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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后来我又对蛐蛐、蚯蚓发生了兴趣，叫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这种“道”，大多是皇帝的权利，很少是皇帝的义务。虽然圣贤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之类的话，但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了“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这些顺耳的道理，开讲之前，我是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的，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的比书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件苦事，确实给了他们好处。这种好处我却没享受到。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
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的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
老师们对我的功课，从来不检查。出题作文的事，从来没有过。我记得作过几次对子，写过一两首律诗，做完了，老师也不加评语，更谈不上修改。其实，我在少年时代是挺喜欢写写东西的，不过既然老师不重视这玩艺，我只好私下里写，给自己欣赏。我在十三四岁以后，看的闲书不少，像明清以来的笔记、野史，清末民初出版的历史演义、剑仙快客、公案小说，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等等，我很少没看过的。再大一点以后，我又读了一些英文故事。我曾仿照这些中外古今作品，按照自己的幻想，编造了不少“传奇”，并且自制插图，自编自看。我还化名向报刊投过稿，大都遭到了失败。我记得有一次用“邓炯麟”的化名，把一个明朝诗人的作品抄寄给一个小报，编者上了我的当，给登出来了。上当的除了报纸编者还有我的英国师傅庄士敦，他后来把这首诗译成英文收进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以此作为他的学生具有“诗人气质”的例证之一。
我的学业成绩最糟的，要数我的满文。学了许多年，只学了一个字，这就是每当满族大臣向我请安，跪在地上用满族语说了照例一句请安的话（意思是：奴才某某跪请主子的圣安）之后，我必须回答的那个：“伊立（起来）！”
我九岁的时候，他们想出一条促进我学业的办法，给我配上伴读的学生。伴读者每人每月可以拿到按八十两银子折合的酬赏，另外被“赏紫禁城骑马”①。虽然那时已进入民国时代，但在皇族子弟中仍然被看做是巨大的荣誉。得到这项荣誉的有三个人，即：溥杰、毓崇（溥伦的儿子，伴读汉文）、溥佳（七叔载涛的儿子，伴读英文，从我十四岁时开始）。伴读者还有一种荣誉，是代书房里的皇帝受责。“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既有此古例，因此在我念书不好的时候，老师便要教训伴读的人。实际上，皇弟溥杰是受不到这个的，倒楣的是毓崇。毓庆宫里这三个汉文学生，溥杰的功课最好，因为他在家里另有一位教师教他，他每天到毓庆宫来，不过是白赔半天功夫。毓崇的成绩最坏，这倒不是他没另请师傅，而是他由于念的好也挨说，念不好也挨说，这就使他念得没有兴趣。所以他的低劣成绩，可以说是职业原因造成的。
①“赏紫禁城骑马”也叫赏朝马。军机处每年将一、二品大臣年六十以上者，开单请旨，一般皆可获准，推侍郎（正二品）以下的不一定全准，内廷官员往往“特蒙思礼”不复问年，亲王以下至贝子则皆可准许。准骑者由东华门入至话亭下马，由西华门人至内务府总管衙门前下马。这种赏赐也是封建朝廷给予臣下的一种巨大的荣誉。
我在没有伴读同学的时候，确实非常淘气。我念书的时候，一高兴就把鞋袜全脱掉，把袜子扔到桌子上，老师只得给我收拾好，给我穿上。有一次，我看见徐坊老师的长眉毛好玩，要他过来给我摸摸。在他遵命俯头过来的时候，给我冷不防的拔下了一根。徐坊后来去世，太监们都说这是被“万岁爷”拔掉寿眉的缘故。还有一次，我的陆润庠师傅竟被我闹得把“君臣”都忘了。记得我那次无论如何念不下书，只想到院子里看蚂蚁倒窝去，陆老师先用了不少婉转的话劝我，什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听也听不懂，只是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陆师傅看我还是不安心，又说了什么“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我反倒索兴站起来要下地了，这时他着急了，忽然大喝一声：“不许动！”我吓了一跳，居然变得老实一些。可是过了不久，我又想起了蚂蚁，在座位上魂不守舍地扭起来。
伴读的来了之后，果然好了一些，在书房里能坐得住了。我有了什么过失，师傅们也有了规劝和警戒的方法。记得有一次我蹦蹦跳跳地走进书房，就听见陈老师对坐得好好的毓崇说：“看你何其轻佻！”
我每天念书时间是早八时至十一时，后来添了英文课，在下午一至三时。每天早晨八时前，我乘坐金顶黄轿到达毓庆宫。我说了一声：“叫！”太监即应声出去，把配房里的老师和伴读者叫了来。他们进殿也有一定程序：前面是捧书的太监，后随着第一堂课的老师傅，再后面是伴读的学生。老师进门后，先站在那里向我注目一下，作为见面礼，我无须回礼，因为“虽师，臣也，虽徒，君也”，这是礼法有规定的。然后溥杰和毓崇向我请跪安。礼毕，大家就坐。桌子北边朝南的独座是我的，师傅坐在我左手边面西的位子上，顺他身边的是伴读者的座位。这时太监们把他们的帽子在帽筒上放好，鱼贯而退，我们的功课也就开始了。
我找到了十五岁时写的三页日记，可以看出那时念书的生活情况。辛亥后，在我那一圈儿里一直保留着宣统年号，这几页日记是“宣统十二年十一月”的。
二十七日，晴。早四时起，书大福字十八张。八时上课，同溥杰、毓
崇共读论语、周礼、礼记、唐诗，听陈师讲通鉴辑览。九时半餐毕，复读
左传、谷梁传，听朱师讲大学衍义及写仿对对联。至十一时功课毕，请安
四官。是日庄士敦未至，因微受感冒。遂还养。心殿，书福寿字三十张，
复阅各报，至四时餐，六时寝。卧帐中又读古文观止，甚有兴味。
二十八日，睛。早四时即起，静坐少时，至八时上课。仍如昨日所记。
至十二钟三刻余，庄士敦至，即与溥住读英文。三时，功课毕，还养心殿。
三时半，因微觉胸前发痛，召范一梅来诊，开药方如左：
薄荷八分，白芷一钱，青皮一钱五分炒，郁金一钱五分研，扁豆二钱
炒，神曲一钱五分炒，焦查三钱，青果五枚研，水煎温服。
晚餐后，少顷即服。五时半寝。
二十九日，晴。夜一时许，即被呼醒，觉甚不适。及下地，方知已受
煤毒。二人扶余以行，至前室已晕去。卧于榻上，少顷即醒，又越数时乃
愈。而在余寝室之二太监，亦晕倒，今日方知煤之当紧（警）戒也。八时，
仍旧上课读书，并读英文。三时下学，餐毕，至六时余寝。
陆润庠师傅①是江苏元和人，做过大学士，教我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教满文的伊克坦是满族正白旗人，满文翻译进士出身，教了我九年多满文。和陆、伊同来的陈宝琛是福建闽县人，西太后时代做过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是和我相处最久的师傅。陆死后添上教汉文的做过国子丞的徐坊，南书房翰林朱益藩和以光绪陵前植松而出名的梁鼎芬②。对我影响最大的师傅首先是陈宝琛，其次是后来教英文的英国师傅庄士敦。陈在福建有才子之名，他是同治朝的进士，二十岁点翰林，入阁后以敢于上谏太后出名，与张之洞等有清流党之称。他后来不像张之洞那样会随风转舵，光绪十七年被借口南洋事务没有办好，降了五级，从此回家赋闲，一连二十年没出来。直到辛亥前夕才被起用，原放山西巡抚，未到任，就被留下做我的师傅，从此没离开我，一直到我去东北为止。在我身边的遗老之中，他是最称稳健谨慎的一个。当时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在我感到他的谨慎已经妨碍了我之前，他是我惟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
①陆润庠，也是当时的一个工业资本家，光绪末年，他在苏州创办了最早的纱厂丝厂。辛亥革命后清室非法授以太保，并在死后追赠为太傅，谥文端。
②梁鼎芬（1859—1919）字节庵又字星海，广东番禺人，宣统三年委广东宣抚使，未上任清朝即倒台，赴易州哭谒光绪陵，故小朝廷授他为“崇陵陵工大臣”。在他奔走之下，上海各地有不少想求得小朝廷的匾额或其他荣典的人大捐其钱，供奉崇陵工程。
“有王虽小而元子哉！”这是陈师傅常微笑着对我赞叹的话。他笑的时候，眼睛在老光镜片后面眯成一道线，一只手慢慢捋着雪白而稀疏的胡子。
更叫我感兴趣的是他的闲谈。我年岁大些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总要听他讲一些有关民国的新闻，像南北不和，督军火并，府院交恶，都是他的话题。说完这些，少不得再用另一种声调，回述一下“同光中兴、康乾盛世”，当然，他特别喜欢说他当年敢于进谏西太后的故事。每当提到给民国做官的那些旧臣，他总是忿忿然的。像徐世昌、赵尔巽这些人，他认为都应该列入贰臣传里。在他嘴里，革命、民国、共和，都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和这些字眼有关的人物，都是和盗贼并列的。“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是他对一切不顺眼的总结论。记得他给我转述过一位遗老编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他加上一个横批是：“旁观者清”。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遵时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朱益藩师傅教书的时候不大说闲话，记得他总有些精神不振的样子，后来才知道他爱打牌，一打一个通夜，所以睡眠有点不足。他会看病，我生病有时是请他看脉的。梁鼎芬师傅很爱说话。他与陈师傅不同之处，是说到自己的地方比陈师傅要多些。有一个故事我就听他说过好几遍。他在光绪死后，曾发誓要在光绪陵前结庐守陵，以终晚年。故事就发生在他守陵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他在灯下读着史书，忽然院子里跳下一个彪形大汉，手持一把雪亮的匕首，闯进屋里。他面不改色地问道：“壮士何来？可是要取梁某的首级？”那位不速之客被他感动了，下不得手。他放下书，慨然引颈道：“我梁某能死于先帝陵前，于愿足矣！”那人终于放下匕首，双膝跪倒，自称是袁世凯授命行刺的，劝他从速离去，免生不测。他泰然谢绝劝告，表示决不怕死。这故事我听了颇受感动。我还看见过他在崇陵照的一张相片，穿着清朝朝服，身边有一株松苗。后来陈宝琛题过一首诗：“补天回日手何如？冠带临风自把锄，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他怎么把终老于陵旁的誓愿改为“不见松青心不死”，又怎么不等松青就跑进城来，我始终没弄明白。
当时弄不明白的事情很多，比如，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陈师傅最信卜卦，并为我求过神签，向关帝问过未来祖业和我自己的前途；梁师傅笃信扶乩；朱师傅向我推荐过“天眼通”。
我过去曾一度认为师傅们书生气太多，特别是陈宝琛的书生气后来多得使我不耐烦。其实，认真地说来，师傅们有许多举动，并不像是书生干的。书生往往不懂商贾之利，但是师傅们却不然，他们都很懂行，而且也很会沽名钓誉。现在有几张赏单叫我回忆起一些事情。这是“宣统八年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