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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截然不同。他是个办事彻底、讲究精确、具有奉献精神的研究员，但在教学方面没什么特别之处并且极端保守。他不喜欢阿西莫夫那种爱出风头、爱开玩笑的作风及他的古怪观点。他认为，一位学者应尽量把时间多放在自己的研究上。他不赞成阿西莫夫的写作雄心，认为这是给学院丢脸，有损波士顿大学的尊严。他竭尽全力地给阿西莫夫找麻烦。
幸亏艾萨克与系主任沃克教授的关系不错。沃克也是与阿西莫夫极为不同的两种人，但他非常尊敬阿西莫夫，并不认为雷蒙的批评是对的。
阿西莫夫尽可能地逃避研究，并且讨厌写研究报告。他不喜欢固定的正式文体，因为这使他没有自由表达的余地。
岁月流逝，50年代中，阿西莫夫在大学里的研究越来越少，所上的课越来越多。尽管他才在波士顿生活、工作了两年，但在50年代早期，他就已经能够完全放弃学术事业，专门从事写作了。1952年，当年的文学创作给他带来了8，550美元的收入，而他在大学的薪金才5，500美元。1953年，他的创作收入几乎高达10，000美元，到这年年底，他已经出版了9本书，同时还为流行杂志写了大量的故事。创作前途一片光明。1950年12月，杰特鲁德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大卫。
艾萨克一贯对周围的事物反应迟钝，不善于察言观色，因此他几乎是最后一个意识到杰特鲁德怀孕的人。
公平地说，艾萨克吃了一惊是有些理由的。夫妻俩的性生活称不上频繁，而且在几年前，阿西莫夫就已得知自己精子的成活率低。到1950年时，他们几乎对要孩子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也不怎么想这事。但不管怎样，当杰特鲁德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时，他确实是又惊又喜。
他们考虑的第一件事便是搬出这套一年前刚到波士顿时租的公寓，并马上开始行动起来，准备找套大点的房子。
怀孕初期不是很顺利。1951年1月底，杰特鲁德怀孕两个月时，开始出现了剧痛。艾萨克惊恐万分，开着六个月前刚买的新车将她送进了马萨诸塞州的纪念医院。医生担心杰特鲁德流产，便让她住院观察两天。艾萨克痛苦极了，一连几天，他都在医院里踱来踱去，有时还干扰医生的工作。当医生宣布杰特鲁德安然无恙时，病房里传开了一个笑话：“杰特鲁德没流产，艾萨克倒流产了五次。”
大卫出生于1951年8月20日。那时，阿西莫夫夫妇已在沃斯汉姆的劳威尔街找到了房子。房中的电话有拨号装置，这样他们就不用麻烦接线员了，唯一的问题是，花钱太多，搬入公寓时，他们还买了台冰箱，花了270美元。在他们看来，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波士顿的夏天通常湿热难当，而冬天又寒冷无比。阿西莫夫喜欢寒冷的天气，只有真正大幅度降温时，他才觉得冷。他痛恨炎热的天气，从未对太阳浴有过兴趣，并且讨厌波士顿夏日的潮湿。他们在这个城市中所租的寓所都没有装空调，室内温度比室外还高，因此暑假时几乎不可能在室内写作。
劳威尔街寓所的一大优势就是它多少还有个阳台，并且在最高一层。艾萨克与杰特鲁德都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艾萨克总是将打字机搁在荫凉处，在屋外工作。到了杰特鲁德怀孕的后期，即便是荫凉处的温度也高达90华氏度时，艾萨克便在阳台的另一头支起一张小床，让她睡午觉。
大卫是个早产儿，出生时块头很小，头四天是在育婴箱中度过的。他小时候常生病，父母总为他的体重担忧。整个童年时代，他一直很瘦，后来渐渐长成了一个害羞、缄默的男孩。甚至感到与同龄的孩子交流有点困难，也不愿和他们一块玩。当艾萨克与杰特鲁德的第二个孩子罗宾出世时，大卫已经三岁，开朗了些，也开始与其他孩子一块玩了。相反，罗宾是个活泼、闹腾的孩子，与哥哥截然不同。
家庭扩大的同时，阿西莫夫正忙着创作他的科幻小说。这期间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使他后来名扬四海。1950年，杰特鲁德打出了《我是机器人》的底稿，这部书在年底出版了。那时，她刚怀上了大卫。从杰特鲁德怀上大卫到1955年2月罗宾出世的这段时间内，阿西莫夫创作并出版了《基地三部曲》、《繁星若尘》、三部幸运儿斯塔尔系列、《太空洪流》与《钢之洞》。在杰特鲁德怀大卫期间，艾萨克正与高曼出版社合作，准备将基地故事出版成书。与此同时《空中卵石》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罗宾出生前不久，阿西莫夫写成了《永恒的终结》。
这一时期是阿西莫夫创作生涯中一个明显的转型期。他的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持续关注，并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收益。50年代初，他的写作收入已远远超过了学院的薪金，他完全可以辞去教学工作，转而专门从事创作了。
1950年到1955年期间，阿西莫夫的创作收人从4，700美元爬升到了15，000美元，而他在学院的薪金依然保持不变。显然，如果他专门从事创作，而不是在工作之余零敲碎打的话，他可以赚更多的钱。但那时，他仍下不了辞职的决心。他喜欢长长的、薪金照付的假期，也喜欢教书，而且他从事的那点研究工作并不是特别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他喜欢大学教授的名声。
结果，艾萨克迟迟未能做出辞职的决定，不仅如此，还与同事发生了争执，引起了不快。
他在大学任教的头几年，处境艰难，但他总能设法博得系主任沃克教授的好感。有件事使这一好感更为巩固。那是在1950年，比尔·波依德向阿西莫夫建议，两人合作编写一本生物化学课本，很快沃克教授也应邀加人进来。这样，阿西莫夫既讨好了上司，手头又多了一件武器。他告诉自己，一旦他在学院的位置受到威胁，他便将威胁退出这项合作计划。
没过多久，阿西莫夫便意识到了在同意编写这本生物化学课本时，并未考虑到不利的一面。结果，他得干大部分的累活，而且尽管出版商很有信心，但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这本定名为《生物化学与人类新陈代谢》的书终于在1952年5月写成，还未出版就已经过时。不仅如此，书中错误百出，在出第二版前还得进行修改。
作者们面临的主要难题还在于，至少还有另两本更占优势的书要同时出版，堵死了他们的市场。结果，阿西莫夫－波依德－沃克课本只卖出了几百本，成了一次小小的惨败。阿西莫夫为这本书费尽了心血；甚至不辞劳苦地编写了极为复杂的索引，最后换来的只是在学院里的一小点人为的安全。对他而言，与出版《空中卵石》、创作《繁星若尘》、《太空洪流》的辉煌相比，这本书简直不值得一提。
1951—1952年间，阿西莫夫曾认真考虑过要换一个地方教书，他觉得学院给他的待遇不好。他希望学院能给他开工资，而不是从雷蒙教授的研究基金中拨给他钱。与此同时，他还希望能晋升为助理教授。
1951年底，在沃克教授的帮助下，阿西莫夫成功地摆脱了对雷蒙研究基金的依赖。之后，他又承受了18个月的压力，才晋升到助理教授的职位。
为了让学院将他的名字列入工资单，他威胁要辞职。尽管一些教授们不喜欢他，但沃克知道他是一个好教师，并且，包括校长福尔克勒在内的一些比沃克职位更高的人，已预见到阿西莫夫日益增大的名气是他们的一项资产。
持反对意见的有雷蒙博士及沃克博士的上司查尔斯·基福博士，而持认同意见的只有校长及他的一些直接下属，如无实权的比尔·波依德和稍微有些影响的沃克教授。两派之间交战了数年。1955年夏天，阿西莫夫终于晋升为生物化学助理教授，实现了他为之奋斗的夙愿。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不仅使他有了职称，同时还意味着他将享有学院的终生学术职位，除非他犯了大错。
如果不是沃克教授于1956年11月从系里辞职，而由一位年轻的外来户马洛特·西奈克斯接任的话，可能一切仍将沿著有利于阿西莫夫的方向发展。
西奈克斯是个和善的人，但经验不足，并且初来乍到，不愿与顶头上司基福博士发生冲突。西奈克斯接任时，基福与雷蒙已公开显示他们对阿西莫夫的敌意，甚至明确表示希望他滚蛋。在此之前，由于那本生物化学课本的缘故，每逢基福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挑起事端时，沃克总是站在阿西莫夫这一边为他说情，而现在，阿西莫夫与基福之间再无调停人了。雷蒙又担起了后卫之职，双方摆开了争斗的架势。
与此同时，由于阿西莫夫的晋职及随之而来的职称，夫妇便开始考虑购买自己的住房。自然，这个主意是杰特鲁德先提出来的。无论他们在银行里存了多少钱，艾萨克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要买房子。但一旦想明白了，他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他考虑到，尽管与基福、雷蒙有冲突，但晋职已稳固了他的地位，况且他的写作事业一帆风顺，财源滚滚而来。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将想法付诸行动。阿西莫夫夫妇漫不经心地一边看房子，一边考虑着他们所能支付的价钱。不知何故，他们从未找到合适的房子，也从未正式与人签过约。
1955年，艾萨克的弟弟斯坦利在婚前买了自己的住房。他们的父母也在这一年里退了休，靠积蓄度日。艾萨克这才感到自己落后了。1956年，阿西莫夫夫妇终于在西组顿找到了房子。西纽顿是个整洁的中产阶级聚居的郊区，住户大都是些商人和学者。购房花去了他们23，000美元。
艾萨克一反常态，提议直接从存款中取钱购房。他们已存了35，000美元。当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孩子，而且艾萨克在波士顿大学的事业并非蒸蒸日上，因此杰特鲁德反对在这个时候花去2/3的存款。结果，他们申请了15，000美元的贷款，其余的用现金支付。1956年2月，他们迁入了新居。
说起来可能有点奇怪，艾萨克以前从未自己住过一幢房。他总是与家人一起住在公寓、店铺上层的屋子或宿舍里。在他36岁时，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时他已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还获得了助理教授的头衔，并出版了一系列小说。
这幢房子共有三间卧室，一间兼做餐厅的客厅，一个大厨房及一个大花园。最令人满意的是，顶楼已改造成了两间屋子，正好可作为办公室。搬入后不久，艾萨克便开始收拾顶楼。他将打字机搁在屋子一端的架子上，写字台摆在U形拐角处，而装得满满当当的文件柜则占据了另一端。他做了几个书架，摆放参考书及不断增多的自己所著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书。同时，他还收藏刊有自己作品的各类杂志的合订本。到1957年，他已收集了27本合订本。
阿西莫夫发现早上不必等邮件了。一里地外有个邮局，早上8点就开门，他可以开车去那儿亲自将退稿与信件取回办公室，这至少可省出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这一习惯使阿西莫夫不久就在邻居中赢得了工作狂的盛名。不管天气是好还是坏，他每早必定出现在邮局门口，这成了记者们津津乐道之事。
5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的家庭生活和谐美满，写作事业一帆风顺，但在学院里的处境却一天不如一天。失去了沃克庇护的他得直接面对基福，两人很快便展开了一场决斗。
1956年，全国心脏研究所请阿西莫夫写一本关于血液的学术论著。他们提出以补助金的方式为他支付稿酬。阿西莫夫则建议将补助金拨给学院，他需要时再动用。研究所似乎更愿意直接把钱给阿西莫夫，但阿西莫夫却决定将利用写此书时所收集的一些资料，同时用来写一本与血液有关的商业性著作，以此来扩大他的创作量，这也是他与一位占有极大市场份额的出版商之间的一笔交易。研究所同意了他的计划，并且将钱拨给学院。阿西莫夫认为，他为研究所写的这本书是高品位的学术论著，有助于提高学院的声望，学院不该反对他在工作的空余时间里写自己的那本商业书。
诚实的秉性很快便给阿西莫夫带来了麻烦。他认为自己在从事这一写作的同时，还捎带着干私活赚钱，因此不该再去支取拨给学院的那笔钱——拨给他第一年的补助金是2500美元。到1957年底，这笔钱已在学院的保险箱中呆了近一年时间。一天，全国心脏研究会写作计划的负责人打电话给阿西莫夫了解著作的进展情况，刚对阿西莫夫的工作表示满意时，听到阿西莫夫顺口说出自己分文未支，他又吓了一跳。这位官员告诉阿西莫夫，他的过分诚实将给研究所带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