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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线索都指罗纳，但不论要逮捕罗纳或搜查罗纳的家仍需要更多的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如果并非紧急情况，警察要搜查民宅或入屋逮捕嫌犯，必须先向法官申请搜索令或拘票。申请时警察必须附申请书，具有充分理由认为民宅内有涉案证据或被逮捕对象可能涉案。
不过，警察仍未掌握充分的证据，为此，警察决定以新发现的单刃小刀来试探罗纳，他们便主动到纽浩斯家去。布朗和怀特发现住宅的车道上停着一辆轿车，知道有人可能在家，就上前敲门。许久，仍没有人应门。又过了几分钟，才看到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掀开窗帘的一角打开一条细细的门缝，瞧瞧外面敲门的人。
“我们是警察，想打听一些事情。”布朗说道。
“有什么事？”那女子紧张地问道。
刑警不想打草惊蛇，便说：“例行性访谈。”
她打开了门，警察问道：“你是罗纳的母亲吧，罗纳在家吗？”
这名妇女变得更紧张，急忙反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罗纳究竟闯下什么祸？”
“没什么事，只不过我们想问他有关一把刀子的事。”布朗答道。
“他不在家。”她回答说。
布朗顺手将小刀的照片拿到她面前，问道：“你有没有看到这把小刀？”
她拿着照片端详了一番，想了一下，摇着头支支吾吾地连声说道“没用，没有。”
刑警抱着试探的心理再问道：“你能让我进屋内看一看吗？”
她马上警觉起来，问道：“你们想找什么？我已经更你们说过我没有看过这把小刀，除非你们有搜索票，否则你们别想踏入我的家门。”
罗纳母亲守口如瓶，又难以进屋搜查，但是她异常的举动反而坐实了刑警的怀疑。
就在转身离开之际，没想到在门外遇上了兴冲冲跑回家的罗纳的弟弟约尼。他们便拿着照片问他：“小伙子，你看过这把刀吗？”
他掠过一眼，马上回答说：“这不是我大哥的小刀吗？这是我老爸送给他的圣诞礼物，他将这把小刀当成宝贝，从不让别人碰的。”
怀特马上接着问道：“你知道这把小刀现在在哪哩吗？”
约尼答道：“他说他前几天不小心丢了这把刀这怎么可能呢嘛，自从我爸爸在圣诞节将这把刀送给他他就随身带着总是小心翼翼地保管这把刀我才不相信他会搞丢这把刀…”
“约尼，不要乱讲话，赶紧进来！”罗纳的母亲站在门前大声喝住约尼，约尼只好挥手跑开。
警察决定等罗纳回来问个清楚。不久罗纳就回到家，当他看到屋外有警察时，马上紧张起来，但是故作镇定，不慌不忙地回答刑警的询查，当刑警问及他小刀的去处时，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说，他放在楼上。
刑警叫他上楼去找时，罗纳化了半个多小时才下楼，告诉刑警他找不到小刀，可能不小心搞丢了。
纵使凶刀是属于罗纳的，并不能就此肯定罗纳就是杀人凶手，因为也有可能是别人拾到后拿去行凶，因而刑警想证实罗纳不小心搞丢了小刀的说法是否属实。
当布朗问他是否愿意到警察局去一趟把事情解释清楚，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去就去嘛！”
到了警察局，他承认曾在案发当天参加夏令营的活动，但坚决否认和乔安娜曾有过单独的接触。他坚称解散后自己一个人到山上散步，由于迷路，到很晚才回到家，但是罗纳的家就在山脚下，他经常在山上活动，迷路的说法很牵强，侦探的疑心更大问他是否愿意接收策谎。
测谎的结果虽然不能在法院审理时作为呈堂证据，但是，警方依旧使用测谎来对嫌犯心战。
罗纳同意接受测谎。测谎人员将仪器准备好，正要开始问话时，罗纳的父母和一名律师急忙赶到。当他们看到罗纳手上和头上都被黏上测谎仪器的电线时，律师要警察出示拘票，否则就停止任何讯问。
当时刑警是“请”罗纳到警察局来，并没有向法官申请拘票，因而无法强迫罗纳接受任何讯问，警察只好放罗纳回家，眼睁睁地看着他大摇大摆地离开警察局。
美国的宪法提供诸多人身保护，虽然给警察办案带来很多的困扰和不便，但是并不意味着警察就束手无策。我们判定只要我们能拿到罗纳的血液和指纹样本，就可以确定在乔安娜身上发现的精液，毛发及小刀刀柄的指纹是否吻合，只要物证相符，罗纳就一定是作案的凶手。
我们马上向法院申请传票，指出罗纳涉案重大，请法官同意我们提取罗纳的血液样本和指纹样本。
法官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但是没想到纽浩斯家突然搬到了纽约，不过，警方只化了几天就找到了罗纳，并取得所需的检体。
鉴识结果显示，罗纳的血型为B型，PMG酵素分布为21型，和死者身上发现的血型分析相符。同时，罗纳的指纹与小刀刀柄上的指纹相符，毛发特征也相同。
根据这些证据，刑警逮捕了罗纳。同时，警方还在他家里找到了一捆鞋带，和一个仍留有少许汽油的油罐，经过化验，也和案发现场的证物相符。
找出嫌犯，在美国刑事制度下只算是破案破了一半，另一半是要在法庭上提出足够的证据及证词，让陪审员无从怀疑被告的罪证。要让陪审员相信检方的证词，还必须在法庭上用证据来证实被告的杀人动机，杀人手法及杀人机会。
检察官综合了各项证据，提出以下假设：当天乔安娜在夏令营解散后独自骑脚踏车回家，途中遇到相识的罗纳，当时罗纳正驾车跟在后面，他靠近乔安娜时问她是否愿意坐他的车去兜风，乔安娜答应了，便坐上罗纳的车，殊不知半途中罗纳产生歹念，将乔安娜带到树林，中把她绑起来，并强奸了她，怕她回家报案，便一不做二不休用刀杀死乔安娜，随后有用汽油焚烧尸体。
但是这个假设需要乔安娜的脚踏车佐证。乔安娜不可能将脚踏车丢在路旁，因此脚踏车很可能放在汽车的后车厢内，我们打开车厢一看，并没有发现任何脚踏车的踪影，但是车厢内的一块锋利金属板上留着急片油漆片，有红，黄，黑这三种颜色。很可能是罗纳般脚踏车时不小心撞到了金属板而留下脚踏车上的油漆。但是我们找不到乔安娜的脚踏车进行比对。破案有时需要靠运气。我们正为未寻获脚踏车证物而焦急时有一天，当地一个居民在六十多里外的野外跑步时，发现树丛中有一辆脚踏车弃置在路旁，警察拿回来后，乔安娜的双亲任出这正是乔安娜出事当天所骑的脚踏车。经过比对，发现罗纳后车厢内的油漆片与乔安娜的脚踏车的油漆相同。
在这些证据下，检察官决定以成人的强奸杀人罪来起诉罗纳。但是，由于本案并无任何目击证人，全靠物证，检方能否起诉仍无把握，便决定先由大陪审团审理。
美国联邦的刑事案件，大多是经过大陪审团的预审，经过大陪审团不公开情况下审理认定证据充足后检察才正式起诉。大陪审团由一般民众组成，他们可以审阅任何证据，并可强制传唤证人作证，而被告在大陪审团的审理程序中并无宪法保护。目前许多州已取消大陪审团预审的做法，而率由检察官决定是否起诉或证据是否充足，但是在处理许多重要性案件时仍会先交由大陪审团预审。
神探李昌钰
李昌钰 口述
邓 洪 整理
第6节 检方的专家证人
在出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前，我曾多次到法庭替公设辩护律师作证，不过乔安娜是我走马上任以来首宗重大凶杀案。我们根据物证化验结果逮捕了罗纳，罗纳却坚称自己无辜，罗纳的父母也向报纸记者说，警方并没有令人信服的人证或物证来逮捕罗纳。康州法庭以前也没有单凭化验结果起诉嫌犯的前例，因而大陪审团开始传唤证人时，马上引起报纸和社会的关注。
在缺乏目击证人的情况下，大陪审团是否接受检方的起诉将完全依靠现场勘查检查结果而定。出庭作证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将所有的证据钜细靡遗地审阅一遍，觉得所有化验方法及结果都符合科学根据，并且完全可靠。
作证当天我穿上笔挺的西装，打上内人特地为我准备的领带，提着装满案情资料的公事包，一大早就赶到了法庭。
庭警将我带入一个安静的房间等候传唤房间很安静，我顺手桌上的一份地方报纸一看，头版上赫然有益则新闻，标题为《李博士将在乔安娜焚尸案为检方作证》，文章并不长，上面说，“中国出生，台湾长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湾担任警官。后来赴美深造，随即于纽海文大学担任刑事科学。数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将担任检方证人向大陪审团提供该案的重要证据…这将是本州首宗科学破案的重大凶杀案。”
文章十分简短，但却将我带到从大陆到台湾的成长岁月。我手握着这张报纸，脑海浮现出童年成长的漫长岁月……
***
我的祖籍在江苏省如皋县，世代在当地经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里相当富裕，颇受到当地乡亲的尊敬。父亲李浩民继承家业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于如皋地区，听人说大上海滩是一个商机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带经营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贸易，生意非常兴隆。
父亲很疼爱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计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亲和母亲李王岸佛原已生了时个子女，一九三八年我呱呱落地时已是第十一个。很多人都担心孩子过多家计负担过重，不过双亲都觉得他们已经习惯带大了这么多个孩子，再多一个也不会太累。
等到我一岁多时，我们便举家从如皋小镇迁到当时被称为“花花世界”的上海。虽然上海的大都会环境对我们来自小城镇的外来人很陌生，但是我们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愉快。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亲忙不过来，还请了佣人帮忙。许多同乡亲友到上海投靠我父亲，我父亲待人很友善，热心助人，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而进进出出的亲朋好友为数众多。
父亲在我们迁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过他总会抽空教我们识字，他的管教非常严格，有时我念错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学习时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在他回家考我时，我都设法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就过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七年父亲担心战乱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长便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前往台湾，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湾经营农场，三哥李昌钢也随后在台湾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他们把我们兄弟姊妹安顿得很好，许多亲友也到台湾投靠我们。父亲定期从上海带钱到台湾，家中十分富裕，母亲和兄长们也十分慷慨地招待这些亲友或同乡，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中真可谓“食客数百”。
记得在我九岁的时候，全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备办着除夕大年夜饭，准备在父亲回家后大家一起开心地吃一顿团圆饭。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父亲搭乘的太平轮出事沉没，船上及百名乘客全部罹难。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报纸，电台都陆续报导这一消息，称这艏运载几百名乘客及大批黄金的轮船的确在海上出事无人生还。
这一恶耗来得太突然了，我们都不愿相信，我从来没有看过母亲如此悲伤，她觉得纵使轮船沉没，父亲仍有可能在轮船沉没时死里逃生，便华了大笔钱雇了一架飞机飞到出事的地区四处搜索，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父亲就此与我们永别了，他为我们编织好的在台湾发展的美梦也破灭了，原来投靠我们家的亲友同乡纷纷离开，剩下的是一位从未外出工作过，年过半百的母亲，带着失去丈夫之创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于异乡陌地里担负起把十多个未成年子女抚育长大的重担。
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吃苦耐劳的女子，在父亲罹难后，她擦干眼泪，承担起我们这个有十几张口的大家庭重担。家里只有两个哥哥及两个姐姐工作，储蓄又少得可怜。
为了养活这么多小孩，母亲起早摸黑，四处奔波，忙里忙外填饱我们的肚子，替我们安排学校，有时看到别人都有父亲而自己却没有，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母亲却将自己的痛苦掩饰起来，开导我们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她对我们的期待，也才能安慰父亲在天之灵。我们兄弟姐妹也理解到家中的困境，都会设法帮助家务，或到外面打工以补贴家用。
与上海的日子相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