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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似乎没听到院长的呵斥，以更加猛烈的动作，掰着黄秋雅的手。黄秋雅的嘴里发出的声音已经不是尖叫而是哭嚎。
万心，住手！院长气急败坏地对着围观者吼叫着：你们都瞎眼了吗？快把她们分开！
上来几个男医生，费了很大的力气，把姑姑从黄秋雅的身上拖开。
上来几个女医生，把黄秋雅从地上架起来。
黄秋雅的眼镜掉了，牙缝里流着血，深陷的眼窝里流出混浊的泪水。但她的手依然死死地攥着那张传单。她嚎哭着：院长，您要给我做主啊
姑姑衣衫凌乱，脸色惨白，腮上有两道流血的沟槽，显然是被黄秋雅的指甲剐的。
万心，到底是怎么回事？院长问。
姑姑惨淡一笑，两行泪水涌出来。她把手中的几片传单碎屑扔在地上。一言不发，摇摇晃晃地走进妇产科。
这时，黄秋雅像立了大功、受了大苦的英雄一样，将手中那张揉成一团的传单，交到院长手里。她跪在地上，摸索自己的眼镜。
她把断了一条腿的眼镜架到鼻梁上，用手扶着。看到姑姑扔在地上的传单碎屑，急忙膝行上前，抢到手里，如获至宝，爬起来。
这是什么玩艺儿？院长一边抻展着传单，一边问。
反动传单，黄秋雅献宝般地将传单碎屑递给院长，说，这里还有，是那个叛逃台湾的王小倜发给万心的传单！
周围的医生护士们发出一阵惊叹。
院长眼睛老花，将传单移到很远的地方，费力地调整着视线。医生护士们一窝蜂般围上来。
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都回去上班！院长将传单收好，训斥完众人，又说：黄医生，你跟我来一下。
黄秋雅随着院长进了办公室，医生护士们三三两两地小心议论着。
这时，从妇产科里传出姑姑的嚎啕大哭声。我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畏畏缩缩地蹭进门，看到姑姑坐在椅子上，头伏在桌子上，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打桌面。
姑姑，我说，俺娘让我给您送兔子肉来了。
姑姑不理我，只是哭。
姑姑，我哭着说，您别哭了，您吃点兔子肉吧
我将手提的包袱，放在桌子，解开，将那碗兔子肉端到姑姑脑袋旁边。
姑姑一抡胳膊，将碗拨到地上，跌得粉碎。
滚！滚！滚！姑姑抬起头，大声吼叫着：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
第一章11
事后才知道，我闯下的祸有多大。
我逃出医院之后，姑姑切开了左腕上的动脉，用右手食指蘸着血，写下了血书：我恨王小倜！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
当那黄秋雅得意洋洋地回到办公室时，鲜血已经流到门口。她尖叫一声就瘫倒在地。
姑姑被救活，但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处分她的理由并不是怀疑她与王小倜真有关系，而是她以自杀的方式向党示威。
第一章12
一九六二年秋季，高密东北乡三万亩地瓜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跟我们闹了三年别扭、几乎是颗粒无收的土地，又恢复了它宽厚仁慈、慷慨奉献的本性。那年的地瓜，平均亩产超过了万斤。回想起收获地瓜时的情景，我就感到莫名的激动。每棵地瓜秧子下边，都是果实累累。我们村最大的一个地瓜，重达三十八斤。县委书记杨林抱着这个大地瓜照了一张照片，刊登在大众日报的头版头条。
地瓜是好东西，地瓜真是好东西。那年的地瓜不仅产量高，而且含淀粉量高，一煮就开沙，有栗子的味道，口感好，营养丰富。高密东北乡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地瓜，家家户户的墙壁上都拉起了铁丝，铁丝上挂满了切成片的地瓜。我们吃饱了，我们终于吃饱了，吃草根树皮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饿死人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腿很快就不浮肿了，我们的肚皮厚了，肚子小了。我们的皮下渐渐积累起了脂肪，我们的眼神不再暗淡无光了，我们走路时腿不再酸麻了，我们的身体在快速地生长。与此同时，那些吃饱了地瓜的女人们的乳房又渐渐大起来，她们的例假也渐渐地恢复了正常。那些男人们的腰杆又直了起来，嘴上又长出了胡须，性欲也渐渐恢复。在饱食地瓜两个月后，村子里的年轻女人几乎都怀了孕。1963年初冬，高密东北乡迎来了建国之后的第一个生育高潮，这一年，仅我们公社，五十二个村庄，就降生了2868名婴儿。这一批小孩，被姑姑命名为“地瓜小孩”。卫生院长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姑姑自杀未遂回家休养时，他曾来我们家探望过。他是我奶奶的娘家堂侄，是我们家的瓜蔓亲戚。他批评我姑姑糊涂。他希望我姑姑放下思想包袱，好好工作。他说党和人民的眼睛是亮的。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他要我姑姑一定要相信组织，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争取尽快恢复党籍。他悄悄地对我姑姑说：你和黄秋雅是不一样的。这个人本质很坏，而你根红苗正，虽然走了几步弯路，但只要努力，前途还是光明的。
院长的话让姑姑又一次放声大哭。
院长的话也让我放声大哭。
姑姑从血泊中站立起来，以火一样热情投入了工作。那时，虽然各村都有了经过培训的接生员，但还是有许多妇女愿意到卫生院生产。姑姑捐弃前嫌，与黄秋雅密切合作，既当医生又当护士，有时连续几天几夜不合眼，从鬼门关口，抢救了许多妇婴的生命。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们接生了八百八十个婴儿，包括十八台剖腹产手术。在当时，剖腹产还是相当复杂的手术，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小小公社卫生院妇科，竟敢干这样的大活，一时引起轰动。连姑姑这种心高气傲的人，也不得不钦佩黄秋雅的精湛医术。姑姑后来之所以能成为高密东北乡土洋结合的妇婴名医，还真要感谢她的这个冤家对头。
黄秋雅是个老姑娘，她这一辈子，大概连恋爱都没谈过。她脾气古怪，是可以原谅的。进入晚年之后的姑姑，曾经多次对我们讲述她的老对头的事。黄秋雅这个上海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名牌大学毕业生，被贬到我们高密东北乡，真是“落时的凤凰不如鸡”！谁是鸡？姑姑自我解嘲地说，我就是那只鸡，跟凤凰掐架的鸡，她后来可真是被我揍怕了，见了我就浑身筛糠，像一条吞了烟油子的四脚蛇。姑姑感慨地说，那时所有的人都疯了，想想真如一场噩梦，姑姑说，黄秋雅是个伟大的妇科医生，即便是上午被打得头破血流，下午上了手术台，她还是聚精会神，镇定自若，哪怕窗外搭台子唱大戏，也影响不了她。姑姑说，她那双手真是巧啊，她能在女人肚皮上绣花每当说到这里，姑姑就大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会夺眶而出。
第一章13
姑姑的婚事，已经成了我们家族的一块心病，不但上了年纪的长辈忧心，连我这种十几岁的野孩子也很操心。但没人敢在姑姑面前提这事，一提，她就翻脸。
1966年春天，清明节那日上午，姑姑带着她的徒弟——我们当时只知道她的外号叫“小狮子”——一个年约十八、满脸粉刺、蒜头鼻子、双眼间距很宽、头发蓬松、个头不高、身材相当丰满的姑娘，来村里为育龄妇女普查身体。工作完毕后，姑姑带着小狮子回家吃饭。
拤饼、煮鸡蛋、羊角葱、豆瓣酱。
我们早就吃过了，看着姑姑和小狮子吃。
小狮子很害羞的样子，低着眼不敢看人，颗颗粉刺，如同红豆。
母亲似乎很喜欢这个姑娘，问短问长，看看就要问到婚姻上了。姑姑说：嫂子，你别唠叨了，想让人家给你做儿媳妇吗？
哪里啊，母亲说，咱庄户人家，哪里敢高攀呢？“小狮子”姑娘可是吃国库粮的，你这些侄子们，哪个能配得上她？
“小狮子”头更低了，饭也吃不下去了。
这时，我的同学王肝和陈鼻跑来。王肝只顾往屋里看，一脚把地上的鸡食钵子踩得粉碎。
我母亲骂道：你这个熊孩子，走路怎么不长眼呢？
王肝手摸着脖子，嘿嘿地傻笑。
王肝，你妹妹怎么样？姑姑问，长高了点没有？
还那样王肝说。
回去告诉你爹，姑姑咽下一口饼，掏手帕抹抹嘴，说，无论如何，你娘不能再生了，再生她的子宫就拖到地上了。
别对他们说这些妇道的事。母亲说。
怕什么？姑姑道，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女人有多么不容易！这村里的妇女，一半患有子宫下垂，一半患有炎症。王肝他娘的子宫脱出阴道，像个烂梨，可王腿还想要个儿子！哪天我要碰到他还有陈鼻，你娘也有病
母亲打断姑姑的话，呵斥我：滚，跟你的狐朋狗友出去玩，别在这里讨嫌！
走到胡同里，王肝说：小跑，你要请我们吃炒花生！
为什么要我请你们吃炒花生？
因为我们有秘密要告诉你。陈鼻说。
什么秘密？
你先请我们吃花生。
我没有钱。
你怎么没有钱？陈鼻道，你从国营农场的机耕队那里偷了一块废铜，卖了一块二毛钱，当我们不知道？
不是偷的，我急忙辩白，是他们扔掉不要的。
就算不是偷的，但卖了一块二毛钱是真的吧？快请客吧！王肝指指打谷场边那架秋千。很多人围在那里，秋千嘎啦嘎啦响着。那里有个老头儿在卖炒花生。
等我把三毛钱的花生平均分配完毕后，王肝严肃地说：小跑，你姑姑要嫁给县委书记做填房夫人了！
胡说！我说。
你姑姑成了县委书记的夫人，你们家就要跟着沾光了，陈鼻说，你大哥，你二哥，你姐姐，还有你，很快就会调到城里去，安排工作，吃国库粮，上大学，当干部，到那时候，你可不要忘记我们啊！
那个“小狮子”，可真美丽啊！王肝突然冒出了一句。
第一章14
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家长们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豆油，捻着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布票，一个个眼睛潮湿，心怀感激。还是新社会好啊！生了孩子还给东西，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
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公社粮库保管员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学肖下唇的母亲——已经给肖下唇生了三个妹妹，最小的那个还没断奶，肚子又鼓了起来。我放牛回来时，经常看到肖上唇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小桥上经过。他身体胖大，自行车不堪重负，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经常有村里人开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纪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着回答：不能空，为国家造人嘛，必须不辞劳苦！
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县电影队下来放电影时，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灯片普及计划生育知识。当银幕上出现那些男女生殖器的夸张图形时，黑暗中的观众发出一阵阵怪叫和狂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跟着瞎起哄，很多年轻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这样的避孕宣传简直就像催生的春药，县剧团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深入到各村演出一齣小戏《半边天》，批判重男轻女思想。
此时姑姑已是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并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他基本不管事，挂名而已，我姑姑实际上是我们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
姑姑那时身体略有发胖，那口令人羡慕的白牙也因无暇刷洗而发黄。她的声音嘶哑，有了几分男人嗓，我们经常能在高音喇叭里听到她的讲话。
姑姑的讲话大多是以这样几句话开场：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干什么吆喝什么。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计划生育
那段时间里，姑姑的群众威信有所下降，连我们村那些深得了她的恩惠的女人们也开始说她的坏话。
尽管姑姑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但收效甚微，老乡们根本不接茬。县剧团到我们村演出，当那女主角在台上高唱：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时，王肝的爹王脚在台下高声叫骂：放屁！都一样？谁敢说都一样？！——台下群众群起响应，胡吵闹，乱嚷叫。砖头瓦片，齐齐地扔到台上。演员抱头鼠窜。王脚那天喝了半斤白酒，仗着酒劲儿，野性发作，分开众人，跳上舞台，前仰后合，指手画脚，发表演说：你们管天管地，还能管着老百姓生孩子？有本事你们找根麻绳把女人的家什都缝上吧。台下观众哄堂大笑。王脚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