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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故事，我仍不肯认做是编造的。
太监们的鬼神故事一方面造成了我的自大狂，另方面也从小养成了我怕鬼的心理。照太监们说，紫禁城里无处没有鬼神在活动。永和宫后面的一个夹道，是鬼掐脖子的地方；景和门外的一口井，住着一群女鬼，幸亏景和门上有块铁板镇住了，否则天天得出来；三海中间的金鳌玉陈桥，每三年必有一个行人被桥下的鬼拉下去这类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十二岁以后，我对于“怪力乱神”的书（都是太监给我买来的）又人了迷，加上宫内终年不断地祭神拜佛、萨满跳神等等活动，弄得我终日疑神疑鬼，怕天黑，怕打雷，怕打闪，怕屋里没人。
每当夕阳西下，禁城进入了暮色苍茫之中，进宫办事的人全都走净了的时候，静悄悄的禁城中央——乾清宫那里便传来一种凄厉的呼声：“搭闩，下钱粮①，灯火小——心——”随着后尾的余音，禁城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值班太监死阴活气的回声。这是康熙皇帝给太监们规定的例行公事，以保持警惕性。这种例行公事，把紫禁城里弄得充满了鬼气。这时我再不敢走出屋子，觉得故事里的鬼怪都聚到我的窗户外面来了。
①“下钱粮”可能是“下千两”，意思是“下锁”，宫中忌讳“锁”字，故以“下千两”代替；“下锁”，后又讹传为“下钱粮”。总之，已经没有人说得清。——作者
太监们用这些鬼话来喂养我，并非全是有意地奉承我和吓唬我，他们自己实在是非常迷信的。张谦和就是这样的人，他每有什么疑难，总要翻翻《玉匣记》才能拿主意。一般的太监也都很虔诚地供奉着“殿神”，即长虫、狐狸、黄鼠狼和刺猬这四样动物。本来宫里供的神很多，除了佛、道、儒，还有“王爹爹、王妈妈”，以及坤宁宫外的“神杆”、上驷院的马、什么宫的蚕，日月星辰，牛郎织女，五花八门，无一不供，但惟有殿神是属于太监的保护神，不在皇室供奉之列。照太监们的说法，殿神是皇帝封的二品仙家。有个太监告诉我说，有一天晚上，他在乾清宫丹陛上走，突然从身后来了一个二品顶戴、蟒袍补褂的人，把他抓起来一把扔到丹陛下面，这就是殿神。太监们不吃牛肉，据一个太监说，吃牛肉是犯了大五荤，殿神会罚他们在树皮上蹭嘴，直蹭到皮破血流为止。太监若是进入无人去的殿堂，必先大喊一声“开殿！”才动手去开门，免得无意中碰见殿神，要受惩罚。太监每到初一、十五，逢年过节都要给殿神上供，平常是用鸡蛋、豆腐干。烧酒和一种叫“二五眼”的点心，年节还要用整猪整羊和大量果品，对于收入微薄的底层太监说来，均摊供品的费用，虽是个负担，但他们都心甘情愿，因为这些最常挨打受气的底层太监，都希望殿神能保佑他们，在福祸难测的未来，能少受点罪。
太监们为了取得额外收入，有许多办法。戏曲和小说里描写过，光绪要花银子给西太后宫的总管太监，否则李莲英就会刁难他，请安时不给他通报，其实这是不会有的。至于太监敲大臣竹杠，我倒听了不少。据说同治结婚时，内务府打点各处太监，漏掉了一处，到了喜日这天，这处的太监便找了内务府的堂郎中来，说殿上一块玻璃裂了一条纹。按规矩，内务府司员不经传召，不得上丹陛，这位堂郎中只是站在下面远远地瞧了一下，果然瞧见玻璃上有条纹。这位司员吓得魂不附体，大喜日子出这种破像，叫西太后知道必定不得了。这时太监说了，不用找工匠，他可以悄悄想办法去换一块。内务府的人明白这是敲竹杠，可是没办法，只好送上一笔银子。银子一到，玻璃也换好了。其实玻璃并没有裂，那条纹不过是贴上的一根头发。世续的父亲崇纶当内务府大臣的时候，有一次也是由于办什么事，钱没有送周全，没吃饱的太监这天便等在崇纶上朝见太后的路上，等崇给走过，故意从屋里设出一盆洗脸水，把崇给的貂褂泼得水淋淋的。那太监故作惊慌，连忙请罪。崇给知道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因为太后正等着他去觐见，因此很着急地叫太监想办法。太监于是拿出了一件预备好的貂褂说：“咱们这苦地方，还要托大人的福，多恩典。”原来太监们向例预备有各种朝服冠带，专供官员临时使用时租赁的，这回崇给也只好让他们敲一笔竹杠，花了一笔可观的租衣费。
据内务府一位旧人后来告诉我，在我结婚时，内务府曾叫我的大总管（刚代替张谦和升上来的）阮进寿敲了一笔。因为我事先规定了婚费数目，不得超过三十六万元，内务府按照这个数目在分配了实用额之后，可以分赠太监的，数目不多，因此在大总管这里没通过，事情僵住了。堂郎中锺凯为此亲自到阮进寿住的地方，左一个阮老爷，右一个阮老爷，央求了半天，阮进寿也没答应，最后还是按阮进寿的开价办事，才算过了关。那位朋友当时是在场人，他过于年轻，又刚去“学习”不久，许多行话听不懂，所以阮进寿得到了多少外快，他没有弄清楚。
不过我相信，像张谦和和阮进寿这些“老爷”，比起小德张来，在各方面都差得很远。我在天津时，小德张也住在天津。他在英租界有一座豪华的大楼，有几个姨太太和一大群奴仆伺候他，威风不下于一个军阀。据说一个姨太太因为受不住他的虐待，逃到英国巡捕房请求保护。小德张钱能通神，巡捕房不但没有保护那个女人，反而给送回了阎王殿，结果竟被小德张活活打死。那女人死后，也没有人敢动他一下。
我的前半生六 我的乳母
六 我的乳母
梁鼎芬给我写的“起居注”中，有一段“宣统九年正月十六日”的纪事：
上常笞太监，近以小过前后答十七名，臣陈宝琛等谏，不从。
这就是说，在到我七周岁的时候，责打太监已成家常便饭，我的冷酷无情、惯发威风的性格已经形成，劝也劝不过来了。
我每逢发脾气，不高兴的时候，太监就要遭殃：如果我忽然高兴，想开心取乐的时候，太监也可能要倒楣。我在童年，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牛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早在我懂得利用敬事房打人之前，不少太监们已吃过我恶作剧的苦头。有一次，大约是八九岁的时候，我对那些百依百顺的太监们忽然异想天开，要试一试他们是否真的对“圣天子”听话。我挑出一个太监，指着地上一块脏东西对他说：“你给我吃下去！”他真的趴在地上吃下去了。
有一次我玩救火用的唧筒，喷水取乐。正玩着，前面走过来了一个年老的太监，我又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把龙头冲着他喷去。这老太监蹲在那里不敢跑开，竟给冷水激死过去。后来经过一阵抢救，才把他救活过来。
在人们的多方逢迎和百般依顺的情形下，养成了我的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恶习。师傅们谏劝过我，给我讲过仁恕之道，但是承认我的权威，给我这种权威教育的也正是他们。不管他们用了多少历史上的英主圣君的故事来教育我，说来说去我还是个“与凡人殊”的皇帝。所以他们的劝导并没有多大效力。
在宫中惟一能阻止我恶作剧行为的，是我的乳母王焦氏。她就是我在西太后面前哭喊着找的那位嫫嫫。她一个字不识，不会讲什么“仁恕之道”和历史上的英主圣君故事，但当她劝我的时候，我却觉得她的话是不好违拗的。
有一次，有个会玩木偶戏的太监，给我表演了一场木偶戏。我看得很开心，决心赏他一块鸡蛋糕吃。这时我的恶作剧的兴趣又来了，决定捉弄他一下。我把练功夫的铁砂袋撕开，掏出一些铁砂子，藏在蛋糕里。我的乳母看见了，就问我：“老爷子，那里头放砂子可叫人怎么吃呀？”“我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就吃不了东西。人不吃东西可不行呵！”我想，这话也对，可是我不能取乐了，我说：“我要看他崩牙的模样，就看这一口吧！”乳母说：“那就换上绿豆，咬绿豆也挺逗乐的。”于是那位玩木偶的太监才免了一次灾难。
又有一次，我玩气枪，用铅弹向太监的窗户打，看着窗户纸打出一个个小洞，觉得很好玩。不知是谁，去搬了救兵——乳母来了。
“老爷子，屋里有人哪！往屋里打，这要伤了人哪！”
我这才想起了屋里有人，人是会被打伤的。
只有乳母告诉过我，别人和我同样是人。不但我有牙，别人也有牙，不但我的牙不能咬铁砂，别人也不能咬，不但我要吃饭，别人也同样不吃饭要饿肚子，别人也有感觉，别人的皮肉被铅弹打了会一样的痛。这些用不着讲的常识，我并非不懂，但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是不容易想到这些的，因为我根本就想不起别人，更不会把自己和别人相提并论，别人在我心里，只不过是“奴才”、“庶民”。我在宫里从小长到大，只有乳母在的时候，才由于她的朴素的言语，使我想到过别人同我一样是人的道理。
我是在乳母的怀里长大的，我吃她的奶一直到九岁，九年来，我像孩子离不开母亲那样离不开她。我九岁那年，太妃们背着我把她赶出去了。那时我宁愿不要宫里的那四个母亲也要我的“嫫嫫”，但任我怎么哭闹，太妃也没有给我把她找回来。现在看来，乳母走后，在我身边就再没有一个通“人性”的人。如果九岁以前我还能从乳母的教养中懂得点“人性”的话，这点“人性”在九岁以后也逐渐丧失尽了。
我结婚之后，派人找到了她，有时接她来住些日子。在伪满后期，我把她接到长春，供养到我离开东北。她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索要过什么。她性情温和，跟任何人都没发生过争吵，端正的脸上总带些笑容。她说话不多，或者说，她常常是沉默的。如果没有别人主动跟她说话，她就一直沉默地微笑着。小时候，我常常感到这种微笑很奇怪。她的眼睛好像凝视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常常怀疑，她是不是在窗外的天空或者墙上的字画里，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关于她的身世、来历，她从来没有说过。直到我被特赦之后，访问了她的继子，才知道了这个用奶汁喂大了我这“大清皇帝”的人，经受过“大清朝”的什么样的苦难和屈辱。
光绪十三年（1887），她出生在直隶河间府任丘县农村一个焦姓的贫农家里。那时她家里有父亲、母亲和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哥哥，连她一共四口。五十来岁的父亲种着佃来的几亩洼地，不雨受旱，雨大受涝，加上地租和赋税，好年成也不够吃。在她三岁那年（即光绪十六年），直隶北部发生了一场大水灾。她们一家不得不外出逃难。在逃难的路上，她的父亲几次想把她扔掉，几次又被放回了破筐担里。这一担挑子的另一头是破烂衣被，是全家仅有的财产，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她后来对她的继子提起这次几乎被弃的厄运时，没有一句埋怨父亲的话，只是反复地说，她的父亲已经早饿得挑不动了，因为一路上要不到什么吃的，能碰见的人都和他们差不多。这一家四口，父亲、母亲、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好不容易熬到了北京。他们到北京本想投奔在北京一位当太监的本家。不料这位本家不肯见他们，于是他们流浪街头，成了乞丐。北京城里成千上万的灾民，露宿街头，啼饥号寒。与此同时，朝廷里却在大兴土木，给西太后建颐和园。从《光绪朝东华录》里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这年祖父去世，西太后派大臣赐奠治丧，我父亲承袭王爵。醇王府花银子如淌水似地办丧事，我父亲蒙思袭爵，而把血汗给他们变银子的灾民们正在奄奄待毙，卖儿鬻女。焦姓这家要卖女儿，没有人买。这时害怕出乱子的顺天府尹办了一个粥厂，他们有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九岁的男孩被一个剃头匠收留下当徒弟，这样好不容易地熬过了冬天。春天来了，流浪的农民们想念着土地，粥厂要关门，都纷纷回去了。焦姓这一家回到家乡，渡过了几个半饥不暖的年头。庚子年八国联军的灾难又降到河间保定两府，女儿这时已是十三岁的姑娘，再次逃难到北京，投奔当了剃头匠的哥哥。哥哥无力赡养她，在她十六岁这年，在半卖半嫁的情形下，把她给了一个姓王的差役做了媳妇。丈夫生着肺病，生活却又荒唐。她当了三年挨打受气的奴隶，刚生下一个女儿，丈夫死了。她母女俩和公婆，一家四口又陷入了绝境。这时我刚刚出生，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