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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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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京报》。

  我在出宫之前,虽然对内务府的中饱和舞弊拿不到像上面说的这样证据,但是,每年的“放过款项”的数字告诉了我一个事实:我的内务府的开支,竟超过了西太后的内务府的最高纪录。内务府给我写过一份叫做官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的材料,是内务府为了应付清理财产的上谕而编造的(后面还要谈到这次清理),据他们自己的统计,除去了王公大臣的俸银不计,属于内务府开支的,民国四年是二百六十四万两,民国八、九、十年是二百三十八万两,一百八十九万两,一百七十一万两,而西太后时代的内务府,起先每年开支不过三十万两,到西太后过七十整寿时,也不过才加到七十万两,我这个人再不识数,也不能不觉得奇怪。同时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有些贵族、显宦之家已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甚至于什么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等等新闻已出现在报纸社会栏内,而内务府人却开起了古玩店、票庄(钱庄)、当铺、木厂(营造业)等等大买卖。师傅们虽然帮助过内务府,反对我买汽车、安电话,可是一提起内务府这些事,谁也没有好感。伊克坦师傅在去世前(我结婚前一年)不久曾因为陈师傅不肯向我揭发内务府的弊端,说陈师傅犯了“欺君之罪”,不配当“太傅”。至于庄师傅就更不用说了,内务府在他看来就是“吸血鬼”的化身。他对内务府的看法促成了我整顿内务府的决心。

  “从宫廷的内务府到每个王公的管家人,都是最有钱的。”他有一次说,“主人对自己的财产不知道,只有问这些管家的人,甚至于不得不求这些管家的人,否则就一个钱也拿不到。不必说恢复故物,就说手里的这点珍宝吧,如果不把管家的整顿好,也怕保不住!”

  他又说:“内务府有个座右铭,这就是——维持现状!无论是一件小改革还是一个伟大的理想,碰到这个座右铭,全是——Stop(停车)!”

  我的“车”早已由师傅们加足了油,而且开动了引擎。如果说以前是由别人替我驾驶着,那么现在则是我自己坐在司机座位上,向着一个理想目标开去。现在我刚刚胜利地开过“遣散太监”的路口,无论是谁叫我“停车”,也不行了。

  我下了决心。我也找到了“力量”。

  我在婚礼过去之后,最先运用我当家做主之权的,是从参加婚礼的遗老里,挑选了几个我认为最忠心的、最有才干的人,作为我的股肽之臣。被选中的又推荐了他们的好友,这样,紫禁城里一共增加了十二三条辫子。这就是:郑孝胥、罗振玉、景永昶、温肃、柯劭囗、杨锺羲、朱汝珍、王国维、商衍瀛等等。我分别给了他们“南书房(皇帝书房)行走”、“懋勤殿(管皇帝读书文具的地方)行走”的名衔。另外我还用了两名旗人,做过张学良老师的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和我的岳父荣源,派为内务府大臣。

  他们那些动人的口头奏对都没留下纪录,他们写的条陈也一时找不全,现在把手头上一份金梁的条陈——日期是“宣统十六年正月”,即金梁当内务府大臣前两个月写的——抄下一段(原文中抬头和侧书都在此免了):

    臣意今日要事,以密图恢复为第一。恢复大计,旋乾转坤,经纬万端,

  当先保护宫廷,以团根本;其次清理财产,以维财政。盖必有以自养,然

  后有以自保,能自养自保,然后可密图恢复,三者相连,本为一事,不能

  分也。今请次第陈之:

    一、曰筹清理。清理办法当分地产、宝物二类。一、清地产,从北京

  及东三省入手,北京如内务府之官地、官房,西山之园地,二陵之余地、

  林地;东三省如奉天之盐滩、鱼池、果园,三陵庄地,内务府庄地,官山

  林地,吉林黑龙江之贡品各产地,旺清、楧木囗林,汤原鹏棚地,其

  中包有煤铁宝石等矿,但得其一,已足富国。是皆皇室财产,得人而理,

  皆可收回,或派专员放地招垦,或设公司合资兴业,酌看情形,随时拟办。

  一、清宝物,各殿所藏,分别清检,佳者永保,次者变价,既免零星典售

  之损,亦杜盗窃散失之虞。筹有巨款,预算用途,或存内库,或兴实业,

  当谋持久,勿任消耗。此清理财产之大略也。

    一、曰重保护。保护办法当分旧殿、古物二类。一、保古物,拟将宝

  物清理后,即请设皇室博览馆,移置尊藏,任人观览,并约东西各国博物

  馆,借赠古物,联络办理,中外一家,古物公有,自可绝人干涉。一、保

  旧殿,拟即设博览馆于三殿,收回自办,三殿今成古迹,合保存古物古迹

  为一事,名正言顺,谁得觊觎。且此事既与友邦联络合办,遇有缓急,互

  相援助,即内廷安危,亦未尝不可倚以为重。此保护官廷之大略也。

    一、曰图恢复。恢复办法,务从缜密,当内自振奋而外示韬晦。求贤

  才、收人心、联友邦,以不动声色为主。求贤才,在勤延揽,则守旧维新

  不妨并用;收人心,在广宣传,则国间外论皆宜注意;联友邦,在通情谊,

  则赠聘酬答不必避嫌。至于恢复大计,心腹之臣运筹于内,忠贞之士效命

  于外。成则国家蒙其利,不成则一二人任其害。机事唯密,不能尽言

  此密图恢复之大略也。

  金梁当了内务府大臣之后,又有奏折提出了所谓“自保自养二策,”他说“自养以理财为主,当从裁减人手,自保以得人为主,当从延揽人手”。“裁减之法,有应裁弊者,有应裁人者,有应裁款者”,总之,是先从内务府整顿着手。这是我完全赞同的做法。

  除了这些最积极于“密图恢复”的人之外,就是那些态度消极悲观的遗老们,大多数也不反对“保护宫廷,清理财产”和裁人裁款裁弊。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可以我的陈师傅为代表,一提到改革内务府的各种制度总是摇头的。这些人大抵认为内务府积弊已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乾隆时代起,随着宫廷生活的日趋奢靡,即已造成这种局势,嘉庆和道光时代未尝不想整顿,但都办不到,现在更谈何容易?在陈师傅们看来,内务府不整顿还好,若整起来必然越整越坏;与其弄得小朝廷内部不安,不如暂且捺下,等到时来运转再说。但是像陈师傅这样的遗老,尽管不赞成整顿,却也并不说内务府的好话,甚至还可以守中立。

  我在婚前不久,干过一次清理财产的傻事。那时根据庄土敦的建议,我决定组织一个机构,专门进行这项工作。我邀请庄士敦的好朋友、老洋务派李经迈来主持这件事,李不肯来,推荐了他一位姓刘的亲戚代替他。内务府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曾搬出了我的父亲来拦阻。我没有理睬父亲的劝阻,坚持要委派李经迈的亲戚进行这件事,他们让了步,请刘上任。可是他干了不过三个月,就请了长假,回上海去了。

  经过那次失败,我还没有看出内务府的神通。我把失败原因放在用人失当和我自己尚未“亲政”上面;那时正值政局急变,我几乎要逃到英使馆去,也无暇顾及此事。现在,我认为情形与前已大不相同,一则我已当家成人,任何人拦阻不了我,再则我身边有了一批人,力量强大了。我兴致勃勃地从这批人才里面,选出了郑孝胥来担当这件整顿重任。

  郑孝胥是陈宝琛的同乡,在清朝做过驻日本神户的领事,做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陈宝琛和庄士敦两位师傅过去都向我推崇过他,尤其是庄师傅的推崇最力,说郑孝胥是他在中国二十多年来最佩服的人,道德文章,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位来,说到办事才干和魄力,没有比他更好的。陈师傅还告诉过我,郑孝胥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做民国的官,不拿民国的钱。我从报纸上也看到过颂扬他的文字,说他十几年来以诗酒自娱,“持节不阿”,捧他为同光派诗人的后起之秀。他的书法我早看过,据说他鬻书笔润收入,日达千金。他既然放弃了功名利禄前来效力,可见是个难得的忠臣。

  我和郑孝胥第一次见面是在民国十二年夏天。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我立时决定让他留下,请他施展他的抱负。我当时怎么说的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他听我谈完后大为感动,很快做出了一首“纪思诗”:

    君臣各辟世,世难谁能平?

    天心有默启,惊人方一鸣。

    落落数百言,肝脑输微诚。

    使之尽所怀,日月悬殿楹。

    进言何足异,知言乃圣明。

    自意转沟壑,岂知复冠缨。

    独抱忠义气,未免流俗轻。

    须臾愿无死,终见德化成。

  郑孝胥成了“懋勤殿行走”之后,几次和我讲过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并提出了比金梁的条陈更具体的整顿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整个内务府的机构只要四个科就够了,大批的人要裁去,大批的开支要减去,不仅能杜绝流失,更有开源之策。总之,他的整顿计划如果能够实现,复辟首先就有了财务上的保证。因此我破格授这位汉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为内务府大臣之首席。郑孝胥得到了我这破格提拔,又洋洋自得地做了两首诗:

      三月初十日夜值

    大王事獯鬻,勾践亦事吴。

    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

    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

    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

    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

    狸首虽写形,聊以辟群鼠。

    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

  但是,如果认为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会败在郑孝胥的手里,那就把这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宫廷管家衙门估计得太低了。尽管郑孝胥吹得天花乱坠,而且有我的支持和信赖,他的命运还是和李经迈的亲戚一样,也只干了三个月。

  那些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人,究竟是谁把郑孝胥挤走的,我始终没有完全弄清楚。是绍英捣乱吗?可是绍英是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耆龄吗?耆龄是个不熟悉内务府差使的外行,一向不多问事。至于宝熙,来的时间很短,未必有那样大的神通。如果说一切都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竟敢和郑大臣捣乱,也不全像。郑孝胥上任之后,遇见的第一件事,是面前出现了辛亥以来成堆的积案。郑孝胥对付的办法是先来个下马威,把原任堂郎中开除,把这个重要的位置抓过来,由他的亲信佟济煦接任。可是没想到,从此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根本没钱——真的没有,账上是明明的这样记着:要东西,东西总是找不到存放的地方,账上也是这样记着

  郑孝胥为了拉拢下级司员,表示虚怀若谷,倾听下情,他规定每星期和司员们座谈一次,请司员们为改革出些主意。有一位司员建议说,宫中各处祭祀供品向例需用大批果品糕点,所费实在太大,其实只不过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一样的庄重。郑对这个主意大为赏识,下令执行,并且对出主意的人摆升一级。可是那些把供品作为自己合法收入的太监(裁减后还剩下百名左右),个个都把郑孝胥恨之入骨。郑孝胥上任没有几天,就成了紫禁城中最不得人心的人。

  郑孝胥不想收兵,于是便接到了恐吓信。信上说:你正在绝人之路,你要当心脑袋。与此同时,被我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庄士敦也接到了恐吓信。信上说: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后来庄士敦很自得地对我说:“我也没坐车,偏骑马去,看他们敢不敢杀我,结果我活着到任了。我早看透了那些人!”他指的那些人就是内务府的人。他和郑孝胥对恐吓信都表示不在乎。

  事情最后的收场,还是在我这里。

  我刚刚任命了郑的差使,就得到了一个很头痛的消息:民国国会里又有一批议员提出了议案,要废止优待条件,由民国接收紫禁城。早在两年前,在国会里就有过这类提案,理由根据是清室在民国六年闹过复辟,现在又不断向民国官吏赐官赐爵赐谥,俨然驾于民国之上,显然图谋复辟。现在旧案重提,说我不但给复辟犯张勋谥法,更非法的是赏给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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