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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太后、太监冯保和首辅张居正的通力配合之下，万历初政，就是万历元年到十二年这个时期，朝纲不紊，社会安定，经济也得到发展。具体说来，这段时间，政治上整肃吏治，信赏严罚，一统号令。经济上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增收赋税，使得万历这个时期的财政情况大有改观。隆庆的时候，国库年入大约白银200万两，到这时增加了一倍，到了400万两。在军事上，主要是平南倭，靖北虏。南倭，就是东南沿海的倭寇，张居正重用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屡创大寇，海疆平定。北虏，主要指北方蒙古势力，张居正重用辽东总兵李成梁，取得重大战绩。
在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初政时期，北京也出现了一片和平景象。明朝人史玄在其《旧京遗事》中写北京当时的情况：道路无警守，狗不夜吠，中秋月明之夜，长安街上歌声婉转曼妙。
但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张居正故去了。这一年很重要，我们前面讲过，袁崇焕也诞生在这一年。
张居正故去之后，万历皇帝就开始亲政。他先采取非常手段，摆脱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的影响和控制，接着果断地进行“三大征”，表现出一定的魄力和能力。万历皇帝最重要的政绩就是进行了“三大征”，底下我还要讲。但是，万历皇帝并没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而是居功骄傲，怠于政事，从励精图治到消极怠政。出现这样逆转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怠政原因
万历怠政原因很多，重要的有四条：
第一，摆脱戒尺。万历皇帝亲政前，头上悬着三把戒尺：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所以他亲政后就想摆脱这三把戒尺的束缚。
第一把戒尺是张居正。张居正是大学士，又是首辅，还是他的老师，万历皇帝平常称呼他的时候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先生，那是很恭敬的。因为张居正对万历要求非常严格，可能万历小时候就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而张居正一死，便有人在万历皇帝面前进张居正的谗言。种种因素纠合在一起，导致万历皇帝在张居正去世两年后下令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亲也非常悲惨，朝廷只给她留下一所空宅和10顷薄田。因为抄家的时候先封门，张家很多人没有来得及出来就被封在里头，里面长时间没有吃的，后来开了门查抄的时候已饿死妇孺10多口。万历皇帝惩治了张居正，摆脱了他头上的第一把戒尺。
第二把戒尺是太监冯保。冯保在万历初年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力很大。因为他和太后、和张居正关系都比较好，所以在约束万历皇帝方面也格外严格。有一次小皇帝被几个太监引导，穿着窄袖的衣服，在宫里头乱跑乱闹，冯保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后。太后让万历跪下，训斥他。有时候万历皇帝功课不好，冯保也报告太后，当然小皇帝又少不了吃一些苦头。所以，清算完张居正之后，万历皇帝就着手处置冯保。先将冯保发往南京安置，几天后又抄了冯保的家。这样，掌印太监冯保也失势了，万历摆脱了他头上的第二把戒尺。
第三把戒尺是李太后。李太后在万历小的时候也住在乾清宫，一为照顾他，二为督促他。早上要上朝的时候，天还不怎么亮，李太后就命人把万历小皇帝叫起来，让宫女给他洗脸，把他弄上车辇上朝；万历犯了错误，李太后经常严厉地责罚他。后来，万历渐渐长大，结婚、亲政，李太后就从乾清宫搬到慈庆宫，对他要求也不那么严格，有一些事情就不大管了。这样一来，万历又摆脱了悬在他头上的第三把戒尺。
这样，万历皇帝就不再受这三把戒尺的约束，性格中原来就有的任性、倔强，这个时候就更加发展。
第二，居功骄傲。万历皇帝继位之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连着进行了“三大征”，就是三次大的战争。
一是平啺葜摇拜是蒙古鞑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总兵。他的儿子叫喅卸鳎邢妇簦隽酥富邮埂Ｍ蚶辏�1592年），啺莺蛦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万历皇帝果断决定平叛。派去平叛的军队攻打了几次都没有取胜，万历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李如松派人决黄河水灌城，城外积满了水，城被冲开一个口子；李如松乘势下令攻城，一举平息了啺葜摇�
二是援朝抗倭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朝鲜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尽没。朝鲜危急，求明援助，“请援之使，络绎于路”。万历皇帝鉴于唇亡则齿寒，决定派兵到朝鲜，援朝抗倭。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前后进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丰臣秀吉去世，撤出朝鲜。
三是平定播州之乱。播州就是今贵州遵义地区，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万历皇帝派兵去平叛。这场战争时断时续，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最后的结局是明军八路进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杨应龙之乱。
万历皇帝在12年时间里，取得东北、西北、西南三个地域三次重大的军事胜利，史称“三大征”。于是，万历皇帝有点志得意满，后来就逐渐怠于政事。
第三，没有竞争。皇位继承制度，清朝比明朝高明一些。清朝的“三祖三宗”努尔哈赤、皇太极当时是选优的，顺治虽不是选优，摄政王却是选优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是在皇子当中选优的。明朝皇位继承是嫡长制。隆庆帝陈皇后无子、多病。万历帝上面的两个哥哥都早死，他同弟弟翊镠是同母，也不存在皇位竞争。所以他登极前没有竞争，坐上皇帝宝座以后又遇到一个所谓的太平盛世景象，就越发放纵自己；再加上万历帝比较任性，固执倔强，个性乖戾，不听忠谏，一味从心所欲，便渐渐怠于政事。
第四，身体有病。万历皇帝身体不太好，很胖。胖到什么程度？有的书说，他走路时，要太监给他抬着肚子缓缓前行。他给太后请安，史书记载，要“膝行前进”。胖易懒，懒就更易胖，恶性循环，使他更加厌倦政事。但是，反过来说，万历皇帝虽然有病，却也没有病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地步。比如说他的儿子福王，从洛阳派人到北京皇宫要钱、请赏等，早上报来，当晚就批复。这说明万历皇帝怠政的根本原因是他无视江山、社稷、国家、人民。
我上面说了这四个原因，形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万历皇帝怠政。那怠政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三、怠政表现
明朝皇帝不像清朝皇帝那样勤政。除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大多不勤政。有的书说，明英宗每天处理八件事，不及朱元璋的1/50。在明朝16位皇帝中，万历帝可以说是最懒惰的皇帝。
万历皇帝懒惰的表现是什么？我给概括为“六不做、六做”，就是该做的事情他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却做。
先说他的“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第一，不郊。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明史？礼志？郊祀》记载：“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圜丘为南郊的天坛，方泽为北郊的地坛。按照《周礼》的说法，身为帝王，“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就是在冬至要到天坛祭天、在夏至要到地坛祭地。《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皇帝是“天之子”，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
第二，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太庙里供奉着祖宗牌位。“敬天法祖”是皇帝的基本准则，连老百姓都要祭祖，更何况皇帝呢！万历皇帝懒到不敬天、不祭祖，自然更无视臣民的诉求。
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过去我说过，清朝皇帝每天要御门听政，就是每天要主持朝廷会议，以决重大国务问题。而万历皇帝竟然二十几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会议。有的大臣跪在宫门外请求皇上亲理朝政，竟不被理睬。如大学士方从哲请求补充阁臣，“章凡数十上，候旨文华门凡六日”。大家知道，紫禁城皇极殿（清改名太和殿）前，左翼（东面）是文华殿，右翼（西面）是武英殿，文华殿前面的门叫文华门，武英殿前面的门叫武英门。大学士方从哲几十件奏章上去之后，在文华门外等着万历皇帝的批示，连着等了六天都没有结果（《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一）。明军萨尔浒大败后，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第四，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过去我讲过，清朝的皇帝以康熙为例，上午御门听政，下午经常是接见群臣，小到知县、知州、知府，大到巡抚、总督。万历皇帝是连大臣也不见，更谈不到知县、知府了。大学士、首辅朱赓，三年没有见皇帝一面。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明史？神宗本纪》）而大学士、首辅叶向高说：“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明史？叶向高传》）可见，万历皇帝并不是谁也不见，对自己的爱子福王可以“一日两见”，对大臣则是不朝不见、不理不睬。
第五，不批。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明朝有一个规定，就是大臣不轻易上奏章，凡上奏章必有重要急迫的事情，皇帝就要赶紧批示，不论同意、不同意，还是部分同意，总要有个结果。但是，万历皇帝却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而是搁置一边。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大学士、首辅叶向高，章至百余上，结果，还是两个字：不报，就是没有回音。万历皇帝消极怠工的做法令许多大臣寒心，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明史？神宗本纪》）。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明史？赵焕传》）。他们既然无力改变这种局面，最后只得选择了辞职回家。
第六，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经筵，是为皇帝专设的讲席，由大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担任主讲，并同皇帝切磋经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讨治国理念与治策的场所。日讲，原意是每日向皇帝进讲经史。清朝的康熙帝8岁即位，比万历帝即位时还小两岁，但他除坚持经筵外，还坚持日讲。康熙皇帝这个日讲原来是隔一天讲一次，康熙说不行，要每日进讲。起初是冬天和夏天不讲，就是放寒暑假了，他说不行，寒暑天都要讲，有时候一天讲两次。在平定三藩之乱时，日讲在御门听政之后；平定三藩之乱后，日讲在御门听政之前。日讲时康熙常要求讲官不必忌讳，大胆讲解，偶有失误，也予以谅解。但是，万历帝却不参加经筵讲席，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批评道：“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又说万历：“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明史？王元翰传》）
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他忙什么呢？概括来说是“六做”：
第一，沉湎酒色。万历帝嗜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结果上行下效，朝野上下，宴舞酣歌，常常通宵达旦。他还宠幸郑贵妃，每天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
第二，贪敛钱财。万历帝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cuì）、锦绮山积，赢羡亿万计”（《明史？诸王五》）。这些钱财不入户部的国库，而归入内帑（tǎnɡ），就是皇帝的私库。中央及地方大小官员，上奏百疏，拒不采纳。
第三，乱封滥赠。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没有田了，就将周围郡县的土地划过来。他们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而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他们三家占全国总田地数的6。3％！
第四，肆意挥霍。《明史？食货志》记载：郑贵妃生子赏银15万两、过生日赏银20万两，潞王就国赏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