉。他知道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原单位来办。原单位一个熟人也没有了,不过这个机关会知道他这个人,因为这些年他写给原单位的申诉信有几十封,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人既然来了,他们总会有个人接待吧!从接待的谈话和态度上就可能看到一些政治气候变化的迹象。
他万万想不到在传达室一联系,机关回答很干脆:“你和我们没关系,有问题找省委信访部门。”连门也不让进,一句话也不多说,便把电话撂了,冰冷的态度使他不寒而栗。省委信访室并不远,走了没几步就到了,但是仍是个不接待,右派问题不解决。
白刚本不想打扰熟人同事,怕给人家惹麻烦,只要能探到一点实底就走人,可是这样回去不是白跑一趟吗?到底有没有文件,右派问题是不是有所松动,这是个关键问题,是必须想法弄清楚的,现在看来是非找熟人不可了。
他设法给省委的一个熟人打了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你是谁?你找谁呀?”“我是白刚,找兆通同志。”电话里大声喊叫着:“兆通,有人找你!”当啷一声,显然是把话筒放在一边,等待来人说话。接着便有说话声,但是离话筒远,听不清了。“喂!喂!”刚才接电话的人又来了。在白刚答应以后,里边的人说:“兆通不在呀!出门了。”白刚急忙说:“什么时候能回来呀?”电话里说:“十几天吧!”
突然电话里没有了声音,白刚还举着话筒“喂!喂!”地喊叫,里面仍然没有回声,这时他才意识到对方把电话撂了。他像挨了一闷棍,愣了好一会儿,才把话筒慢慢地放下。长期不和电话打交道,他已经变得迟钝了,回想刚才的这一切他觉得自己太傻了。你还喂喂什么?你还问人家什么时候回来,刚接电话时那人不是喊叫兆通了吗?接着又有人说话,可见他是在家的,只是一听来人的姓名不想接电话而已。你还以为你是谁呢!以为是相处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总可以谈谈心里话,摸个实底。实际你已经臭不可闻了,没人敢沾你。省里还有一些熟人,都是厅处级领导人,他也不准备再找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3)
从省委传达室出来,灰心丧气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倘佯,整理着自己的思绪。从几次碰壁看好像气候没有变化,仍然是寒冬啊!可是他又不甘心就这样回去,这时他把在省城的熟人一个个的像过电影似的都过了一遍,决定去找叶珠,一位女同志,他们夫妻俩都在报社。
省城刚刚解放时,他们还在中学读书。那时白刚做青年工作,主要是分管学校,在学校行政上有兼职,而且还讲政治课,他们都是他的学生,建立青年团时白刚介绍他俩第一批入团。不久叶珠调到了省里,一直和白刚在一起工作。“肃反”和“反右”批斗白刚时,叶珠都参加了,白刚清楚地记得,即便在斗争达到沸腾的程度时,几乎每个人都发言,但是有两个长期和他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没有发言,一个是于锦,她不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叶珠。
从她们忧郁的眼神中,心中似有无限的同情。别看只是不说话,在那样的气氛中,一向关系又比较好,不说话要担很大的风险。宁愿担风险也不随声附和趋炎附势,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那个时候还有那份勇气,现在终究形势缓和一些了,还能够把我拒之门外吗?可是世事沧桑,经过二十年的动荡,现在怎么样也很难说了。不过饱经世态炎凉的白刚,早已不怕吃闭门羹了。剧烈动荡把人折腾了几个死的二十年啊,这些多年相处的青年时代的朋友们都怎么样了呢?不求他们能帮什么忙,见面说说话也好啊!他终于敲响了叶珠家的门。
开门的正是叶珠:“呀!是你?”一脸惊诧,美丽而又略带忧郁的大眼睛注视着白刚,见他面容疲惫,风尘仆仆,立即涌出了两行热泪,愣了一会儿马上破涕为笑,愉快地说:“你怎么来啦?快进来吧!”
看到对方的激动和热情,白刚心里踏实了,接着便非常感动,眼睛也有些潮湿了:“来看看你们,我想念老同志们哪!”他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笑了笑,但笑得那么苦涩,那么艰难。他恨不得大哭一场啊!二十年,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青年时代朋友的笑脸。白刚问了问对方的情况,说了说自己这些年的生活,谈了这次出来的目的。但对方对文件的事一无所知,而且说省里在右派问题上也毫无动静,知道探听不到什么消息,白刚便想走。
“哪能这么快就走呢?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去。今天这么晚了,你还上哪儿去?就住在家里吧!”叶珠说得十分诚恳。白刚十分感动,但是他却拒绝了:“不了,我想赶紧去车站,有车就去北京。”叶珠说:“这事儿急不得,哪就在乎这一天两天了,这么多年不见,既来了就在这里玩两天,也看看老同志们!”
这几句话说得白刚心里热乎乎,多少年了没有人拿他当同志当朋友相待,今天终究遇见了还理解他的人。可是对方越热情,他就越觉得不能留下,惟恐给人家带来不幸。而且他看了看这里是个独单,除了很小的厨房厕所,只有一间屋,即便能另找个地方也一定很为难。人家再理解自己也是打了金印的“坏人”哪!万一连累了人家于心何忍?便说:“不给你们添麻烦了,能见面谈谈我就很高兴。这些年我也摔打出来了,到处为家,有车坐夜车走,就等于住店了,没车在候车室大椅子上也可凑合一宿。”
“那又何必呢?我不能让你蹲候车室。”叶珠的大眼睛里含着泪珠儿,几乎是命令地说。她看白刚两眼巡视屋子便又笑笑说,“你是怕我这儿没地方住吧!我女儿还有一间屋,她出差了,得十几天回来,你住几天都没事儿。”叶珠还说她爱人就要下班了,他也一定愿意和你谈谈。叶珠的爱人毕业以后也调到了白刚同一个机关,在机关报社工作。虽不在一个部门,但因两人都爱写作,白刚又常给报社写稿,所以两人关系也很好。
白刚看盛情难却,便决定留下了。当晚他们谈了许多老同志的情况。根据他们的介绍,白刚又找了两个过去的老同志,都很热情,白刚很受感动,但却都没有听到有关“右派平反”的确切消息,白刚只好去北京。
北京的胡同千千万,1978年,哪一个胡同也没有灵境胡同出名。白刚正愁着偌大一个北京,到哪里去找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可是下火车一出永定门车站,就看见站前广场上一群一伙的满都是人,就像农村的大集一样,只有一点和农村赶集的不一样,人们的手里差不多都拎着一个黑塑料提包,一看这穿着打扮,就知道是上访的。人群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在谈论灵境胡同。
白刚看到一堆人正谈得热闹,便凑了过去也想听听。刚挤进去有个人溜了他一眼,特别看了一下他拎着的一个劣质的黑塑料提包,那人笑了笑:“又一个上访的,灵境胡同去过了吗?怎么样?”上访的一见面都是互相打听消息。白刚不了解:“灵境胡同是干啥的?”那人说:“一看就是刚来的,连灵境胡同都不知道?中组部信访接待室啊!”白刚高兴极了:“灵境胡同在哪儿?我正想找中组部呢!”真是应了那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知道了灵境胡同的位置,白刚又打听统战部在哪儿。一提统战部,旁边有个人说:“你上统战部?我知道。一块儿走。”接着他向周围打招呼:“谁还上统战部?”马上又有两个人凑了过来,这几个人都是右派。白刚觉得既然有伴儿,而且右派又归口统战部,还是先上统战部好,便一起去了统战部。下午上班不久,他们便赶到了。进去一谈要解决右派问题,既不让登记,也不让谈情况,里面的人只是冷冷地说先在大门外等着。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4)
看见大门外西侧的墙根里已有十几个人席地而坐,他们便也凑了过去。这里面有人消息灵通,说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确实在烟台开了会,中央已经有文件,听说真正搞错的,允许平反。人们听到这个有鼻子有眼的消息都十分高兴,怀着很大的希望等待着统战部的谈话。人们一边闲聊,一边注视着接待室的动静。只见那里冷冷清清,上访的并没几个人,去一个就打发到墙根这里来,两个接待人员倒耐得住寂寞,只是在那里喝茶水看报纸,并不着急找人谈。
快下班了,才有一个人伸了一下懒腰,出来招呼了一声:“都过来。”把人们带到了离门口很近的一间屋子里。里面空空荡荡,脏兮兮的水泥地上,杂乱无章地扔着十几个小板凳。这些小板凳高高低低大小不等,有些还散了架,残缺不全。看起来这是仓促间收拾了一间屋子,专门应付突然增多的上访人员的。
“大家坐吧!随便坐。”接待人员的开场白还算客气。有些人坐下了,都坐下小板凳显然不够用,有些人干脆便立在了后边。接待人员开始谈正题:“听口音知道你们来自天南地北,全国各地。大家不远千里来到中央,都觉得定自己右派是冤枉的,想翻案。”然后提高了声音,十分严厉地说,“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也不能动。”
“中央不是开会了,说真正搞错了的可以平反吗?”原来那个消息灵通人士打断了他的话。接待人员好像茫然不解:“中央开会,什么会?”那人说:“烟台会议,还发了文件。”接待人员看瞒不过了,承认了这个会:“啊!是开了会。”但是说,“发了文件?我们没见过,对右派问题怎么办,我们不知道,没法解决。”
白刚对不问情况连个名字也不登记十分不满意:“我们知道你没法解决,也没想让你马上解决。但总得让我们谈谈情况,代我们向上级反映情况吧?”
“情况不要讲,讲了也没用。”接待人员不耐烦地说,“你们可能觉得大老远地跑到中央来,就听到这几句话很不满足,但我只能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