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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下一个吞并目标是齐国还是楚国，其实一目了然，当然是齐国。
宝鼎却要打楚国，秦王政不能理解，质询宝鼎。
宝鼎做了一番解释。
赵国的灭亡指日可待，不足为虑。
燕国也不在考虑之列。燕国偏居于东北，其边境与匈奴人和东胡人接壤，而东胡人因为在漠东地区受到匈奴人的不断挤压，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不得不向辽东转徙，这导致燕国和东胡人的战争越来越激烈。这也是燕国国力持续损耗，实力一直得不到增长的重要原因。
想当年燕昭王时代，燕国也是中土一霸，麾下文臣武将云集，乐毅更是带着五国联军差点灭了齐国，如果不是燕昭王死了，齐国早在四十多年前就灭亡了。其后燕国也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但匈奴人和东胡人崛起于大漠，对燕国的威胁越来越大，燕国不得不重兵镇戍东北边疆，更在东北边疆大修长城。以燕国的国力，修建数千里长城，对国力的损耗可想而知。
自太史公之后的史学先贤们，对秦长城口诛笔伐，事实上秦始皇不过是把秦、赵、燕三国长城连在了一起，其工程量不值一提。秦国的西北疆长城是昭襄王时期所筑，赵国和燕国的北部长城也在同一时期所筑，距离秦始皇时代大约五十到八十年左右。
秦、赵、燕三国的北疆长城工程量浩大，以当时三国的国力在蛮荒之地修筑长城，其困难太大，没有几十年完成不了。三国修长城的时间段和匈奴人、东胡人、大月氏人等北虏诸种的逐渐强大相符合。当北虏的入侵越来越频繁的时候，长城的长度不断增加，以至于三国长城加在一起接近万里。由此可以推测到，三国的中枢肯定已经意识到来自大漠的威胁和中土统一的重要性，可见中土北疆长城的修筑和中土统一大业的进程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在长平大战之前，秦赵两国是中土双雄，都有统一的实力，最终两虎相争，两败俱伤。燕国没有这样的实力，在它失去消灭齐国的机会后，就退出了中土争霸的舞台，从此陷入为生存而苦战的窘境。中土诸侯国欺负它，北虏人也欺负它，它自己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决策连续失误，与赵国的战争更是连番失利，实力进一步缩减。
所以今天的燕国在实力上根本不是秦国的对手，但秦国若要吞灭它，就面临着北部边疆骤然扩大的问题。北疆区域大了，北虏敌人更多了，需要的镇戍兵力也就更多，这将严重消耗国力，非常不利于秦国吞灭齐国和楚国。
秦国占据赵国的代北是整个北疆战略的需要，而占据燕国的辽东目前却看不到战略意义，因此秦国完全没有必要在吞灭赵国之后，千里迢迢转战燕国。
在宝鼎看来，打燕国实际上得不偿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下来了还要重兵戍守，还要和东胡人打仗，消耗了国力却无益于推进统一大业，相比起来，倒不如秦燕继续结盟，让燕国继续盘驻东北，秦国乘机集中所有力量攻打齐楚。打下了齐楚，中土就剩下一个小小的燕国，这对秦国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历史上秦国灭了赵国后，仅仅过了两年，估计是等到大饥荒过去之后，秦王政就以荆轲刺秦为借口，发动了攻燕大战。这一战前后也打了一年多时间，可以想像远征大战的耗费之巨。打下来之后要驻军，这又要耗费。燕国残余力量逃到辽东，肯定要反攻，所以在王贲远征辽东之前，小规模的战斗肯定存在，这又是耗费。假如把这些耗费全部用来攻打齐楚两国，想必可以大大减轻这段时间秦国国力的损耗。
荆轲现在在江南，太史公所撰的传奇故事“荆轲刺秦”是不会再出现了，但如果秦王政要打燕国，即使没有借口也可以。宝鼎费尽口舌，把燕国说成了“鸡肋”，其用意就是打消秦王政在灭赵之后，乘胜攻打燕国的想法。
秦国接下来的目标不是齐国就是楚国。从地理位置和战略角度来说，秦国的确应该先打齐国，而不是楚国，但历史上秦国偏偏在耗费巨力拿下半个燕国后，调头去打魏楚两国。王贲灭魏，而李信和蒙武则被楚军打败了。
李信和蒙武攻楚失败，从历史上的只言片语来推测，其转折点就是昌平君的叛乱。李信大败于楚，其后依旧受到秦王政的重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秦王政并没有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李信。
于是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疑问。秦国为什么在灭赵之后，置中原而不顾，长途跋涉远征燕国？打完燕国，打中原魏国是对的，但为什么要同时打楚国？昌平君又为什么要叛乱？其后他又怎么成了楚国的大王？
统一这段历史本应波澜壮阔，史籍上应该大书特书，但因为秦国十五年就灭亡，而灭亡秦国其后再次统一中土的偏偏是楚人，所以这段历史就被有意简化了。试想秦王政在太史公的笔下都是暴君，那暴君的功业岂能大书特书？历史记载的过份简单导致秦王政执政的三十多年里充满了迷雾。
宝鼎身处这个时代，知道了这层迷雾后面的许多秘密，但遗憾的是，他在改变历史，而历史轨迹的偏差导致很多秘密不再存在。不过就统一战争来说，宝鼎还是希望历史轨迹不要发生太大的偏差。
假如秦国置中原而不顾去打燕国，是因为大饥荒肆虐中原导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攻打魏国不但在道义上要遭到谴责，秦国也要为救灾和灾后重建付出重大代价，那么从今日中土大势来说，秦国就没有理由千里迢迢远征燕国了，而应该养精蓄锐，攻打齐楚两国。
齐国为什么在秦国统一大战期间自始至终作“壁上观”？历史没有说明原因，但说齐国胆小不敢打，或者沉迷于享乐，或者奸佞卖国，这都经不起推敲。任何一个诸侯国的大王和权贵，尤其像后胜这样的外戚权贵，首要考虑的都是自身的利益，而自身利益的保障是建立在王国的存亡上，所以在秦国横扫中土期间，齐国不可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考虑到历史的缺失，尤其是统一期间历史的缺失，宝鼎有理由怀疑，齐国在这段时间里的历史被人为地抹去了，就像秦国统一时期的丞相昌平君、隗状都不载于历史一样。至于抹去的原因，宝鼎无从知道，但宝鼎从自己这几年的经历来看，齐国一直在合纵抗秦，虽然它没有派出军队直接参战，但它给其他诸侯国的援助尤其给赵国的援助从来就没有中断过。齐国名义上是保持“中立”，与各国都保持正常的贸易往来，但实际上这个“贸易往来”是有选择对象的。齐国不可能没有雄心壮志重建昔日的霸主辉煌，相反，他们为了这个目标，一直在不懈努力，只不过他们的策略失败了，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而已。
秦国打齐国，是强强对抗，如若齐楚再联手，秦国就有麻烦了。楚国和齐国相比，实力要差一些，再加上寿春的政局远比临淄混乱，所以未来几年，楚国是最好的目标。打楚国，攻占淮水南北，秦国就对齐国形成了三面包围，那时候再打齐国，把握性就非常大。
宝鼎现在根本不敢奢望齐国还是像原有历史一样，在统一大战期间一兵不发，直到最后献国投降。他和秦王政，还有咸阳中枢想法都一样，秦齐之间必有一场决定中土命运的大战，这一场决战只要赢了，秦国必将统一中土。
把最强的对手放到最后解决，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宝鼎把未来的统一思路详细解说，反复强调下一个目标是楚国。为了一战决胜负，他提出暂时养精蓄锐，然后以举国之力发动这一场战争。
秦王政一直沉默，他想得更多，他必须想清楚，宝鼎为什么一定要先打楚国？从军事和战略角度来说，宝鼎的建议没有错误，但宝鼎如此积极谋划，其背后必定有巨大的利益追求。
“扶苏怎么样？”秦王政试探了一句。
“战绩显赫。”宝鼎笑道，“大王是否打算封其为君？”
秦王政最不愿意讨论的就是这事，但宝鼎却偏偏逼他表态，这让他颇为恼火。
“你是不是有意让他率军攻打楚国？”
公子扶苏的身体里流淌着楚国王族的血液，他的母亲是楚国的公主，他的外祖父现在是楚国的令尹，他的身上深深烙印着楚人的痕迹。这是秦王政对扶苏最不满意的地方，宗室大臣和老秦人对此也是耿耿于怀，但秦王政迟迟不愿立储，关东人在立储一事上也是自有主张，他们也有自己中意的对象，这使得武烈侯有机会说服宗室和老秦人，联合楚系一起把扶苏推上储君之位，由此换取楚系在朝堂上的支持。
扶苏出镇中原，王绾一跃登顶做了丞相公，就是双方合作的成功例子。三方势力同处一个利益集团，对朝政有着决定性影响。但储君不同于丞相公，把一个秦王政不满意的公子扶上储君之位，难度太大。
去年扶苏拿到了稳定中原的功劳，今年扶苏又拿到了攻克邯郸的功劳，下一步他将拿到灭亡赵国国祚的功劳，然而，在咸阳宫的巨大阻力面前，这些功劳远远不够，不足以把他推上储君之位，所以要打楚国，要让扶苏亲手灭亡楚国国祚，由此赢得宗室和老秦人的绝对支持，赢得秦王政对他的赞许，这样扶苏问鼎储君的希望将大大增加。
宝鼎无意隐瞒，微笑点头，“他在中原再待几年，功勋和威望都有了，再加上我和上将军的辅佐，攻克楚国不成问题。”
秦王政陷入沉默，良久，他皱眉问道，“将来，是不是让高出镇江东？”
秦王政对公子高出镇一事一直心存忧虑，担心宝鼎另有图谋，所以不失时机地试探了一下。
宝鼎摇摇手，绝口不提公子高，“再过三四年，将闾他们几个都长大了，都可以出镇地方。”宝鼎直言不讳地说道，“中土统一，疆域辽阔，咸阳靠地方官员控制数千里之外的郡县，显然不现实。岭南距离咸阳有多远？辽东距离咸阳又有多远？地方官员的忠诚度如何保证？所以，王子出镇地方，是中央牢牢控制地方的最好解决办法。”
秦王政想了一下，说道，“将来可能有兄弟阋墙之祸。”
“统一之后的首要之务是稳定。”宝鼎说道，“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世上的事没有一蹴而就的，也没有尽善尽美的。就治国来说，国策必须依据王国的发展而调整。分封功臣的弊端的确太大，有诸侯割据之祸，此策不可用，所以我的想法是修改封君制，大量分封王子，但分封王子同样有弊端，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王国稳定之后，以雷霆手段，果断削藩。”
“削藩？”秦王政望着宝鼎，摇摇头，“让他们把吃进嘴里的东西吐出来，难啊。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大王吞并六国，统一四海，有雷霆之威。”宝鼎笑道，“大王难道连这点自信也没有？”
“既然后患无穷，为什么要留下后患？”秦王政摇手道，“寡人不同意分封，原因就在如此。”
宝鼎望着他，苦口婆心地劝道，“凡是都有个过程，国策也是一样。一匹飞奔的战马如果让它突然转弯，必定人仰马翻，所以在转弯之前，必须先减速，以便及时做出调整。”
秦王政不想在这件事上和宝鼎争论。有关分封的事，两人早在私人书信里反复讨论过。秦王政不同意宝鼎的看法，他认为人性的贪婪会导致此策失控，最终历史倒退，王国再次陷入分裂和战争。
宝鼎着眼的是现在，是统一后的稳定阶段，而秦王政考虑的是将来，是王国未来的发展。两者出发点不同，追求的利益不同，因此谁也说服不了谁。
接着两人谈到了赋税问题。赋税乃王国之根本，尤其现在统一时期，赋税的多寡直接关系到战争胜负。谈到赋税必然涉及到财经政策，而财经政策的核心就是农工商政策。结果兄弟两人再次争执起来。
宝鼎坚持“农商并重”，秦王政则坚持“重农抑商”。这两个策略中，最关键的就是土地政策。秦国的土地政策是“计口授田”，而宝鼎从未来人口骤增和土地总量不足的矛盾出发，提出土地有限度的私有买卖，以便巨贾富豪们把更多的钱财投到土地上，激发农耕的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增加田租的收缴总量。按照宝鼎的策略发展下去，必然出现“土地兼并”问题。土地兼并一旦失控，必然影响到王国的稳定和发展。
在这个国策上，宝鼎着眼于解决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而秦王政则关注土地私有买卖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
兄弟两人各不相让，最后秦王政主动让步。考虑到大河南北大饥荒造成了人口大量流失，土地大量荒芜，河北和中原急需恢复元气，秦王政同意宝鼎实施一系列有助于农工商发展的政策，但土地严禁私人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