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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一系列的叛乱，最后是中兴失败，大汉再次倾覆。
长公主越想越怕，浑身冰冷，不寒而栗。
大将军离开长安前，曾要求自己把燕无畏和风云铁骑调到晋阳戍守，当时自己觉得大将军小题大做了，现在看来，不是大将军谨小慎微，而是自己盲目自信，根本没有想到朝廷面临的危机。大将军显然已经看到了朝廷的危机，他预感到大军远征西疆将给朝廷带来一场动荡。而远征西疆，稳定北疆是朝廷的平叛策略，为了实现这个策略并确保中兴大业的成功，这场动荡是必要的，但这场动荡的中心是自己。李玮改制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自己的支持，只要自己同意了，诏告天下颁布执行了，矛盾也就彻底激发了。
这场矛盾激发的后果有两个，一个是朝廷杀人，杀死所有敢于和朝廷对抗的人。一个是背叛者杀人，杀死夺走他们财富的人。自己首当其冲，成为背叛者要杀的人。而冲突一旦失控，州郡大乱，大将军首先就要保住小天子，其次是自己，再次是保住北疆这块根基之地。小天子一直在军中，有大将军的亲自保护，不会有事。燕无畏和风云铁骑到了晋阳后，不但能保护自己，更能戍守北疆。
大将军未雨绸缪，算无遗策。难道他真的是算无遗策？
去年的长安兵变，导致丞相蔡邕下台，李玮上位，大量武人随即入朝，而这些武人主要在哪里供职？州郡。现在并州刺史是张白骑，幽州刺史是樊篱，冀州刺史是杨明，青州刺史是张郃，兖州刺史是高览，凉州刺史是皇甫郦、司隶校尉是张辽，河南尹是徐晃，仅豫州刺史王泽和京兆尹余鹏两位大臣不是武人，但这两人都是北疆大吏。也就是说，一旦改制实施，朝廷只要下旨暂时授予州刺史部分军政大权，督领郡国，那么州郡就乱不起来。
征南大将军钟繇虽然坐镇豫州，但豫州刺史是王泽，荡寇将军雷重又有七万大军驻扎于许昌，钟繇即使背叛了，也难以影响大局，豫州依旧牢牢控制在朝廷手里。
先有李玮出任丞相，后有武人坐镇州郡，社稷稳若磐石。这个时候大军远征西疆，挑起朝廷财赋危机，继而借改制之名，抢夺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们的财富，这难道都是巧合？回过头去想想，这种巧合未免也太神奇了吧？
不可能。大将军要我把燕无畏和风云铁骑调回晋阳，那还是去年年底的事，这一切都是大将军安排好的。他把李玮推到丞相的位置上，把武人调到州郡任职，目的就是为了抢夺财富，为了能让国库盈实，为了给小天子主政打下坚固基础。
皇帝没有钱，靠赊贷过日子，靠别人的脸色过日子，靠卖官鬻爵过日子，哪里还有威望可言？哪里还能中兴社稷，稳定天下？
豹子大哥为了大汉，当真是殚精竭虑，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应该帮助他，有了豹子大哥的承诺，我即使死了，也心甘情愿。
“要做就要做成，否则就不要做。”长公主望着三位神色惊喜的大臣，郑重说道，“按此策改制后，朝廷一年能增加多少收入？你们具体算过吗？”
“目前无法具体测算……”李玮说道，“我和丞相府的一帮掾属们大概测算了一下盐铁收入。如果朝廷收回所有的开采权，再确保一半的经营权，那么朝廷一年至少可以增加二十亿到三十亿钱的收入。”
“有这么多？”长公主难以置信。
“哼……”李玮冷笑，“少府的收入为什么这么少？钱都让别人抢走了。盐铁官营后，朝廷收入随即增加，均输和平准也就能发挥作用，朝廷因此还能增加大约五亿钱的收入。”李玮继续说道，“如果加上限田罚租和增收的商税，朝廷一年至少可以增加三十亿到四十亿钱的收入，这样朝廷财富的总收入就能增加到一百亿钱。”
长公主闻言大为兴奋，“具体计策呢？”
“重修《盐铁律》，收回开采权，重建盐铁官，这样朝廷就能牢牢控制盐铁价格，继而通过价格狠狠打击盐铁商，把盐铁商手里的钱拿过来。盐铁价格降了，谷价上升了，农夫们的收入也会增加。”
“重修《均输律》，确保大司农诸官掌握所需的各郡国货物，以充实府库。大司农要向各郡国大量派遣均输官，把应由各郡国依例输京而京师并不需要的物品，从出产处转运他处出卖，通过辗转交换，把京师所需的货物运达长安，尽可能消除各郡国贡输往来烦杂、物品质量差、运费甚至超过货物价值的一些不合理现象。”
“重修《平准律》，在京师、洛阳、邯郸、晋阳、蓟城等地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各地市场价格涨落情况，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用以调剂供需，节制市场。”
“如此一来，大司农就控制了盐铁生产和货殖买卖，商贾富豪们难以从中牟取暴利，而各种物价也不致于暴涨暴落，导致百姓穷苦不堪。此策不但可以让朝廷增收，国库充盈，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农夫的收入，让他们过上温饱日子。”
长公主连连点头，担忧地问道：“此策若想顺利通过，难度有多大？”
李玮、田豫、田畴三人相视苦笑。
“难度应该不会太大。”李玮犹豫了片刻，慢慢说道，“当年，孝武皇帝连年征战，国室亏空，把文景时期留下来的府库积蓄全部用尽了。而当时土地兼并又日趋严重，朝廷财赋严重不足。孝武皇帝为了增加收入，下旨募民入奴婢、入羊、入钱、入粟以拜官或赎罪，又设武功爵出卖，力图筹措钱财。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他又打破了商贾不得为吏的禁令，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司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大商贾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主持改制，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一系列新政，极大地缓解了危机。”
“今日天下的形势和孝武皇帝朝相比，要严重百倍千倍，不改制不行。大汉历经四百年，血淋淋的教训历历在目，相信朝中的大臣和各地商贾富豪还不至于财迷心窍到失去理智的地步。和生命比起来，钱财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不足为重。朝廷此次改制，已经竭尽全力兼顾了各方利益，如果有人一定要置社稷安危于不顾，那就毫不客气，效仿孝武皇帝，以雷霆手段，坚决镇压。”
长公主神情冷峻，望着杀气腾腾的李玮，沉默良久，“难道非要杀鸣？不能好好商量吗？”
“如果殿下同意，臣打算年后在未央宫召集大臣、大儒和一些商贾富豪商讨此事。”李玮说道，“殿下为了庆典，不是请了很多人嘛，臣奏请殿下，改庆典为议政，请天下人为大汉中兴出谋画策，这也是一大盛举啊。”
长公主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和担忧。这么多大臣、大儒、大商贾富豪到了京城，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盐铁官营，等于朝廷把原来归商贾富豪所得的一部分盐铁之利收到了国库，这严重打击了商贾富豪，有利于朝廷遏制土地兼并的蔓延，而且也保护了农夫们的利益，可以让他们保住自己的生存之地。但是，孝武皇帝朝的时候，朝廷为了增加收入，盐铁价格定的很高，甚至高于商贾富豪们所定的价格，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当时买不起盐的人家很多，买不起铁质农具的农夫们只好用木犁耕地。”长公主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盐铁官营有利有弊，用得好，有利社稷稳定，用得不好，会埋下社稷动荡的隐患。说到底，关键还是吏治不能腐败，所以，这一政策本朝有过许多争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孝昭皇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大臣和各地州郡的大儒、大商贾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大儒和大商贾们要求朝廷废除盐铁、酒榷、均输等律法，以示节俭，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了许多主张。虽然他们提出的一些‘休养生息’之策有助于社稷稳定，但朝廷并未采纳他们废除盐铁的建议。始元六年七月，朝廷下诏，撤消了设置在各郡国的榷酤（酒专卖）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政策照旧，仍遵旧制。”
“到了王莽乱政的时候（公元十年），实行五均六管法（官卖盐、酒、铁，收山泽生产税，官铸铜钱，五均赊贷总称为六管），又改回来了，但结果大家都知道。”
“孝章皇帝驾崩后（公元八十八年），孝和皇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大将军窦宪总揽权柄。窦太后临朝不久，即宣布‘罢盐铁之禁，纵（任）民煮铸’，朝廷自此国库亏空。”
“孝和皇帝驾崩后，孝安皇帝（十三岁）继位（公元一Ｏ七年），邓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邓骘辅政。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和宦官。当时西疆战乱，内有叛乱，外有西羌入侵，朝廷急需财赋，不得不重禁盐铁。但由于朝野上下反对声太大，官营最终没有全部实现。永建元年（公元125年），宦官曹腾、孙程等十九人发动宫廷政变，赶走了阎太后，孝顺皇帝继位，宦官全部封侯并主掌权柄，盐铁逐渐恢复官营，但其后大将军梁翼辅政，盐铁之争再起。”
“到了我父皇一朝，大将军为了戍守北疆，说服了我父皇，重开盐铁，而当时主持此事的就是你。”长公主手指李玮，摇头苦笑，“算起来，盐铁重开已经十六七年了，现在朝廷要重禁盐铁，而主持此事的又是你，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朝堂上如果没有纷争，那才是怪事。”
“难道你不怕人家一气之下，把你杀了？”长公主调侃道。
李玮哑然失笑，侃侃而谈。
“盐铁之议，本朝曾有多次，但并未发生流血冲突，臣希望这次也能顺利解决。”
“其实盐铁之争，说到底还是治国策略之争。”
“在孝昭皇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之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就说过，‘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费之旅，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民’，好处很多。但名士商贾等人则认为盐铁专营有害处，指责孝武皇帝大举进兵匈奴，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
“两方的观点很明确，一方主张朝廷干预盐铁等货殖之事，一方主张自由发展；一方强调朝廷要强势，要威临四海，一方强调朝廷要无为而治；一方从社稷兴盛出发，一方从普通百姓的生存出发……这些观点的对立，不止本朝，自古以来就有。朝廷不强大，则难以抵御外敌，而过于强大，势必要侵害百姓的利益，这个治国的利弊实在难以抉择。”
“盐铁之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盐铁不专营，则朝廷财赋不能保证，这是事实。孝武皇帝朝如此，现在更是如此。不过，如果朝廷夺取了百姓太多利益，又会招致民愤。大秦历二世而亡，教训深刻。”
“孝昭皇帝朝的盐铁之议后，朝廷还是继续实行盐铁官营之策，可见建立一个强势大汉的策略还是占据了绝对上风。”
“那次盐铁之议，在双方争论的观点中，朝廷一方的论点较为务实，而大儒商贾一方则摆出了以德治国的理论，抨击盐铁官营违背了‘仁政’、‘王道’，认为盐铁官营不过是‘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这话听上去激动人心，用来煽动百姓大概没问题，但用它来说服我们，实在差得太远。整部《孟子》读得人热血沸腾，却没有一个诸侯国的君主采用孟子建议的治国之策，原因就在于此。”
“没有强大的王朝，没有威震天下的实力，百姓如何生存？百姓都不能生存了，还谈什么理想、礼制？只有大汉强大了，百姓吃饱了穿暖了，社稷安定了，才能谈理想、礼制，否则都是胡扯八道。”
“当然了，我不是说礼制、道德不重要。本朝历来重视教化，以德治国，以礼教民嘛。士人有理想，有道德，对社稷的好处不言而喻。然而，国政上的很多事，是很难用对错来简单区别和判断的。任何一个决策，朝廷都需要反复商讨，对形势进行分析和判断，需要仔细权衡利弊，需要斤斤计较，锱铢必争。”
“我们这类人的所作所为，常常被那些自命清高的士人所不齿。他们常说，君子不言利，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言行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但我说句难听的话，没有强大的大汉做后盾，他崇高什么？他拿什么崇高？他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崇高什么？”
“也许他们进入朝堂，亲身接触了国政，他们才会理解治国的艰难，才会知道这其中的难言苦衷，才会发现他们所抨击的‘苛政’不过是朝廷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已。然而，当百姓看到他们进入官场，言行不一后，大多会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